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已開始由內戰(zhàn)向抗戰(zhàn)方面的轉變，但并沒有徹底轉變，尤其是對人民群眾的抗日救國運動繼續(xù)采取壓制迫害的政策。
沈鈞儒等七人被押到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后，提審過幾次，訊問內容與在上海所問差不多，但也有所增加，概括起來，包括下面幾點：一，救國會反對政府，甚至有推翻政府的企圖；二，主張停止內戰(zhàn)，有袒護共產黨的嫌疑；三，鼓動工潮；四，提倡人民陣線。他們的答復是：第一，救國會主張救亡圖存，團結全國力量，一致抗敵，而且承認中央的領導權，沒有任何政治野心和爭奪政權的企圖。它對政府政策有某些甚至是嚴厲的批評，這是任何國家國民都有的權利，而且其目的在推動政府抗日，絕不是反對政府，推翻政府。第二，救國會主張集合全國的人力、財力、物力，一致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國內任何力量，不應該在自相殘殺的內戰(zhàn)中有一絲一毫的消耗，尤其不愿中央在國內的沖突中，消耗它高度的實力。所謂袒護，顯然不符合事實。共產黨現在尚有很多武裝，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力量，并且它已一再通電表示愿意在中央的領導下共同抗日。為加強對抗敵人的實力計，自以停止討伐為宜。這種主張完全是出于民族立場，毫無其他作用。第三，關于鼓動工潮問題，因為日本紗廠里面的中國同胞在罷工后饑寒交迫，救國會捐了一些錢救濟，并未煽動罷工。第四，救國會主張的是民族陣線，即是救國聯合陣線或人民救國陣線，曾未用過“人民陣線”四字。前者以拯救民族危亡為要旨，是要一致對外的，后者是以工人階級為中心，含有對內的意義^[1]。沙千里說：“每次訊問，問來問去，老是問那一套，如同將一桶水，倒來倒去，還是這么一桶水，倒不出什么新花樣來。”^[2]
西安事變爆發(fā)后，南京政府當局認為：張學良、楊虎城的八項主張的第三項是要求立即釋放被捕之愛國領袖，其他幾項與救國會的主張復完全相同，而救國會又在事變前二十天曾有電報給張學良，希望他火速堅決要求南京政府援綏抗日，且全救會與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等救亡團體關系密切，既然這樣，全救會顯然是“勾結軍人，謀為軌外行動”,因此遷怒于沈鈞儒等諸救國領袖。CC首領陳果夫、陳立夫竟要求槍斃“七君子”,以警告張、楊，幸而為馮玉祥所阻止。馮玉祥說：“我們的人被扣在西安的不止七個，而且中間有蔣委員長，這時千萬不能動殺機，動了殺機我們的人危險太大?！?sup>[3]“殺了沈等，救不了蔣介石，卻堵死了與張、楊通聲氣的余地，此刻千萬不可輕率從事，更不宜去轟炸西安，這樣會玉石俱焚?！?sup>[4]當時南京政府司法部在給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的一封密電說：“李公樸等案情節(jié)重大，茲值西安事變，人心浮動，其通電尤復淆亂聽聞。仰飭看守所務加派看守，嚴密戒護，毋得稍涉疏虞?！币虼藦?2月14日起，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頓時緊張起來，門口增加了憲兵和保安隊，不僅朋友禁止見面，家屬也不許探望。連他們看報都不準許。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時，張學良、楊虎城曾與蔣介石、宋子文談判達成立即釋放被捕的上海愛國領袖的協議，并曾提議安排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杜重遠在改組后的國民政府行政院中任職。12月25日下午，蔣介石離開西安時，在機場對楊虎城說：“回南京之后，實行(一)停止內戰(zhàn)；(二)釋放救國會領導人等六項承諾”,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們答應你們的那些事，我回南京一一都可實現，不然我也不成其為國家民族之領袖?！?sup>[5]國民黨召開的五屆三中全會，發(fā)出了釋放政治犯，開放言論自由，保護救國運動，聚集人才的訊號。人們均以為沈鈞儒等必可無罪釋放。
從上年12月4日沈鈞儒等人被羈押，到1937年2月4日偵查期滿后，延長了兩個月，到4月3日又已屆滿，按照法律規(guī)定，法院是不能再羈押下去了。
4月3日是對“七君子”法定羈押偵查期滿的最后一天，江蘇高等法院檢察官公然又炮制了一份《起訴書》,羅織成“十大罪狀”,即所謂(一)“有意阻撓中央根絕赤禍之國策”;(二)“不承認現政府為有統治權，并欲于現政府外更行組織一政府”;(三)“蔑視政府，故為有利于共產黨之宣傳”;(四)“提倡人民陣線”,有“國際背景，政治野心”;(五)“抨擊憲法”;(六)煽動工潮；(七)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八)與第三國際有關系；(九)“勾結軍人，謀為軌外行動”,引發(fā)西安事變；(十)羅青曾參加以危害民國為目的的團體(按實指組織江蘇各界救國聯合會),有牽涉章乃器并及沈鈞儒、鄒韜奮之處。結論是被告等“共同以危害民國為目的，并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系共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之罪”^[6],對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陶行知，以及羅青、顧留馨、任頌高、張仲勉、陳道弘、陳卓共十四人提起公訴，并通緝陶行知等人。
《起訴書》4月7日在各報刊登出來后，一場救國無罪和“救國有罪”的尖銳激烈斗爭，在江蘇高等法院內外展開了。
沈鈞儒等七人聘請了律師，分別為：沈鈞儒的辯護人：張耀曾、秦聯奎、李肇甫。王造時的辯護人：江庸、李國珍、劉世芳。李公樸的辯護人：汪有齡、鄂森、陳志皋。沙千里的辯護人：江一平、徐佐良、汪葆楫。章乃器的辯護人：陸鴻儀、吳曾善、張志讓。鄒韜奮的辯護人：劉崇佑、陳霆銳、孫祖基。史良的辯護人：俞鐘駱、俞承修、劉祖望^[7]。在聘請辯護律師的同時，他們最后寫成1.7萬余字的《答辯狀》遞交法院。
《起訴書》提出之后，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葉楚傖出面，通過杜月笙、錢新之向沈鈞儒等被告進行勸降迫降活動，提示只要他們切實保證以后不再從事救國活動，留居京中或出國，即可撤回公訴，或先行交保。沈表示：“三中全會后，政府既宣示上下團結一致對外之主義，本人亦深愿在中央領導下，從事愛國運動?！?sup>[8]葉楚傖等以沈鈞儒等人仍表示要繼續(xù)從事愛國運動，以“應照顧到黨部威信”^[9]為由，主張按《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判處徒刑，隨審隨判，如沈等不作任何辯護或上訴，即可押送南京反省院；入院后，必須認錯并寫具悔過書，方準交保釋放。但國民黨當局擔心如果貿然判罪，在法律上站不住腳，將引起社會輿論的譴責，于是指令法院“取‘多調查，少開庭’辦法”,以“避免法律上社會上之若干重大麻煩”^[10]。
5月23日，葉楚傖在給杜月笙、錢新之的信中，道出了他們策劃誘降迫降，將沈鈞儒等七人強制送反省院的陰謀：“沈事宣判之日，自當同時諭交反省院，以便一氣呵成。至就近交反省院一節(jié)，弟意不如在京，因在京出院以后，出國以前，更可多得談話機會。中央同人頗愿與傾心互談，一掃過去隔閡，而于其出國之時，歸國之時，均可于此時日中重開坦白光明之前途，于公于私均為有益?！彼谛胖羞€特別指出：“若慮及途中引起注意，自可避免一般遞解之形式，毫無形跡可尋也?！?sup>[11]國民黨這一花招，遭到沈鈞儒等七人的堅決抵制。他們認定個人自由事小，爭取救國無罪事大，寧可不出獄，決不喪失立場和有損人格，毅然拒絕進反省院的無理要求。
6月7日，沈鈞儒等七名被告和他們的義務辯護人在上海各大報發(fā)表《答辯狀》?！洞疝q狀》指出：“起訴書認為被告等有共同以危害民國為目的而組織團體，并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主義之嫌疑。然以被告等愛國之行為，而誣為害國；以救亡之呼吁，而指為宣傳違反三民主義之主義，實屬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殘法律之尊嚴，妄斷歷史之功罪?！币蠼K高等法院，“秉公審理，依法判決，諭知無罪，以雪冤獄，而伸正義”^[12]。
同時全救會也發(fā)表《為江蘇高等法院對沈章諸先生提起公訴的答辯并告全國人民和全體會員》書，呼吁黨國領袖、社會碩望、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民，本正義法理，為本案作合法之聲援，俾得迅速判決被告無罪，立即無條件釋放。平津各界1690余人亦另囑托律師代擬一答辯書，認定：“惟就起訴書所采取之書證，通體觀察，追求真意，茍不斷章取義，故意周內，則不特足以證明被告等非以危害民國為目的，且證明其所宣傳者，又何曾與三民主義不相容，應無犯罪之可言?！?sup>[13]
國民黨當局誘降的圖謀未能得逞，即決定對“七君子”開庭審理。6月11日，“七君子”案在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由刑事第一法庭正式審理。沈鈞儒第一個受審。審問要點摘錄如下：
問：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是怎樣組織的？
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是以各地救國會作單位的，先由各地斟酌地方情形，分別組織各個救國會，再來聯合起來，成立該地各界救國聯合會，再由各地各界救國聯合會派代表組成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譬如上海的各界救國聯合會就是它的一個單位。
問：加入救國會有什么手續(xù)呢？
答：凡愿意抗日的都可加入，沒有什么限制。我們覺得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救國，都有能力救國，所以對于入會的人沒有任何手續(xù)上的限制。
問：政治綱領里面關于聯合各黨各派召集救亡會議兩點是怎樣解釋的？
答：集中全國力量共同抗日。
問：所謂聯合各黨各派是指那些黨派呢？
答：并沒有指定是那一黨那一派。希望全國各黨各派，都放棄成見共同聯合起來抗敵。當然，凡是中國人，除了漢奸都在內。
問：那末，綱領里面說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是什么意思？
答：這一點請審判長特別注意。起訴書里面曾說，我們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是為的對內，不是對外，這是極大的錯誤。我們從來沒有講過另組織一個政府的話。我們認為國民政府當然是最高的組織。我們是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人民，如果有另行組織政府的企圖，那就是革命，怎樣會把自己的文件公開，并且拿去見吳市長呢？
問：所謂各黨各派包括那些黨派，是否指容共而言？
答：國內所有黨派都在內，如像國家主義派、第三黨等也是不能否認的政黨，共產黨當然也在內。說到容共與清共，這只是政策的轉變，不是絕對的。按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容共”是團結力量的好名詞，但清共以后變成壞名詞了。關于救國會的所有文件，只說停止內戰(zhàn)，從未說過“容共”二字。
問：你贊成共產主義嗎？
答：贊成不贊成共產主義，這是很滑稽的。我請審判長注意這一點，就是，我們從不談所謂主義。起訴書竟指被告等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主義，不知檢察官何所依據？如果一定要說被告等宣傳什么主義的話，那末，我們的主義就是抗日主義，就是救國主義。
問：抗日救國不是共產黨的口號嗎？
答：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難道共產黨抗日，我們就不能抗日嗎？審判長的話，被告不能明白。
問：那末你同意共產黨抗日統一的口號了？
答：我想抗日求統一，當然是人人所同意的。如果因為共產黨說要抗日，我們就須要說“不抗日”;共產黨說統一，我們就須要說“不統一”,這一種的說法，是被告所不懂得的。
問：你們反對政府剿共么？
答：這不是這樣簡單說法的。我們最反對的是日本要來與我們合作防共；關于剿共，我們沒有說過。不過政府剿共十年，政府與人民很苦，我們不能不關心。至于說我們巴結共產黨，我們的腦子里想也想不出來。
問：你知道你們被共產黨利用么？
答：假使共產黨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們利用；并且不論誰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們?yōu)榭谷斩?。把不登記認為就是秘密的，我們拿宣言去見吳市長又怎么解釋呢？救國會是沒有絲毫秘密性質的^[14]。
沈鈞儒審問完畢，依次對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鄒韜奮、沙千里、史良以及顧留馨、任頌高、羅青進行了審問。審問詳略雖有所不同，所提問題則大體一樣，沒有超過審問沈鈞儒所涉及的范圍。
整個審問一直延續(xù)到下午7時。江蘇高等法院沒有得到任何可以對被告定罪的口供和依據，決定于第二天再審。為了打亂國民黨在第二天結審，隨審隨判罪，強制送反省院的部署，沈鈞儒等人決定先發(fā)制人，按照《刑事訴訟法》條文規(guī)定，寫具《聲請回避狀》?；乇軤钜院献h庭推事“已具成見，不能虛衷聽訴，而將專采起訴書所舉不利于被告之主張以為訴訟資料，斷難求得合法公允之審判”為由^[15],向法庭遞狀，要求主審的審判長和推事全體回避。全體律師也拒絕參與審理，實行“罷席”。因此第二天下午開庭時，律師席上空無一人。法院無可奈何，審判長不得不宣布停止訴訟程序，改期再審，審判因此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