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13日，蔣介石由溪口老家赴杭州。當天，即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特委會組織大綱之際，蔣在杭州公開表示：“愿以在野之身，盡個人之責?！?sup>[1]明白表示他的“隱居”生活終于結(jié)束。張繼到上海后立即遵從蔣介石之意公開發(fā)表談話，指陳黨內(nèi)不能團結(jié)，責在粵方，以此為蔣氏復出大造輿論：“目前欲解決外交、財政之難關(guān)，只有維護統(tǒng)一之一途。統(tǒng)一政府為徇粵方同志之意而組織，其人選大半由粵地來，則無論如何粵方同志應首先表示擁護，始見求統(tǒng)一之真誠……循此以進，統(tǒng)一方名符其實，財政、外交始有辦法。屆時汪、蔣入京當無問題。余信目前癥結(jié)不在汪、蔣，而在廣東，深盼廣東同志，翻然改圖，維護統(tǒng)一。尤愿展堂負黨國重望，以真誠感動兩粵同志……政府亦應負全責，解決廣東半獨立之狀態(tài)?！?sup>[2]
15日，蔣介石電召陳銘樞赴杭了解情況后，親筆致函汪精衛(wèi)，令返京的陳銘樞經(jīng)滬時轉(zhuǎn)交汪^[3]。隨陳一同赴滬的張群因銜蔣命同上海金融界會商，政府財政恐慌立解。16日晨，陳銘樞至滬，將蔣介石信函交顧孟馀轉(zhuǎn)汪精衛(wèi)。汪得蔣函后，當天下午即赴杭同蔣晤面。行前汪發(fā)出兩電，一致胡漢民，一致孫科，說他已應蔣邀赴杭^[4]。此時，蔣汪合作的時機完全成熟。
1月17日，蔣介石同到訪的汪精衛(wèi)會商成功，達成共識，雙方?jīng)Q定“維持南京局面事，并有另行改組之說”^[5]。蔣、汪在致孫科電中還表示他們將候胡漢民來杭，即聯(lián)袂入京，并要孫再電胡促駕^[6]。同時又電胡漢民，請“一同入京，協(xié)助哲生及諸同志”^[7]。蔣在當天日記中慨嘆道：“昨夜與今日形勢甚急，胡派與馮、李等急欲通過絕交案，以為撒爛污下臺之地。各友心急連電呼救，余急電請孫來杭，勿使開會通過也。”^[8]
此時，蔣介石已經(jīng)不需要再對孫科客氣了。18日，他派毛邦初親自駕駛蔣氏自備的飛機，直接到南京國民政府找孫科，說蔣、汪有要事相商，須立即前往。孫即與何應欽、吳鐵城同機赴杭^[9]。當日上午，蔣、汪又繼續(xù)會商大局，蔣對汪言：“以孫科之愚，吾輩為總理計，必力為援手于陷井之中，而置袵席之上。至對于國家大局，吾輩已負諸肩上，尤當高瞻遠矚，深慮熟圖?！?sup>[10]從蔣的口氣中，不難讀出蔣此刻的心態(tài)：“國家大局”非負諸其身不可了。
孫科等人抵杭后，即赴煙霞洞會談，這就是后來所稱的“煙霞洞會議”。參加者計有蔣介石、汪精衛(wèi)、孫科、張靜江、何應欽、張繼、孔祥熙、邵元沖等人^[11]。會議內(nèi)容，秘而不宣。會后記者向?qū)O科詢問會談結(jié)果。孫只是回答：“圓滿，圓滿?！庇浾哂謫枴昂螘r回京”?孫答：“就去。”^[12]邵元沖在當天日記中對會談內(nèi)容寫道：“介石力推精衛(wèi)主持大計，眾亦多贊同，又對外交問題等均有所商榷。”^[13]同日，胡漢民復電汪精衛(wèi)，除繼續(xù)稱病謂“非長期休養(yǎng)不可”外，仍幻想汪能支持孫科內(nèi)閣，阻止蔣、汪合流，胡謂：“只須中央行責任內(nèi)閣之職權(quán)……而吾輩以在野之身，竭誠為政府之助，則對內(nèi)對外自能發(fā)展，開一新局勢?！?sup>[14]
胡漢民對汪精衛(wèi)在政治上的反復無常，深惡痛絕，只是此次被蔣介石扣押，為了反蔣而不得不聯(lián)汪。然而汪精衛(wèi)在政治上又一次自食其言，令胡漢民十分憤慨。可是，他此時除了能發(fā)表一些斥責蔣、汪的言論外，已是無能為力了。氣憤之余，胡漢民在19日同中山大學學生請愿團談話，公開宣布拒絕同蔣、汪合作。他表示：“漢民自十七年入京，計留京三年又二月，未出都門一步。晨夕孜孜，未箭稍茍逸，不特志不伸，言不聽，且遭人嫉忌，必至幽囚而后已。今蔣、汪兩先生之主張如此，是鑿枘不相容，已可概見，故病不能行，固為事實，而主張之不同，尤為明顯之事實也?！?sup>[15]
20日，孫科、汪精衛(wèi)等人一同乘火車赴京。21日，蔣介石由杭直接飛到南京。此時，蔣介石、汪精衛(wèi)分別發(fā)表談話，論調(diào)完全一致?！耙话阌^察，孫科顯然未能主持全局，大勢所趨，汪、蔣必分負黨政重責。馮亦將于此時與蔣、汪合作，搜集舊部，逐漸回復政治地位?！?sup>[16]特別是蔣介石“在杭州《東南日報》發(fā)表之談話要點，對孫氏了無好評。弦外之音，益使孫氏感覺無從乞取助力”。孫科知道自己的戲已經(jīng)快唱完了，難以戀棧，已“有引退之意”。^[17]
22日，蔣介石、汪精衛(wèi)入京后召集國民黨中央委員齊集“勵志社”會談。開始時先由何應欽報告前方“剿赤”軍事問題，次由吳鐵城報告上海日人暴亂情形，再由覃振報告最近外交近況。報告畢，與會中委均默不作聲，數(shù)分鐘后，蔣介石起立發(fā)言：“關(guān)于對日問題，無論戰(zhàn)與和兩辦法，惟須國內(nèi)真正實現(xiàn)團結(jié)一致。總之金甌不能有一點缺損，否則殊難對付他人的整個計劃?！?sup>[18]蔣在談話中還指責粵方胡漢民破壞統(tǒng)一，并稱：“外交問題，全在國內(nèi)自強，故非先統(tǒng)一國內(nèi)不可。如廣東能切實歸附中央，則對內(nèi)對外，一切問題皆可迎刃而解。否則以廣東人而亡國民黨，以國民黨而亡中國，亡國之罪應由廣東人負之?！?sup>[19]
24日，特務(wù)委員會議開會討論國難問題。蔣介石和汪精衛(wèi)二人發(fā)言最多。最后多數(shù)與會者反對外交部長陳友仁提出的對日絕交方針，并予以否決。陳友仁當即提出辭呈，離京赴滬。孫科借口追陳友仁回任，隨之赴滬。據(jù)《事略稿本》記載，當天下午蔣介石“訪孫科不遇。公曰：‘哲生昏暗，易被人利用，其或?qū)⒉晦o而行乎？’到勵志社與汪兆銘相見，汪謂：‘哲生往滬邀陳友仁回任?！唬骸似浣杩谥o耳。愚哉！哲生是非不明，人鬼不辨，辜負余援手之心矣?！碑斖恚Y介石臨睡前思孫科事，再次嘆曰：“哲生豈其終不可救藥乎？追念總理，心何能安?！?sup>[20]
果不出蔣氏所料，25日孫科即隨陳友仁在滬同時發(fā)表辭職電。下午中常會開會討論孫科辭職案時，仍決議：“去電孫科同志取消辭意，即日回京，并推張人杰、張繼、居正三同志前往催促。在未回京以前，由陳銘樞同志代行行政院長職務(wù)?！?sup>[21]隨后又加派何應欽、吳鐵城赴滬挽留，但“孫辭意堅決，拒絕見客”^[22]。此時誰都清楚，雙方的行為不過都是虛應故事罷了。26日，蔣介石告汪精衛(wèi)：“孫科無復函，行政院長不可虛懸，請兄速行組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名位，竭誠相助?！?sup>[23]同時，蔣還致電宋子文表示：“財政無人主持，請兄即夜入京相商。”^[24]
27日，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汪精衛(wèi)主席，通過重要決議案兩項：“(一)本會議常務(wù)委員已到京，特務(wù)委員會應毋庸存在；(二)成立外交委員會，指定蔣作賓為主席兼常務(wù)委員，顧孟馀、顧維鈞、王正廷、羅文幹為常務(wù)委員?！?sup>[25]28日下午，蔣、汪再次會商外交方針，“確定二點：一積極抵抗，一預備交涉”。在蔣介石的催促下，汪精衛(wèi)終于表示愿就行政院長之意。當晚9時開臨時政治委員會，蔣介石主席，決議：孫科辭職，汪精衛(wèi)為行政院院長，孫科為立法院院長。就在會議進行期間，日本侵略者繼“九一八”事變之后，又悍然制造了震驚世界的“一二八”事變，向上海發(fā)動武裝進攻。衛(wèi)戍京滬的十九路軍，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奮起抵抗。
29日，國民黨召開臨時中政會，作出重要決議三項：“一、政府遷都洛陽；二、在國民政府下設(shè)軍事委員會，推蔣介石、馮玉祥、張學良、閻錫山、李宗仁、李濟深、何應欽、朱培德、陳紹寬、陳銘樞、唐生智11人為委員；三、選任宋子文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羅文幹為外交部部長，批準黃漢梁、陳友仁辭職?！?sup>[26]第二天，蔣介石親自護送新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精衛(wèi)等政府首腦渡長江到浦口，乘火車轉(zhuǎn)赴戰(zhàn)時首都洛陽。當晚蔣宿浦口，在日記中他記下了自己這一天的憂憤心情：“今日上午會敬之、益之、墨三，再會黨務(wù)干部后，即請林、汪二先生過江。林則延緩以為多事，汪夫人亦有難色。余無職責而不能不為負責之事。觀此內(nèi)情，心地之苦，無以復加。然為國為黨，又不能不忍痛茹苦以行也……既無職權(quán)，又恐其懷疑，又恐各方對其失禮。此時余誠忍耐之時，受屈之時乎？林、汪專車八時開行，余留宿浦口候消息，恐余等離京后，外交與社會軍心不安也?！?sup>[27]
3月1日，國民黨中央在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選定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李宗仁、陳銘樞、李烈鈞、陳濟棠為委員。根據(jù)《軍事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軍事委員會直隸于國民政府，為全國軍事最高機構(gòu)；軍令事項，由委員長負責執(zhí)行^[28]。14日，朱培德辭去參謀總長的職務(wù)，并力薦蔣介石兼任該職。最后，中政會決議通過此案^[29]。至此，蔣介石再次重掌軍事大權(quán)，一雪數(shù)月前遭“非常會議”逼迫下野之恥。
國難當頭，國民黨內(nèi)各政治派系都不得不相互妥協(xié)。蔣、汪合流后，暫時結(jié)束了寧、粵對峙的局面，原本四分五裂的南京國民政府再次形成以蔣介石為主導、各派聯(lián)合統(tǒng)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