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曾同意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的要求，并保證回京后即下令辦理。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后，內戰(zhàn)停止，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在積極進行，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團結抗日，形勢較前有了明顯的變化。五六月間，蔣介石準備邀集一些社會名流在廬山開會，共商抗敵御侮，復興民族的大計?！捌呔印倍际侵膶W者，又是抗日救國的領袖人物，也在網羅之列。6月初，蔣介石囑咐葉楚傖早些結束“七君子”案。葉說：“我們早已安排妥當了，先在蘇州高等法院對他們審訊一下，然后押解到南京反省院，具結‘悔過’,再由杜月笙出面把他們保釋出來，送到廬山參加會議?！笔Y介石聽后，皺皺眉頭說：“不要這樣麻煩了吧！”葉楚傖詭稱：鈞座放心，沈鈞儒等人已經同意這樣安排，不會有什么問題。蔣介石這才點點頭說：“那也好，不過到時候一定要把他們送來啊！”^[1]當時有記者報道說：“‘準予保釋’的風傳，記者在上海早聽見過了。據說，蔣委員長在廬山時，曾致電中央，請釋七人，送他們到廬山去談話，不想中央黨部方面有人主張一定要他們寫悔過書，他們那里肯寫?！?sup>[2]
上述蔣介石和葉楚傖的對話情況，是胡子嬰6月6日從《大公報》社社長張季鸞那里探悉的。張季鸞雖然不在國民黨政府擔任什么官職，但其人足智多謀，一向頗受蔣介石的器重，遇有什么重大問題，往往征詢他的意見。張季鸞剛從廬山回上海，他在那里會見了蔣介石和葉楚傖，因而得知這一情況。胡子嬰認為，國民黨內部蔣介石與葉楚傖等人之間，對“七君子”案的處理有不同意見，葉等千方百計堅持誘降，并非出自蔣介石的主張，這點十分重要。第二天即6月7日，胡子嬰便趕往蘇州，向沈鈞儒等匯報了這一新情況。沈鈞儒等聽后，經過反復研究，覺得可以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擊破誘降的陰謀，爭取案件早日結束。沈鈞儒同張季鸞比較熟識，于是由他寫了一封信，請張再一次上廬山，向蔣介石面陳他們抵制進反省院的決心。胡子嬰持信趕回上海，再一次去見張季鸞，轉達沈鈞儒等人的意見，并說明沈等的決心，如果解送反省院，他們將采取絕食手段，斗爭到底，雖死不惜。張季鸞因剛從廬山回來，他不愿在蔣介石眼里成為“七君子”的說客，表示不愿意再度上山。胡子嬰知道張季鸞是十分維護蔣介石的，就因勢利導向張指陳利害說：“七君子”一案已經引起全國和全世界人民的關注，在這方面，蔣委員長的信譽不免受損。他們如果因被強制送反省院而絕食致死，那對委員長威信必將受到極大的損害。這幾句話對張季鸞有所觸動，他沉思了一會兒最后說：“廬山我是不再去了，既然沈老托我，我就給蔣公寫封信吧，試試看有沒有轉圜的余地。”于是當面把信寫好，信不長，大意是：鈞座毅然決然地要實行抗戰(zhàn)，就要動員全國民眾，共同對敵。但是現在主張抗敵的最大群眾組織救國會七位領導人，卻還關在監(jiān)牢里，這是與人民對立，于抗敵不利?，F在他們七人堅決反對進反省院，甚至準備采取絕食的手段，如果萬一發(fā)生不幸，則各方面的反應將對國家，對委員長均有不良影響，請鈞座三思^[3]。
6月12日，就在沈鈞儒等遞交聲請回避狀的這一天，錢新之去南京看望蔣介石的親信秘書陳布雷。正好蔣從廬山打電話給陳，詢問“七君子”案件有什么問題沒有，并囑咐他在順利結案之后，將他們如期送往廬山。當日下午，蘇州審訊發(fā)生聲請回避的波折，一時不能審結送反省院的訊息傳送到了陳布雷那里。就在此時，蔣介石又去電話告訴陳布雷，說張季鸞有信給他，沈鈞儒等反對進反省院，不惜用絕食來進行抗拒，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很不放心。陳布雷無法再隱瞞真相，就將沈等聲請回避的事報告了蔣介石。蔣聽后發(fā)怒，訓斥了陳一頓。陳布雷遭申斥之后，立即親自到錢新之寓所，央他打電話給在上海的杜月笙，請他邀張季鸞與錢新之于第二天同去蘇州探望“七君子”,勸告他們稍安毋躁，還說委員長也是要抗日的，彼此并沒有什么根本分歧，正在想妥善辦法，了結他們的案子，企圖借此穩(wěn)住沈鈞儒他們，不要再生意外枝節(jié)。錢答應照辦。
6月13日下午，錢新之、杜月笙即偕同張季鸞、黃炎培以及沈鈞儒的辯護律師秦聯(lián)奎到蘇州去探視沈等七人，并轉述蔣介石對他們關懷寬大之意^[4]。沈鈞儒等七人當即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交錢新之代轉，信中說：“鈞儒等前年在華北垂危之際發(fā)起救亡運動，為全國團結御侮之呼吁，其動機純在發(fā)動人民之力量，為中央制止分離運動之后盾，使國家增強統(tǒng)一抗敵之基礎，其決無反對政府之用心，可質天日，所發(fā)表文件，足資證明?！x儒等在羈押中，對個人利害，非所計及，其所憂惶系念者，則為救亡運動之前途。如能在政府抗敵御侮之國策下，努力工作，關于此問題，深愿得間面謁鈞座，傾懷陳述，冀獲鈞座剴切之指示，以求得合理之解決，則對國家對社會始均可告無罪，而無負于鈞座之厚望焉?！?sup>[5]
14日，蔣介石密電葉楚傖：“如沈鈞儒等來山時，請代邀杜月笙、錢新之兩君同來牯嶺晤談為盼?！?sup>[6]17日，沈鈞儒等在致杜月笙、錢新之信說：“如蒙準予保釋，趨赴廬山，必可剖陳一切，獲得合理之根本解決。對于經過反省院一點，鈞等認為于國家前途無益，于個人人格有損，萬難接受，不得不誓死力爭，惟有盡其在我，依法應訴而已。”^[7]
沈鈞儒等于6月22日寫了《第二次答辯狀》,指出：“緣救國會發(fā)起于二十四年終華北問題極端嚴重，分離運動迫于眉睫之際，故當時中心主張即為制止分離運動，統(tǒng)一民族陣線，而以抗日為最高之目標，其‘促成一個統(tǒng)一的抗敵政權’之呼號，即根據此種要求而來，其意在集中抗日力量于中央領導之下，而絕無改組政府之企圖，實彰彰明甚。即以常識判斷，被告等為主張息爭御侮之人，亦安忍倡改組政府之說，以增重內爭，消耗國力，而自陷于矛盾乎？其次，若‘停止內戰(zhàn)’及‘全國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等主張，其意義亦均在保存抗日力量，而使之集中于政府領導之下。千言萬語，殆無不以抗日為依歸?！贝疝q狀說：“目下華北危機，依然迫急，敵偽伺隙思逞，不減當年。被告等身處囹圄，憂惶萬狀，為國自效，固嘗寤寐以求之。為此理合補具意見，請鈞院盱衡時局，宣告被告等無罪，為政府國策作進一步之闡明，為民族增一重之團結，國家前途，實利賴之。”^[8]
第二天，即23日，沈鈞儒等再次致書蔣介石，并寄去《第二次答辯狀》副文一紙，信中表示：“嗣后如獲在鈞座領導之下，竭其駑駘，為國效力，不勝大愿。一俟由杜、錢兩先生保出，即當隨同杜、錢兩先生赴廬聆訓?！?sup>[9]
6月22日，葉楚傖在致杜月笙、錢新之密電中說：“沈事勢非先將悔過書內容決定，未便赴廬，務乞立即轉知具悔過書。如能接受，并草送文稿，弟廿四晨到滬，可再作內容文字之研究?！?sup>[10]杜月笙、錢新之22日將蔣介石致葉楚傖和葉致杜、錢兩密電攜至蘇州給“七君子”看時，李公樸在日記中寫道：“關于悔過書一點，在最早的時候，就有人暗示過，我們曾堅決的明白說，這是不可能的。后來聞杜先生亦表示反對，并向葉說明一切，葉亦認為不必再提。此次觀葉電，竟仍謂須悔過，真不知是何用意。到廬山是蔣先生要我們去，非我們求去，今以具悔過書為我們赴廬的條件，是直等于不要我們赴廬耳?！崛耸菦Q不會簽署任何有失立場，有喪人格之文件耳。”^[11]鄒韜奮也說：“誓死保全人格，是要替中華民族人格稍留余地；誓死力爭救國無罪，是要替救亡運動前途稍留生機?！?sup>[12]7月16日，沈鈞儒在其致兒子沈諒的一封信中，道及當時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內部在“七君子”案件上的矛盾和分歧時說：“傳蔣意欲我等往廬山面談，而中央及地方黨部似不愿我等與蔣直接解決；種種破壞，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寫悔過書，要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廬山時對外宣布是將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們設法拒絕一切，只好廬山也不去。在法院方面盡量用法律手續(xù)來對付?！瓱o論如何，救國無罪是非力爭不可?！?sup>[13]
從上年“七君子”事件發(fā)生時，蔣介石主張嚴厲鎮(zhèn)壓，到這年5、6月轉而采取寬大懷柔政策，這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蔣介石對內對外政策的變化，即從“攘外必先安內”轉向對外共同抗敵御侮。這對“七君子”的出獄起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