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見“透明的紅蘿卜”條)
內(nèi)容概要 1939年古歷八月初九，豆官這個土匪種14歲多一點，他跟著后來名滿天下的傳奇英雄余占鰲司令的隊伍去膠平公路伏擊日本人的汽車隊，娘披著夾襖送他到村口。夜色濃重，大霧迷漫，豆官拉著余司令的衣角走進無邊的高粱地，奔向墨水河大橋。豆官記得，以前每年秋天高粱紅的時候，家里的老伙計劉羅漢大爺就帶著他去墨水河邊捉螃蟹。但羅漢大爺已經(jīng)被日本人殺死了。去年日本人在平原上修公路，毀滅高粱無數(shù)。劉羅漢被抓了伕，豆官家的兩匹大騾子也被拉去了。夜里羅漢大爺逃走時為了牽走那兩匹騾子，被日本人抓住，活生生割了耳朵、生殖器，剝了皮。羅漢大爺至死罵不絕口。隊伍穿過高粱地走上河堤時太陽已升起，他們在大石橋頭設(shè)了四盤鐵齒耙，準(zhǔn)備攔日本人的汽車，然后埋伏在公路兩邊的高粱地里，等待日本人的汽車和打增援的冷支隊的到來。余司令給豆官一支勃朗寧手槍，讓他負責(zé)通風(fēng)報信。他到路西通知隊員做準(zhǔn)備，啞巴和隊員們?nèi)⌒λ怯嗨玖畹姆N。豆官開槍就打，幸好那一槍瞎了火。實際上豆官確實是余占鰲的兒子。15年前，豆官娘戴鳳蓮美麗無比。剛滿16歲，貪財?shù)母赣H就把她許配給高密東北鄉(xiāng)大財主單廷秀的獨生子單扁郎。單家以廉價高粱為原料釀造優(yōu)質(zhì)白酒，本小利大，富甲一方。但外面風(fēng)傳單扁郎染上了麻風(fēng)病。出嫁這夫，戴鳳蓮悲悲戚戚坐在花轎里，懷揣一把剪刀，準(zhǔn)備殺死單扁郎或殺死自已。那時候年輕的余占鰲是個轎夫，他和同伴抬著戴鳳蓮?fù)鶈渭胰?。戴鳳蓮的哭聲喚醒了這個年輕轎夫藏在心底的憐愛之情。戴鳳蓮哭得昏昏沉沉，不覺把一只小腳露到了轎外，他伸手輕輕握住那只腳，送回轎內(nèi)，戴鳳蓮被這種溫柔深深打動?；ㄞI來到高粱茂密的蛤蟆坑，一個劫路人劫走了轎夫、吹鼓手的銅錢，還逼著戴鳳蓮隨他往高粱深處走。余占鰲帶領(lǐng)同伴打死劫路人，抬起戴鳳蓮冒著傾盆大雨奔向單家。單扁郎果然是個麻風(fēng)病人，扁扁的長頭，眼睛爛得通紅，對戴鳳蓮伸出一只雞爪一樣的手。戴鳳蓮又恐怖又絕望，手持剪刀將單扁郎逼回墻角，自己在床上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想逃走，梳著豆角辮的干瘦老頭子單廷秀惡狠狠地抓住了她，扔給她一大串黃銅鑰匙，把整個家都交給她。第二夜她又手持剪刀坐到天明。第三天上午，父親牽著毛驢來接她回門，毛驢馱著她走到蛤蟆洼的時候，一個黑布蒙面的漢子抱起她走向高粱地深處。那漢子就是余占鰲。在鋪天蓋地的高粱地里他們相親相愛了。余占鰲恨恨地用一柄劍砍倒幾棵高粱，讓戴鳳蓮三天之后盡管回到單家來。三天后戴鳳蓮回來的時候，單家父子已被人殺死扔在村西的灣子里。戴鳳蓮獨自撐著門戶當(dāng)起了高粱作坊的女掌柜，后來生下豆官，常常抱著豆官騎著騾子在收完高粱的原野上持獵槍打野兔。余占鰲拉起一幫窮弟兄打家劫舍，成了戴鳳蓮家的?？?。日本人一來，他又舉起抗日大旗。太陽已經(jīng)偏西，日本人的汽車隊沒到，冷支隊也不見蹤影，余占鰲大怒。日本人汽車隊要從這里經(jīng)過的消息是冷支隊長前天送來的，他說自己的隊伍打不了，請余司令支援，還打出王旅長的旗號要收編余司令的隊伍，說當(dāng)正規(guī)軍比當(dāng)土匪強。余占鰲拒絕收編，破口大罵，說不管是誰，只要能打日本就是中國的大英雄。所以他同意今天一起伏擊日本人。但他們來了，冷支隊卻沒按時到。隊員都餓了，余占鰲讓豆官回村報信，請村里快送拤餅、雞蛋、大蔥來。豆官穿過茂密的高粱回到村里，看到村里的人集中在他家燒酒作坊前的土場上，等待著伏擊日本人的槍聲。玲子姑娘也倚在墻跟前。她本是村里第一號美女，但現(xiàn)在已經(jīng)傻了。余司令挑起抗日大旗招兵買馬的時候，隊伍里來了一個又漂亮又威武的任副官。他教隊員立正、走路，唱抗日歌曲，17歲的玲子愛上了他。一次玲子去找任副官，誤入軍需股長余大牙的房子。余大牙是余占鰲的親叔叔，貪財好色，那天正巧喝醉了酒，把玲子強奸了。為了維護抗日軍隊的名譽，余占鰲在任副官的督促下不得不下令槍斃對自己恩重如山的親叔叔。余大牙自知做錯了事，坦然赴死。槍口從背后對準(zhǔn)他的時候，他放聲高唱：“高粱紅了，高粱紅了，東洋鬼子來了，東洋鬼子來了，國破了，家亡了……”。在安葬余大牙的墳地上，余占鰲痛苦不堪，舉槍射向離開墳地走回村去的任副官。子彈從任副官的頭發(fā)上滑過，任副官頭也不回，若無其事地邁著均勻的步子前行，嘬唇吹出口哨聲，那是人們十分熟悉的曲調(diào)：“高粱紅了，高粱紅了！”但三個月之后，任副官卻在擦槍的時候不慎走火打死了自己。戴鳳蓮和王文義的妻子挑著拤餅、綠豆湯趕往墨水河大橋，就在她們接近橋頭的時候，日本人的四輛汽車也來到了。槍聲響起來，二人當(dāng)場倒下。豆官大叫著撲到娘身上，啞巴冒著狂風(fēng)般的子彈把他們拖進高粱地。戴鳳蓮躺在高粱地里，血流如注。她對兒子說：“余司令就是你的親爹”。激烈的戰(zhàn)斗正在進行，王文義的腹部被幾十顆子彈打成透明的窟窿，啞巴在砍掉幾個鬼子的腦袋之后被子彈擊中，胸口冒血倒在敵人的尸體上，方六鼻梁開裂，腸子外流，劉大號拚命吹著喇叭，鮮血從嘴和鼻子里往外淌，……鬼子的汽車起火了，許多鬼子被打死，一個日本中將也被余占鰲擊斃。戰(zhàn)斗將近結(jié)束的時候，冷支隊長帶著隊伍才趕到，卻裝模作樣贊揚余司令打得好，然后把敵人的武器收拾起來揚長而去。戴鳳蓮躺在高粱地里流盡了最后一滴血，余占鰲合上她的眼睛，砍倒高粱蓋上她的尸體。夕陽的紅光照著一片狼藉的戰(zhàn)場，豆官撿起一張未跌散的拤餅，遞給余司令……。
作品鑒賞 《紅高粱》敘述的主要是一支民間抗日武裝伏擊日本人汽車隊的故事，表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但這不是主要的。作為這篇小說精神主體的是強烈的生命意識：對帶著原始野性、質(zhì)樸強悍的生命力的贊美，對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渴望。正是這種生命意識使那個老而又老的抗日故事重新獲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紅高粱，就是這種生命意識的總體象征。它可以稱之為《紅高粱》的“生命圖騰”。小說用這樣充滿激情的語言描寫紅高粱，賦予紅高粱以生命：“八月深秋，無邊無際的高粱紅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輝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愛情激蕩。秋風(fēng)蒼涼，陽光很旺，瓦藍的天上游蕩著一朵朵豐滿的白云，高粱上滑動著一朵朵豐滿白云的紫紅色影子”;“它們都是活生生的靈物。它們根扎黑土，受日精月華，得雨露滋潤，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顯然，小說中的紅高粱決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與賦予紅高粱偉大的生命相對應(yīng)，作品中那些演出了一幕幕英勇悲壯的活劇的英雄，也總是伴隨著紅高粱，或者與紅高粱溶為一體。余占鰲和戴鳳蓮是在高粱地里完成了神圣的結(jié)合，戴鳳蓮又是在高粱地里流盡了最后一滴血，小說把她30年的生活比作“紅高粱般充實”。余大牙帶著高密東北鄉(xiāng)人應(yīng)有的英雄氣概坦然赴死的時候，放聲高唱的是“高粱紅了”,任副官在槍聲中、子彈下坦然前行的時候，用口哨吹出的曲調(diào)也是“高粱紅了”。在這種描寫中，人與高粱獲得了同一種品格。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在小說中的極端表現(xiàn)形式，就是用冷靜乃至審美的態(tài)度來描繪生命的痛苦與毀滅——比如劉羅漢被割下耳朵和生殖器、被活活剝了皮，戴鳳蓮讓余占鰲和冷支隊長喝下?lián)搅肆_漢大爺鮮血的酒，隊員們那慘烈的死亡，等等。因為人只有置身于巨大的痛苦之中或者面臨死亡的時候，才能強烈地意識到生命的存在。這種描繪一方面強化了生命意識，同時也使小說呈現(xiàn)出新奇、殘酷的美。小說對于強悍的生命力和自由奔放的生命形式的肯定有時甚至超越了一般的倫理評價。余占鰲與戴鳳蓮野合，為了占有戴鳳蓮將單家父子殺死，這以中國傳統(tǒng)的倫理尺度來評價是不道德的，但作品對此作了肯定性描寫。即使是對余大牙這個貪財好色的人，作家也贊美他坦然赴死的英雄氣概。這種強烈的生命意識甚至促成了作品中一個特殊角色——“我”的誕生。在作品中，“我”不僅是一個敘述角度，而且是以不同于余占鰲等人的生活方式生存著的下一代的代表。而對爺爺那生命力旺盛的一代，“我”只有自卑與仰嘆。余占鰲等人與“我”實際上形成了一種距離，一種對比。在這種距離與對比中，作家一方面強化了對余占鰲等體現(xiàn)的那種生命力的仰慕，一方面對那種生命力在今天的人們身上已經(jīng)消失感到悲哀。所以在小說中“我”才慨嘆：“先輩們的英勇悲壯使我們這些活著的不肖子孫相形見絀，在進步的同時，我真切感到種的退化”;“我爺爺輩的好漢們，都有高密東北鄉(xiāng)人高粱般鮮明的性格，非我們這些孱弱的后輩能比”。從藝術(shù)的角度看，小說打亂時空結(jié)構(gòu)的意識流式的敘述方式對于當(dāng)時的讀者來說已不陌生。它最大的突破，最借鑒馬爾克斯等人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手法，以奇特的感覺為動力，改變客觀事物的存在形式，把靜態(tài)的變成動態(tài)的，把無生命的變成有生命的，使讀者從習(xí)以為常的事物中獲得全新的審美體驗：金色的太陽“齒輪般旋轉(zhuǎn)”;“殘缺的杏黃色陽光，從濃云中，嘶叫著射向道路”;被割下的耳朵“在瓷盤里活潑地跳動，打擊得瓷盤叮咚叮咚響”; “子彈在低空悠閑地飛翔，貼著任副官烏黑的頭發(fā)滑過去”; “高粱的奇譎瑰麗，奇形怪狀，它們呻吟著，扭曲著，呼號著，纏繞著，時而像魔鬼，時而像親人，……紅紅綠綠，白白黑黑，藍藍黃黃，它們哈哈大笑，它們嚎啕大哭，哭出的眼淚像雨點一樣……”;等等。小說的比喻也因其反常規(guī)而顯得十分新奇。例如說死神有著“高粱般深紅的嘴辱和玉米般金黃的笑臉”;說死騾馬的大肚子在水的浸泡和太陽的曝曬下突然炸裂，“華麗的腸子，像花朵一樣溢出來”;說“有人往柵欄邊角上那個鐵皮水桶里撒尿，尿打桶壁如珠落玉盤”;等等。此外，在敘述過程中，作家有時故意插入一些與總體敘述風(fēng)格相背離的語言。例如“我”看到母親的小腳就想高呼“打倒封建主義！人民自由萬歲”;借92歲農(nóng)村老太太的口唱一段順口溜；引錄一段縣志上平平板板的公文；等等，都給作品涂上了一層淡淡的幽默、詼諧的色彩。強烈的生命意識、具有民間傳奇色彩的題材與上述不同藝術(shù)手段的溶合，使這部中篇小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