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事研究會是一部分國民黨人以繼續(xù)反袁為目的而組成的政治團體，它是全國反袁斗爭中一支重要的力量，1914年8月在日本東京成立。
如前所述，孫黃兩派觀點不同，分歧日深。黃興等人終因反對中華革命黨入黨手續(xù)和誓約及黨章中關于非黨員在革命時期內(nèi)沒有公民資格和元勛公民的規(guī)定，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因而兩派在組織上形成了公開分裂的局面。陳其美全力支持孫中山，“力排眾議，主亟進”^[1],對持反對意見者大加攻擊。一些人對陳之所為不以為然，遂散布陳是青幫首領，“在新黨未宣布成立，就以青幫身份竊取組織部門要津”^[2]。再加上陳其美誤認為黃興攜巨款在東京建造私宅，無理指責黃興，許多人對陳更表惡感，孫黃兩派對立情緒加劇。黃興認為這是因他不同意孫中山的主張而對他施加的壓力，十分惱火。他在給宮崎寅藏的信中氣憤地說：“然以弟不贊成中山之舉動，以是相迫，不但非弟所樂聞，且甚為弟所鄙視。”^[3]黃興覺察到“近日造謠傾軋之機已露”^[4],因而對黨事更覺灰心，心情十分沉重。他說：“國事日非，革命希望日見打消，而猶自相戕賊若是，故日來悲憤不勝?！?sup>[5]這時，國民黨中一些官僚黨員乘勢到處活動，主張“擁黃克強先生另行組黨”^[6]。
在這種復雜的形勢下，黃興處境十分為難。他目睹黨內(nèi)已成分裂的局面，感到非常痛心，但又無力改變這種狀況。他既不肯違心地改變自己的觀點，屈從孫中山的做法，也無法說服孫中山改變主張，更不愿另樹一幟，與孫中山對抗。因為黃興雖然與孫中山的意見經(jīng)常針鋒相對，甚至爭論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但在堅持民主革命立場這個根本問題上始終是一致的。1914年初春，黃興為新成立的浩然廬學校題匾額時，憤然揮筆寫下“大盜竊國，吾輩之責”^[7]。這充分表明，黃興雖身處逆境，但與孫中山一樣，討袁救國的壯志未衰。再則，盡管孫黃之間出現(xiàn)裂痕，黃興仍然視孫中山為革命黨中唯一的領袖。因此，當一部分人想擁他另行組黨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黨只有國民黨，領袖惟孫中山，其他不知也?！?sup>[8]
孫中山見和黃興意見無法一致，便不再談合作問題。1914年6月3日，他給黃興去信說：“兄所見既異，不肯附從，以再圖第三次革命，則弟甚望兄能靜養(yǎng)兩年，俾弟一試吾法?！?sup>[9]既然孫中山已表明將獨立進行，黃興也不想從中阻攔。他認為長在東京相持下去，不但對黨事無補，反會使“同志之間意見日深，將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給敵人以挑撥離間的機會”^[10],不如離開日本。這樣既可以“避免黨內(nèi)糾紛”^[11],又可以向?qū)O中山“表明心跡”,以便使孫中山可行其所是，各不相妨。于是，黃興給孫中山回信說：“弟如有機會，當盡我責任為之，可斷言與先生之進行決無妨礙?！?sup>[12]同時決定離開日本，前去美國。6月27日，黃興在寓所宴請孫中山敘別。30日，他在李書城等人的陪同下，由橫濱乘輪船赴美。
黃興離日，并沒有緩和革命黨內(nèi)部孫黃兩派的對立情緒。追隨黃興的一些革命黨人，見東京僵持的局面，無所作為，也紛紛出走。李烈鈞離日赴法，漫游歐洲；柏文蔚轉(zhuǎn)道香港，去了南洋；鈕永建經(jīng)美轉(zhuǎn)赴倫敦^[13]。在南洋的陳炯明也宣稱“不問國事”^[14]。
仍留在日本的一些人群龍無首，主張各異。一些人不愿加入中華革命黨，仍想“別樹一幟，與孫對抗”^[15];一些人不贊同這種做法，但又不知如何進行。李根源、程潛等人則進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jīng)濟，以等待時機?？傊?，追隨黃興的部分國民黨人，既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又沒有自己的組織，形同一盤散沙。
恰逢此時，爆發(f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留在日本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部分國民黨人，認為時局緊張，便經(jīng)常聚集在一起，討論世界大戰(zhàn)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和應付方針。這種機會使他們得以常常聚會，以前那種無組織的狀況，多少有些改變。1914年8月，由李根源等人倡議，以討論歐事為名，把散居各地的人組織起來。大家都贊同這個建議，并在一起反復磋商了確定組織名稱的問題。多數(shù)認為：一、應和一般政黨的性質(zhì)區(qū)別開來，這樣可以避免發(fā)生和中華革命黨對立的誤會；二、可以借此聯(lián)絡僑居日本的同志，隨時隨地，相互商榷；三、這個名稱不顯眼，一時不致為袁政府所忌，國內(nèi)的人士也可以借此聯(lián)絡，互通聲氣^[16]。從上述幾方面考慮，最后決定將新成立的組織取名為“歐事研究會”。
歐事研究會的參加者，多數(shù)都是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但在政治上堅持討袁，又贊成黃興“緩進”主張的國民黨人，歐事研究會在日本成立后，美國、南洋、歐洲及國內(nèi)上海的一些人相繼加入，共有會員一百多名，其中基本上由國民黨內(nèi)兩部分人組成。
一、追隨黃興的革命黨人。他們大多數(shù)是同盟會的軍事骨干，所謂“黃派軍人”或“士官生”。這部分人是歐事研究會的核心力量。二次革命時，他們在各省討袁軍中擔任著重要的軍事職務，其中有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陳炯明，安徽都督柏文蔚，四川軍長熊克武，還有擔任江蘇或上海討袁軍高級將領的鈕永建、李書城、冷遹、章梓、趙正平、方聲濤；江西討袁軍將領林虎、李明揚；安徽將領龔振鵬；湖南將領程潛、張孝準、陳強、程子楷等。他們在二次革命的戰(zhàn)場上，直接帶兵與袁軍短兵相接，浴血奮戰(zhàn)。然而，慘敗于袁軍手下的沉重打擊，卻使他們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們普遍認為，討袁之役，各自手下都有不少兵將，仍致失敗，現(xiàn)在無一兵一卒，何能妄言激進？因此，對孫中山提出要重組軍事力量，繼續(xù)發(fā)動武裝討袁，更覺得是紙上談兵。另外，黃興是三軍主帥，他們跟隨黃興征戰(zhàn)多年，從感情上也多和黃興接近，“皆愿以黃克強的進退為進退”^[17]。孫黃之爭中，他們在觀點上也都傾向于黃興，因而也都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
二、國民黨中的穩(wěn)健派。其中主要是前統(tǒng)一共和黨的成員，如谷鐘秀、殷汝驪、彭允彝、吳景濂、歐陽振聲、張耀曾等，還有楊永泰、徐傅霖、韓玉辰等人。二次革命后，他們分別任參議院議員或眾議院議員。宋案發(fā)生后，他們留戀議員職位，不希望以武力方式解決，主張依據(jù)法律，制成完備憲法，以限制袁氏職權。1913年7月上旬南北交戰(zhàn)之際，憲法起草委員會仍積極進行。自各路討袁軍相繼失敗，他們“更欲據(jù)憲法起草委員會孤軍奮斗，以期最后之法律勝利”^[18]。討袁事敗，他們也遭到袁世凱通緝，被迫流亡海外。當兩軍兵戎相見時，他們?nèi)曰孟胍苑山鉀Q；戰(zhàn)事失利后，對孫中山繼續(xù)以武力討袁的激進主張，“自然多不能接受，乃至大有抵觸”^[19]。還有部分國民黨議員自辛亥革命之后身居顯位，被袁世凱逼迫亡命，實出無奈，“只要能夠逸居東瀛，坐待東山再起，于愿已足”^[20]。因此，黃興的緩進主張，正合他們的意圖。
革命黨黃派軍人和國民黨穩(wěn)健派的結(jié)合，也并非偶然。他們都反對袁世凱獨裁專制，堅持討袁，在策略上贊同黃興的緩進主張。政治觀點的基本一致，是他們結(jié)合的基礎。在組織上，他們原來同處于國民黨之中。孫中山成立中華革命黨，把這批堅持反袁的國民黨穩(wěn)健派排斥在外；黃派軍人又因和孫中山意見分歧，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于是，由于不同原因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的兩派，便以討論歐戰(zhàn)為名，很快就結(jié)合起來。
歐事研究會的主要組織者和實際負責人是李根源。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號雪生，云南騰越人，畢業(yè)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在東京加入同盟會。云南光復，任云南軍政府參議院院長，并受中將銜兼軍政部總長，1913年任國會眾議員。軍人和議員的雙重身份，使他和兩派人都有密切的聯(lián)系，成為聯(lián)絡兩派的重要人物。他在歐事研究會成立的過程中，集合同志，或協(xié)同章士釗草擬對外文字，衡量局勢，斟酌詞句，或發(fā)函聯(lián)系國內(nèi)、歐美、南洋各地同志，在籌劃和組織上都起了重要作用^[21]。
歐事研究會在東京成立后，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驪、冷遹、林虎、程潛等連名致函在美國的黃興、李書城等人，告知成立歐事研究會的目的和具體做法，請他們加入。黃興認為歐事研究會的宗旨，沒有違背其一貫的主張，又能組織同志圖謀進行，便欣然贊同，回信表示：“知公等設立歐事研究會，本愛國之精神，抒救時之良策，主旨宏大，規(guī)畫周詳，其著手辦法，尤能祛除黨見，取人材集中主義，毋任欽仰。又承決議認弟為本會會員，責任所在，弟何敢推辭？”^[22]歐事研究會沒有嚴密的組織，也沒有設最高領導職務。但是，它的成員多是黃興的部下和追隨者，黃興的思想對歐事研究會也具有實際的指導作用。因此，黃興是歐事研究會成員心目中的領袖。
歐事研究會沒有系統(tǒng)的政治綱領性文件，只留下了一份該會發(fā)起人于1914年8月13日起草的“協(xié)議條件”,內(nèi)容如下：
一、力圖人才集中，不分黨界；
二、對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義；
三、對于國內(nèi)主張浸潤漸進主義，用種種方法，總期取其同情為究竟^[23]。
“協(xié)議條件”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歐事研究會力圖聯(lián)合各派，以“緩進”的方針堅持討袁的政治主張和斗爭策略。從中可以看出，在革命危難之際，歐事研究會仍然堅持了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立場，在根本點上和中華革命黨是一致的，兩者的分歧主要是在斗爭策略上各持所見。在歐事研究會“緩進”的方針中，存在著過高地估計敵人力量，對再舉革命缺乏信心的消極因素。但是，他們反對以“少數(shù)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時之憤”^[24]的做法，提出“蓄遠勢毋狃于目前，計全局毋激于一部”的主張^[25],則是對中華革命黨軍事上冒險盲動的否定。再則，歐事研究會反對中華革命黨在組織發(fā)展上的宗派主義傾向，主張應不分黨界，聯(lián)合一切能夠聯(lián)合的力量共同討袁。這在當時無疑是正確的斗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