曾鞏

若公之賢，韓子歿數(shù)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跡，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后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歷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曾鞏的《醒心亭記》撰于宋仁宗慶歷七年(1047)八月，是應(yīng)其宗師歐陽修的托咐而成。由此“記”文的內(nèi)容與趣旨似可斷定，它理應(yīng)與歐陽修的《醉翁亭記》和《豐樂亭記》為渾然一體，無疑堪稱一組絕妙的姐妹篇章。不過后人常指“醉翁”、“豐樂”二記為傳世名著，至今膾炙人口，反倒將曾子固的《醒心亭記》冷落了。雖然三記的品評上下或可分出高低；但無論從題材記述的完整，題旨深化的境界，還是從藝術(shù)鑒賞的角度，只讀“醉翁”、“豐樂”而不讀《醒心亭記》，恰如管中窺豹，終不能見其完整全身，也就無法體味二記的欣然天成，匠心獨運。反之亦然。且“醒心”一記后出，其立意謀篇，結(jié)構(gòu)布局，文勢起合，乃至文法句法，都必定受前面二記的轄制與影響，如果說歐陽修作《醉翁亭記》和《豐樂亭記》，筆墨文思還無意于“渾然一體”;那么曾子固寫《醒心亭記》時，就不得不用心地斟酌三記的和諧與詳略了。毫無疑問，這種“無意”和“用心”并不能阻止歐、曾各自風(fēng)格的體現(xiàn)，卻正是“醉翁”、“豐樂”二記久傳不衰，《醒心亭記》獨有其妙之所在。

“環(huán)滁皆山也”。歐陽修以五字凝煉，總領(lǐng)起三記的地貌地理，概括出姊妹篇章的落墨有據(jù)。而滁州“西南諸峰，林壑尤美”，(《醉翁亭記》)山勢回抱，水泉甘冽。這才有宋僧智仙者先建“醉翁亭”(名晚出自歐陽氏“記”文)，臨于瑯琊山麓之釀泉；歐陽修繼筑“豐樂亭”，辟立在大豐山北麓之幽谷泉側(cè)；又增構(gòu)“醒心亭”，僅距“直豐樂之東幾百步”之遙。后二亭雖晚起，卻翼然憑添絕好風(fēng)景，令人賞心悅目，流連忘返。更兼歐陽修公以太守“醉”、“樂”、“醒心”之余興，以文壇大家之手筆，欣欣然作“醉翁”、“豐樂”二亭記。一時“遠近爭傳，疲于摹打”(《滁州志》)，而佳話與趣軼亦隨佳作齊名。不過滁州三亭雖各為山水增色，唯僅有二記以傳布其妙，終不免為憾事。所以歐陽修書寄曾子固，邀請他撰《醒心亭記》一篇，以記述增筑攬勝之舉，以促成“渾然一體”、之愿，以饗世人“多求其本”之心。曾氏遂應(yīng)允。于是受囑為文，或難或易亦盡在其中了。

作者切文題而落筆，首節(jié)文字簡潔明了。先述醒心亭的具體位置：“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繼而指出筑亭的時間“歐陽公作州之二年”(1046);又詳明與“豐樂亭”的聯(lián)系：“直豐樂之東幾百步”。指物記事，交代準確，且敘述平實自然。其中“得山之高”四字單提，實已點出“醒心亭”的與眾不同處。為下文設(shè)埋伏筆。唯末句“使鞏記之”順勢收頓一節(jié)文字，顯得極其自然貼切。“使”字由上文而來，主體仍是歐陽修。行文間盈溢著作者對歐曾師生之情的“且喜且幸”。看似作者無心，而文勢蓄聚已見端倪。

據(jù)考，曾鞏作《醒心亭記》時，已二十九歲，雖然他“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曾鞏墓志》) 且“未冠，名聞四方”(《曾鞏行狀》)。但此刻仍就讀于京城開封之太學(xué)。不過歐陽修已負謗遭陷，由京城任知掌制誥，貶謫為任知滁州。遂于慶歷五年 (1045) 十月抵郡。歐陽公有感于自已政治生涯中的二次被貶 (第一次是在他三十歲時因諍諫痛責(zé)高若訥，即著名的《與高司諫書》，落職峽州夷陵令)，一度郁悶頻生。他常借公務(wù)之暇，率眾出游。寄懷于滁州的山秀、林深、水清之間。他辟筑二亭，連撰二記，抒情寫志于“醉翁之酒”，“與民共樂”之內(nèi)。及至“仰而望山，俯而聽泉”，醒心明目，“久而忘歸”，遂有三亭缺一“記”，雖直抒胸臆而意猶未竟之感嘆?？梢姟笆轨栍浿彼淖?，既含有歐陽公欲求曾文，以補郊游宴樂圖之缺篇； 又顯示出作者決意傾心盡力。以促成三記的合璧聯(lián)珠。而歐曾間以文會友的君子之交，師生之誼已顯然。

雖如此，曾鞏撰《醒心亭記》未落筆時已有數(shù)處為難。命題作文，宗師親審，曾子難免惶恐愈加，分外用心。此為一； 有“醉翁”、“豐樂”二記在先，況文壇大家手筆盛名，何能試比？ 此其二； 從感懷“醉翁之意不在酒”，到唱嘆“天下之平久矣”，文章蘊藉幾盡。此其三。凡此三難處使曾子固不得不另辟蹊徑。全篇舍棄了對“醒心亭”所處環(huán)境與背景材料的闡述，以避免與“醉翁”、“豐樂” (尤其是后者) 二記相重復(fù)。作者對所記景物作精心剪裁，著力于“醒心”二字的或字面故實，或命名內(nèi)涵的揭示。指出了三亭之中“醒心亭”的獨特功用。所謂“豐樂以飲”?！靶研亩?，對歐陽公率眾出游來說，“醒心亭”乃終游勝景?！帮嬌佥m醉”也好，“豐年之樂”也罷，歐陽太守游興所至，“或醉且勞”，唯“醒心”能釋解。所以作者連用二個“必即”，“必即豐樂”，“必即醒心”。首先突出“醒心亭”在郊游宴樂之中的地位。“凡……則”句式的直意即在點出“醒心亭”為游宴者所必到之處。

“醉翁”、豐樂”二記都點明兩亭命名的趣旨。前者以“蒼顏白發(fā)”、“自號曰醉翁”，亭名亦憑“太守自謂”; 后者因深藏豐山幽谷，兼得“安此豐年之樂”，“遂書以名其亭焉”。曾鞏亦翻出新意，由“醒心而望”四字，連迭數(shù)層。由小及大，由近及遠?！巴毖矍巴ぞ八泥?，“望”遠處林壑諸峰。一個“望”字將滁州之美盡攬收眼簾：“群山相環(huán)”、“云煙相滋”、“曠野無窮”、“草樹眾而泉石嘉”。望中亦很有層次： 山、云、曠野為遠景飄逸； 草樹泉石為近者映輝。直至人人“目新所睹”、“耳新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于是“醒心”亭名的內(nèi)涵寓意或可辯識。然“或醉且勞”原應(yīng)歸返。然而一即“醒心而望”，則“更欲久而忘歸”。可見“醒心亭”自有勝過二亭之處。唯其勝處亦由“望”字來，人游宴者之心腑神竅，無怪乎“目新”、“耳新”、“心灑然”。此時反觀首節(jié)的“得山之高”，伏筆可謂精巧。唯其登高遠眺，才能有“望”。也才能“望”出遠近雄奇清幽，也才能“望”出太守胸中的心地曠達、“醉、樂、醒心”。作者此處的想象極豐富，“望”字以下，語辭質(zhì)樸而生動，而一意連出數(shù)層，行文卻毫無板澀平淡之感。繼而作者又翻“醒心”二字的故實出典。韓愈有和友人劉伯芻“三堂”風(fēng)景詩次韻二十一首，其中《北湖》詩云：“聞?wù)f游湖棹，尋常到此回。應(yīng)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彼栽栁闹蟹Q“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句，可證歐陽公命名有據(jù)有實。

文中首節(jié)的“使鞏記之”四字，自然是曾鞏由歐陽修的來信中得出。雖信之原句不得而知，但“醒心而望”之意或已點撥。考歐陽修《與韓忠獻五書》中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于州城(即滁州)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構(gòu)小亭于泉側(cè)。”實際上講得是幽谷泉與豐樂亭的由來。至于“醒心亭”的增筑，拋開“醒心”二字的故實與“望”意，似與歐陽修的本心相關(guān)。所以，曾鞏稱歐陽修“善取樂于山泉之間”，又善“名之以見其實”，無疑是領(lǐng)會了“使”字的含意。

曾鞏將筆墨濃聚于對“醒心”二字的揭示，力圖循歐陽修的“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之宗旨。所以他結(jié)撰全篇時很注意層次的折轉(zhuǎn)?！柏S樂以飲”、“或醉且勞”、“醒心而望”，將郊游宴樂的過程分解為“樂、醉、醒心”三個階段?！帮嫎贰迸c“勞醉”不專費口舌，唯在“醒心”二字的小題大做。

“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作者更宕開新旨，以“吾能言公之樂”另起文章之趣境。歐陽公作二記，先以“醉翁太守”之筆抒發(fā)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學(xué)傳統(tǒng)；繼又以“宣上恩德，與民同樂”之唱嘆，作“天下之平久矣”的溢美。曾子固則巧出“吾能言之樂”。獨發(fā)機杼，更是語出驚人。作者上節(jié)已稱歐陽修“可謂善取樂于山泉之間”，此時又說“公之樂”，并非在“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前后似乎矛盾，所以二節(jié)末一句中“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凡十字，在曾氏諸多的文集版本里無存。清人何焯《義門讀書記》干脆講“宋本無此十字，有此便與后‘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二句違反?！焙笫佬｜c選評時，亦每有舍去者。其實，何氏所論無非一家之言。舍之有理；存之亦然。由“取樂于山泉”到“所以寄意于此”，曾鞏的筆觸由淺入深，何嘗不能稱之謂題旨的深邃若揭；于人于事的醒心明目乃是三記所喝起的大旨大要。以此觀之，何來“二句違反”之憂？

曾鞏以又一組排比句式，道出“公之樂”的所在?！熬齼?yōu)游”、“民給足”、“學(xué)者皆為材且良”、萬物“生者皆得宜”。由“能言”又翻作四層，君民的“無為”、“無憾”;學(xué)者與萬物“皆材”、“皆宜”。作者層層生發(fā)，充分調(diào)動起想象、推理的藝術(shù)手段。堅持小處落墨，大處著眼。使段落與文句的綰連自然而縝密，錯落有致。曾鞏利用“吾能”、“吾君”、“吾民”三個吾字，帶進作者的情感與判斷，讀來親切、曉暢又別有韻味，而語辭的豐富內(nèi)涵，給人以啟迪。

本文末節(jié)文字乃《醒心亭記》的畫龍點睛之處。曾鞏將韓愈、歐陽修這樣的文壇大師與“醒心”二字相連。以“同游之賓客”能與歐陽修的同樂同飲，卻不知今日“公之難遇”。用反問句“其可不喜且幸歟？”作結(jié)全篇，且問且答； 問是虛，答是實。對眾人來講，“且喜且幸”將“飲樂”、“輒醉”、“醒心”的郊游宴樂圖賦之以新的涵意。對曾鞏個人來說，以太學(xué)晚生小輩而能受到大師提攜若此，其倚托盛名，使記文得以傳世，實為可喜可賀、值得慶幸。這末一節(jié)的行文感情濃烈。稱贊韓、歐二人的品德文德，用詞極精確。如以“難遇”、“慕”、“覽”、“思欲見”諸詞，句句掬起作者的真情實意，又脫盡枯燥無味的空洞贊揚。在結(jié)構(gòu)上又照應(yīng)了篇首的“使鞏記之”四字，果真是“醒心亭”要“記之”，宗師的文才品德與胸襟更要“記之”。全篇的題旨至此亦不言自明。

歐陽修貶知滁州，歐曾間的往來便始終不斷。著名的《上歐陽學(xué)士書》即作于歐上任之后，曾鞏甚至還作《奉和滁州九詠》以應(yīng)歐陽宗師的青睞。其中的一首《幽谷晚飲》有“幕府既多暇，山水乃屢過”，“一時聳傳觀，千載激柔懦”兩句，或可證曾子固當跟隨歐陽修在三亭宴游過，不然和韻詩中為何指稱準確、明晰、辭語與情摯都恰到好處？所以歐陽修書寄曾子，“使鞏記之”，真是找準了著作者。也不枉歐曾相知、相識的一番君子如水，師生情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