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 名

唐崔晤、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于李。
在建中末，偕來京師調集。時薦福寺有僧神秀，曉陰陽術，得供奉禁中。會一日，崔、李同詣秀師。師泛敘寒溫而已，更不開一語。別揖李于門扇后曰：“九郎能惠然獨賜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陳露左右?！崩钤唬骸拔ㄎ??！焙罄钐馗八藜s，饌且豐潔，禮甚謹敬。及夜半，師曰：“九郎今合選得江南縣令，甚稱意。從此后更六年，攝本府糾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監(jiān)刑官人即九郎耳。小僧是吳兒，酷好瓦棺寺后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處。上元佳境，盡在其間。死后，乞九郎作窣堵坡(原注：梵語浮圖)于此，為小師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謬，違之如皎日?！毙沣涣魈檎吡季?，又謂李曰：“為余寄謝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飄寓江徼崔之孤，終得九郎殊力，九郎終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李詰旦歸旅舍，見崔，唯說秀師云某，說終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縱薄命死，且何能嫁與田舍老翁作婦！”李曰：“比昭君出降單于，猶是生活?！倍讼囝櫞笮Α?br>后李補南昌令，到官有能稱。攝本府糺曹。有驛遞流人至州，坐泄宮內密事者。遲明宣詔書，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視監(jiān)刑官，果李糾也。流人即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請，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請告，捐奉賃扁舟，擇干事小吏，送尸柩于上元縣，買瓦棺寺松林中地，壘浮圖以葬之。時崔令即棄世已數(shù)年矣。崔之異母弟曄，攜孤幼來于高安。曄落拓者，好遠游，惟小妻殷氏獨在。殷氏號太乘，又號九天仙也。殷學秦箏于常守堅，盡傳其妙。護食孤女，甚有恩意。會南昌軍伶能箏者，求丐高安，亦守堅之弟子，故殷得見之，謂軍令曰：“崔家小娘子，容德無比，年已及笄，供奉與把取家狀，到府日，求秦晉之匹，可乎？”軍令依其請，至府，以家狀歷抵士人門，曾無影響。后因謁鹽鐵李侍御，即李仁鈞也，出家狀于懷袖中，鋪張幾案上。李憫然曰：“余有妻喪，已大朞矣。侍余饑飽寒燠者，頑童老媼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來于心。矧崔之孤女，實余之表侄女也。余視之，等于女弟矣，彼亦視余猶兄焉。征曩秀師之言，信如符契，納為繼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彼於ɑ榇奘?。

本篇選自《太平廣記》,“注”說出自《異聞錄》,此書今已不傳?！稄V記》所收《廬江馮媼》篇末注明是李公佐所作，“注”也說出自《異聞錄》,推想此書可能是李公佐所著傳奇集。
這篇小說寫秀師預言生死禍福的故事。秀師，指唐代高僧神秀。他俗姓李，少年時奮志出家。飽覽經(jīng)史，博學多聞。在蘄州雙峰山東山寺服勞6年，受到禪宗第五祖弘忍的器重，認為“東山之法，盡在秀矣”,稱為“上座”,命為“教授師”。弘忍死后，荊州當陽山玉泉寺傳法，為中國佛教禪宗北宗創(chuàng)始人。九十多歲時被武則天召至洛陽，后又到長安內道場，武則天親加禮拜。
這篇小說的內容，旨在頌揚神秀能預知生死禍福的神通，同時也宣揚了佛教因果前定的宿命論思想。佛教認為，任何一個有生命的個體，在未獲得“解脫”之前，都要依照“十二因緣”(即由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等“十二支”組成的總的因果循環(huán)鏈條，其中每兩支間順序成為一對因果關系)律在“三世”(即過去世、現(xiàn)在世、未來世)、“五趣”(眾生根據(jù)生前善惡行為有五種輪回轉生的趨向，即地獄、餓鬼、畜生、人、天) 中生死流轉，永無終期?！惰べ煹卣摗?中說：“已作不失，未作不得”,即前世任何思想行為，都必然導致后世相應的結果，“因”未得“果”之前，不會自行消失；反之，不作一定之業(yè)因，也不會得相應之結果。也就是說，人在現(xiàn)實世界中的一切遭遇，包括生死禍福、悲歡離合，都是前世思想行為的結果，在現(xiàn)在世中是無法改變的。這篇小說中寫李仁鈞赴神秀 “宿約”,神秀向他預言了自己和崔、李三個人未來遭遇的五件事，即李仁鈞將被任為江南縣令，6年后李 “攝本府糾曹”,神秀就刑時的監(jiān)刑官就是李仁鈞，崔晤只有一任官，以后 “家事零落，飄寓江徼”,李仁鈞“終為崔家女婿”; 后來，五件事都按神秀的預言一一應驗了。這種預言之所以能夠應驗，在佛教看來，就是這種因果報慶的必然反映。
佛教認為，這種因果報應一般世俗凡人是看不出來的，更是不可預知的； 而佛、菩薩、阿羅漢卻是可以預知的。佛、菩薩、阿羅漢們有五種“神通”,其中一種叫作“天眼通”,即能見 “五趣”眾生死此生彼、苦樂境況及一切世間種種形色； 另一種叫“宿命通”,即能知自身一世二世三世乃至百千萬世的宿命及所做之事。本篇中寫神秀能夠預知自己和崔、李二人的種種遭遇，就是因為他有這種種 “神通”。
從前所述可以看出，這篇小說的全部內容，從主題、題材、人物到故事，都受到佛教的濃重影響。
唐人小說中有濃厚的佛教思想，也是唐代社會中佛教盛行的一種必然反映。佛教哲學成為當時人們的巨大精神力量，滲透影響到唐代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唐人小說受到佛教思想的濃重影響，也就不足為怪了。
中國小說不僅在思想內容上受到佛教的濃重影響，在藝術表現(xiàn)方面也受到極大的影響。就這篇小說來看，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故事敘述的 “征實”性。
“佛教的故事往往是征實的。它要把幻想說成是現(xiàn)實，把佛、菩薩以至地獄、惡鬼說成是實有?！?孫昌武 《佛教與中國文學》)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小說創(chuàng)作往往或把大量神異、幻想的情節(jié)附會到歷史的某個真人真事上，或指明某事發(fā)生在某時某地，與某人有關，某人可作見證，總要說得你非相信不可。這篇小說正是這樣做的。如文中的“神秀”,歷史上確有其人，但說他在 “建中末”與崔晤、李仁鈞有些一段瓜葛，卻與史不合。因為 “建中”是唐德宗年號，時在公元780～783年，而神秀生于公元606年，卒于706年，到 “建中末”,他已死70多年了。小說中所寫的，無疑是一種附會。再有，小說中所寫神秀預言并一一應驗的五件事，都有時間、地點，而且都與李仁鈞有關，李仁鈞是這些事的見證人。小說這樣寫，無論是附會神秀也好，還是以李仁鈞為見證人也好，無非都是為了證明故事之實有，從而增強故事的可信性。
第二，篇章結構清晰完整，故事情節(jié)曲折離奇。
這篇小說全文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句話： “唐崔晤、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于李?！焙喴榻B崔、李二人生活的時代及二人關系。第二部分，從 “在建中末，偕來京師調集”,到 “二人相顧大笑”,寫李仁鈞赴神秀“宿約”,神秀鄭重地向他囑托死后埋葬之事，并預言了自己和崔、李二人未來遭遇的五件事。第三部分，以 “后李補南昌令”到結束，寫神秀預言的五件事一一應驗的經(jīng)過。全篇文章有頭有尾，結構相當清晰完整，而且第三部分的 “應驗”與第二部分的 “預言”,一一對應，不蔓不枝，正如小說末尾所說： “征曩秀師之言，信如符契”。這種 “信”,絕非偶然，這正是佛教因果報應、事有前定思想在小說結構藝術中的需要與反映。
這篇小說結構，明晰完整，情節(jié)簡單，但個別故事，如李仁鈞娶中表侄女為妻的情節(jié)卻頗為曲折離奇。崔晤和李仁鈞是中表弟兄，李仁鈞和崔晤之女本是中表叔侄，所以當神秀預言李仁鈞“終為崔家女婿”時，崔、李二人只是“相顧大笑”,沒有把它當回事。但后來，神秀“既死”,崔晤也“棄世已數(shù)年”,離奇的事卻居然發(fā)生了。先是崔晤之女被崔之異母弟曄攜至高安；再是崔曄“好遠游，惟小妻殷氏獨在”,而“殷學秦箏于常守堅”;接著，“會南昌軍伶能箏者求丐高安，亦守堅之弟子，故殷得見之”,于是軍伶依殷氏之請到府為崔氏女“求秦晉之匹”,然而“以家狀歷抵士人門，曾無影響”;最后才找到已做了鹽鐵使的李仁鈞，而這時恰巧李仁鈞“妻喪，已大朞”,他正為侍其“饑飽寒燠者，頑童老媼而已”而煩惱，雖然他明知“崔之孤女，實余之表侄女也”,但他卻認為，兩家既然是親戚，“余視之，等于女弟矣，彼亦視余猶兄焉”,再想想神秀當初的預言，便得出“余固崔兄之鳳眷”的結論，結果“遂定婚崔氏”。這段姻緣，頗為曲折離奇，真是“千里姻緣一線牽”。這段離奇的姻緣故事，在內容上表現(xiàn)了因果有定的佛教思想，在藝術表現(xiàn)上，也受到佛經(jīng)和佛陀說法的影響。佛經(jīng)講教義和佛陀說法時，為了使佛教教義的道理易于為人們理解，往往運用譬喻的方法或利用故事、傳說等形象化的方法。這就要把故事說得生動、形象、吸引人，無形中使人接受教義的道理。這段曲折離奇的姻緣故事就起了這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