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朝柔遠記》,又名《國朝通商始末記》、《中外通商始末記》。編年體對外關(guān)系專史。二十卷。清王之春著。光緒五年(1879年)左右完成初稿。
王之春，字爵棠，又作芍棠。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卒年不詳。湖南清泉(今衡陽)人。系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后裔。王之春早年為幕客，曾參與曾國藩、李鴻章的軍務(wù)活動，任廣東雷瓊、高廉兵備道道員，署理廣東布政使、湖北布政使，出使俄國，四川布政使，山西、安徽、廣西省巡撫。后因力主聯(lián)俄拒日，1904年被愛國志士行刺未遂。王之春從此為人不齒。他的著作除《柔遠記》外，還有《椒生詩草》、《椒生縵草》、《椒生隨筆》、《船山公年譜》。
本書前十八卷，用編年體裁，記述清王朝從順治元年(1644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間的對外關(guān)系大事。后兩卷作為附篇，一為瀛海各國統(tǒng)考，蠡測卮言；一為沿海形勢略，環(huán)海全圖等地圖。
《國朝柔遠記》的作者，“以文人兼武事，馳驅(qū)江海間，防北塘，駐京，游歷日本長崎、橫濱，于中外交涉事見聞周洽”(彭玉麟序)。曾親赴京師，向朝廷上萬言書，陳夷務(wù)，且請率師規(guī)復(fù)失地，頗有愛國熱忱。他的《瀛海各國統(tǒng)考》、《蠡測卮言》的慎約議、聯(lián)與國、廣學(xué)校、精藝術(shù)、固邊圉、修船政、興礦利、防漏稅、強兵力、練民團、禁販奴，編教民、論鴉片十三篇，比較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張。
加慎約議。“維時中國于洋務(wù)利弊未甚講求，率將‘利益均占’一條刊入約內(nèi)。一國所得，各國安坐而享之；一國所求，各國群起而助之；遂使泰西諸國協(xié)以謀我、挾以要我，幾幾有固結(jié)不解之勢”?！凹s論之不可不慎，非明征歟”。
又言，“至若洋人居中國，不歸中國官管理，試問華人之居外洋者何如？外國人到中國不收身價，試問中國人到外洋者何如？ (華人到美國，每人每歲收稅銀一二元不等)。且中國所征于各國商貨之入口者稅甚輕，華船至外國，納鈔之重數(shù)倍于他國。即以鴉片論，在孟米出口每箱征銀六十磅，中國稅銀僅十磅。中國出口茶稅，每箱僅征每百元之七五，不上一成；至英國入口所征，不下四五成。至于煙臺之約，且強減中國稅則。幾于喧賓而奪主。合彼此而較之，公于何有？法于何有？”“條約非一成不變者也，下屆更修和約之日，宜明告各國曰，某約不便于吾國，某法不便于吾民，某稅不合于吾例，須斟酌以協(xié)其平?！?br>廣學(xué)校。西學(xué)規(guī)例極為詳備?！皣心信疅o論貴賤，自王子以至于庶人，至七八歲皆入學(xué)?！薄皩W(xué)分四科，曰經(jīng)學(xué)、法學(xué)、智學(xué)、醫(yī)學(xué)”?！案屑妓囋骸⒏裎镌?，均學(xué)習汽機、電報、織造、采礦等事。又有算學(xué)、化學(xué)，考驗極精。”“再有船政院、武學(xué)院、通商院、家政院、丹青院、律樂院、師道院、女學(xué)院、訓(xùn)瞽院、訓(xùn)聾瘖院、訓(xùn)孤子院、養(yǎng)廢疾院、訓(xùn)罪童院。余有文會、印書會。別有大書院數(shù)處，書籍甚富，任人進觀。總之，造就人材，各因所長，無論何學(xué)必期實事求是，誠法之至善者也。”
精藝術(shù)。“西人之所長者技藝耳，中國為人材藪，豈無智能之士與之并駕而馳者，執(zhí)業(yè)不精，故讓他人之我先耳。”“是宜選出洋學(xué)習之，返國者，或仿其式而造之，或更心裁獨出，以斗巧而爭奇，精益求精，日就月將，強盛之圖，端在于斯?！?br>禁販奴。“國家戶口日廣，生齒日繁，謀食之徒，往往不地而蹈，以單子一身，涉重洋萬里，致使天朝百姓受奴辱于洋人，誠可憫也。其尤為慘酷者，粵樂澳門、汕頭等處，西人設(shè)招工館，應(yīng)其招者，名其人為‘豬仔’。人也而畜名之，即以獸蓄之，命名之意已乖天和。然此猶明明招之也。更有寓粵之洋人，串通奸商，誘賣鄉(xiāng)愚于秘魯、古巴、亞灣拿等處。”他提出，華工出洋，“聽華官登舟案名查點后，方準駛行，即以副冊咨行當?shù)仡I(lǐng)事官。領(lǐng)事官于船到時，亦案名查驗，如有冊上無名或姓名年貌者，即以拐販論，船主加等懲辦，船沒入官。其無領(lǐng)事之處，永遠不準招工?！薄凹匆殉鲅鬄榕?，亦不可徒作旁觀之太息，宜令各國公使、領(lǐng)事認真清查，密為保護。昔有販阿洲黑人為奴者，英國集商禁止，出資贖釋。堂堂天朝，果能自庇其民，仿英人贖黑人之例，是誠出水火而衽席之也”。
論鴉片?！扒医麩熓俏覈灾髦畽?quán)，洋人不敢過問，洋藥雖不禁其入口，而苦無售處，則不禁之禁也，而內(nèi)地之種，更不禁而自除矣?！?br>至于沿海形勢、環(huán)海全圖等地圖，今人看來雖很幼稚，但反映當時中國人的世界地理知識水平。
十八卷的對外關(guān)系大事，取材豐富，自稱“自恭錄劉圣上諭及頒發(fā)官書外，并搜錄當時諸臣奏疏，與名臣撰述、西人圖志及各家私著可采掇者，薈萃而成。間有得之聞見者，要必采訪確實，不敢稍涉虛誣?！薄白蚤_國并迄同治一朝掌故，惟起居所職、中秘所藏，不能悉窺，其外間傳播于五大洲各國交涉事實，搜羅畢載?！?《凡例》)。
如記咸豐八年，廣州義勇復(fù)省城不克。六月，“是月十四夜四更，義勇七千人潛來襲城，圍其三門。梯城將登，門外有英人巡夜局藏積火藥，義勇襲之轟發(fā)，地震數(shù)里，而未傷及英人。英兵迎擊，義勇敗績，微有死傷”。(卷十四)
又咸豐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英船至天津?？?。時僧格林沁已飭官兵嚴防，俟其進口擊之。越日，有小火輪、杉板十三艘，皆豎紅旗挑戰(zhàn)，復(fù)將港口鐵鎖、鐵樁拉倒，遂逼炮臺，開炮轟擊。我兵放炮相持，沉毀其數(shù)船，余船亦中炮不能行駛，逃出攔江沙外者一艘而已。英人見舟師失利，復(fù)以步隊接戰(zhàn)，我軍又大敗之，轟斃數(shù)百，生擒二人?！?br>又如記同治十三年四月，日本犯臺灣番社，清廷命沈葆楨渡臺設(shè)防等頗詳。
本書利用第二三手材料較多，且多未注明材料出處，難免有不當之處。還有某些常識錯誤，如把佛郎機(葡萄牙)當作法蘭西(法國)即是。但這不能抹殺本書的重大作用。
《國朝柔遠記》完稿后，受到當時愛國士人與官僚的關(guān)注。彭玉麟、譚鈞培、衛(wèi)榮光、俞樾、李元度諸人先后為之作序。有光緒十七年(1891年)廣稚書局刻本、二十二年(1896年)湖北書局重刊本兩種。這兩種刻本，都是王之春親自手訂。兩種刻本，文字基本相同。二十二年本校正了十七年本的個別文字上錯誤。石印本多種，系書商所出，反映了此書發(fā)行量頗大，為研究、學(xué)習對外關(guān)系的基本讀物。一九八九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點校本，作為中外交通史籍叢刊之一。點校本編有《人名索引》、《域外地名今譯》,便于讀者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