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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李白(701—762)、王維(692—761)，三位詩人是同時代的人。他們在當時均享有盛名，都經(jīng)歷了“安史之亂”，目睹了唐王朝盛極而衰的歷史性轉折。三人的思想都很復雜。我們很難說哪一位詩人僅僅受了某一家思想的影響?？墒?，從大體上看，杜甫的一生，更多地體現(xiàn)出儒家的影響；李白的一生，更多地體現(xiàn)出道家的影響；而王維的一生，則更多地體現(xiàn)出佛教尤其是禪宗的影響。

事實上，三位大詩人在盛唐時代，亦即他們年輕的時代，詩歌的風格沒有后來那么大的差距。同樣地充滿著那個時代所特有的昂揚奮發(fā)的浪漫情調。李白的不必說，杜甫早期的詩歌也是那么浪漫奔放，他的《飲中八仙歌》就是代表：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圣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圣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云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王維早年的詩風也洋溢著盛唐的氣息，如他的《隴西行》：“十里一走馬，五里一揚鞭。都護軍書至，匈奴圍酒泉。關山正飛雪，烽火斷無煙?！彼摹队^獵》：“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乜瓷涞裉?，千里暮云平。”同樣的樂觀、同樣的自信、同樣的風華秀麗。

在遭到人生的挫折以后，特別是在經(jīng)歷了安史之亂以后，他們詩歌的風格差異明顯地拉大了。李白不改其浪漫，可是，浪漫之中，揉進了悲憤和苦悶。杜甫則逐步地走向深沉的憂患，錘煉出一種沉郁頓挫的風格。王維則追求一種恬靜、蕭索、凄清、冷漠的風格。之所以產(chǎn)生這種差距，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例如時代的影響、個性氣質和生活遭際的殊異等，但詩人自己對各家思想的選擇也有很大的關系。

杜甫很自然地向儒家那兒去尋覓精神的依托。儒家以天下為己任，明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依然要“知其不可而為之”。雖說是“有道則仕”、“無道則隱”，但實際上是有道也要進取，無道也要進取的。清人顧炎武的名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后人將其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最好地概括了儒家這種積極入世的使命感。杜甫所寫的最動人的作品，正是那些表達了“位卑未敢忘憂國”(陸游語)精神的篇章。杜詩被譽為“詩史”，杜甫本人被譽為“詩圣”。圣人是儒家做人最高的標準，“詩圣”的名稱是極高的榮譽，是從道德上、政治上去評價杜甫。李白和王維的詩名也很大。就當時而言，他們的詩名比杜甫還大?？墒牵畎妆蛔u為“詩仙”，王維被譽為“詩佛”，他們都未能得到“詩圣”的桂冠?！霸娤伞辈皇菑恼巍牡赖轮鄣?，“詩佛”當然也不是。李白曾經(jīng)有過“奮其智能、愿為輔弼”的志向，可是，指導他的思想主流是道家的思想。如鄙視權勢、功成身退、酷愛自由、返樸歸真、遠害全身等等，都和儒家格格不入。所謂“詩仙”，是詩中之仙。“仙”不是儒家，也不是佛教的理想，而是道教的理想。神仙是超脫的。他對于社會沒有太大的責任。得意時在社會之“上”，失意時在社會之“外”。李白就是這樣。年青的時候，有一位著名的道士說他有仙風道骨，可以與神仙一起四方漫游。李白聽了十分高興，就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大鵬賦》。后來李白到了長安，太子賓客賀知章一見他，就驚嘆說：“此天上謫仙人也?！崩畎字员蛔u為“詩仙”，一方面是因為他的詩風，猶如天馬行空；一方面是因為他的風采神韻，他的處世態(tài)度。支撐這種詩風、這種風采神韻的基礎，正是道家的或道教的思想。至于王維，他的思想和詩風，則處處體現(xiàn)出佛教的浸潤。通過王維這個例子，我們可以明白，佛教是通過什么途徑，作用于文學，尤其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

王維受佛教的影響，自有其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家庭的影響。王維的母親崔氏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王維在《請施莊為寺表》中說：“臣亡母故博陵縣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余歲，褐衣蔬食，持戒安禪，樂往山林，志求寂靜?！贝笳斩U師名普寂，是神秀的弟子。而神秀則是禪宗北宗的首領。神秀去世以后，普寂成為佛教領袖，“天下好釋者咸師事之”。唐中宗曾經(jīng)特地下詔，“今普寂代神秀統(tǒng)其法眾”。這樣，普寂的號召力就更大了。王維的胞弟王縉，曾經(jīng)做過大照的弟子。王維的集子中，有一篇《為舜阇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由此可見，王維全家和大照禪師的關系是多么密切。盡管如此，王維的青年時代，他的早年的詩歌，看不出多少佛教的影響。這又是什么原因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大凡一個人年輕的時候，躊躇滿志，樂觀自信，又躬逢盛世，總覺得百事可為。雖然也會有牢騷，有不平，可是，總覺得有希望、有前途。隨著年齡的增長，閱歷漸深，挫折備嘗之后，有了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的感慨，才會逐漸感到人生的痛苦，然后向佛、老靠攏，以尋求解脫。儒家的理論，重倫理、重道德，主要是講如何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當一個人積極入世，想干一番事業(yè)的時候，佛教和老莊對他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最多是一種補充。因為佛教講成佛之路，道教講成仙之道，道家講陰柔守雌，講遠害全身、功成不居，不講建功立業(yè)，不講治國平天下?？墒?，當一個人遇到挫折，遇到不公正的遭遇的時候，儒家能提供什么樣的精神食糧呢？ 無非是安貧樂道、窮則獨善其身、潔身自好，聽天由命。儒家的這一套，麻醉的功能不強。儒家的入世精神，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太強了，一句安貧樂道，一句聽天由命，怎么能抹掉這種精神和使命感呢？ 其實，孔子自己就沒有做到“獨善其身”。他生當動蕩不安、四海騷然的時代，可謂生不逢時。他四處奔波，以求一逞，自己就沒有“聽天由命”。在這種情況下，道家、道教、佛教就起來發(fā)揮作用，占領陣地，彌補儒家的不足。對于解決社會問題，儒家有一大套理論和辦法?？墒?，對于如何解決人生的痛苦、解決思想的苦惱，儒家卻沒有多少辦法。中國文人的學習佛教，義理重于信仰。他們往往是先從經(jīng)史子集中受了儒家的影響，學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系統(tǒng)理論，后來又學佛教。他們的興趣，在于從佛教中尋找儒家理論中沒有解決的問題。對于王維來說，主要是從佛教中尋找一種寄托和解脫。

家庭的佛教氣氛并沒有促使王維走上信仰的道路。王維的父親早已亡故，兄弟五人，王維是老大。還有妹妹。侍奉老母、撫養(yǎng)弟妹的責任早早地落在他的肩上。這種經(jīng)濟處境也不允許他一開始就去奉齋敬佛。他作為一個家境貧寒的青年，為了擺脫貧窮，只有走科舉的道路。開始的時候，還是順利的。十九歲那年，王維參加了京兆府試。三十歲那年，考中了進士。不久，就擔任了太樂丞。雖然不能算少年得志、春風得意，也算是比較順利的。誰知道他當太樂丞僅僅幾個月，就因為伶人舞黃獅子而獲罪，一下子貶到濟州(今山東省長清縣)司倉參軍。有的研究者指出，王維的貶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王維與歧王李范、寧王李憲、薛王李業(yè)的關系都比較密切。三王都是唐玄宗的兄弟，王維正由此而獲罪。所謂伶人舞黃獅子，只不過是一個借口。出貶濟州對于王維來說，是第一次沉重的打擊。開元十七年左右，王維拜薦福寺的道光禪師為師。薦福寺是唐代長安翻譯佛經(jīng)的一座大寺廟。從此以后，王維逐漸向佛教靠攏。他的詩歌中慢慢地滲進了佛教的禪理。張九齡的貶職是對王維的第二次沉重打擊。張九齡是唐玄宗時著名的賢相。他主張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他曾經(jīng)揭露安祿山有反心，曾經(jīng)對玄宗說任用李林甫為相將會“禍延宗社”。張九齡不幸而言中，安祿山日后果然謀反，李林甫也果然“禍延宗社”，而張九齡的遭貶竟成了玄宗一朝，乃至整個唐朝由盛入衰的轉折點。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睆埦琵g的拜相曾經(jīng)燃起了王維的希望。王維急切地向張九齡自薦，張九齡對王維也很賞識，提拔王維當了右拾遺。右拾遺是個“從八品上”的小官，可是職務很重要，可以向皇帝進諫及推薦人才。王維當時心情興奮，以為從此可以一展抱負了。誰知張九齡為李林甫所誣，貶職荊州，使王維剛剛燃起的政治熱情一下子又冷卻了。這一次精神上的打擊促使王維更加向消極的方向發(fā)展。王維并沒有李白那種合則留、不合則去的灑脫，也沒有杜甫那種欲留不能、欲去不忍的痛苦，而是采取一種半官半隱、亦官亦隱的人生態(tài)度。開始是內方外圓，內心憤激不平，外表圓通平和。后來是內圓外圓，內心的那一點點不平也磨平了。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佛教起了很大的作用。天寶十四年，王維六十四歲那年，安史之亂爆發(fā)。王維沒有來得及跟著唐玄宗一起逃跑，做了安祿山的俘虜。安祿山授給王維官職。王維內心不愿接受，但也不敢反抗。唐軍收復洛陽后，王維、鄭虔等陷賊的官員三百余人“皆素服悲泣請罪”，被押回長安。王維被囚禁于宣陽里楊國忠舊宅。后來，肅宗接受李峴的建議，對陷賊的官員按情節(jié)的輕重六等定罪。王維因為在作俘虜?shù)臅r候寫過一首懷念朝廷的詩，這首詩又曾經(jīng)傳到肅宗那兒，受到肅宗的贊許；王維的弟弟王縉平亂有功，請求削官為維贖罪，又有崔圓等重臣保赦，王維才得以免罪，只是罷官了事。不久，王維又復官、升職。盡管如此，安史之亂給王維心靈上留下的傷痕是很深的。在封建社會，失節(jié)是一件十分恥辱的事。雖然王維保住了高官厚祿，但失節(jié)的恥辱一直煎熬著他晚年的心靈。他在《謝除太子中允表》中說：“臣聞食君之祿，死君之難，當逆胡干紀，上皇出宮，臣進不得從行，退不能自殺，情雖可察，罪不容誅?！痹谒攀狼安痪盟鶎懙摹敦煿]弟表》中又說：“久竊天官，每慚尸素。頃又沒于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以至今日?！笨梢娺@一奇恥大辱無時無刻不在咬嚙著他的心。王維的友人杜甫以王維比庾信，說不應當把王維與陳琳相比：“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得比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雖說對王維的失身叛軍有所諒解，但總是一個抹不掉的污點。至于后人，就未必像杜甫這樣寬容了。元人劉因在《輞川圖記》中便指出：“維以清才位通顯，而天下復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以前身畫師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繪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致，而思所以文其身，則亦不至于陷賊而不死，茍免而不恥，其紊亂錯逆如是之甚也。豈其自負者固止于此，而不知世有大節(jié)，將處己于名臣乎？ 斯亦不足議者。”清人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對“文墨交游之士，多護王維”，頗致不滿。顧氏指出：“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在經(jīng)歷了這樣一種重大的變故以后，帶著失節(jié)的內疚，事敵的負罪感，王維的內心更加頹唐沮喪，也就更加地向佛教靠攏。

王維與佛教的關系，不但有本人的傳記為證，而且有他的作品(詩文、畫)為證?！缎彤嬜V》所錄，當時御府所藏王維一百二十六軸畫中，有一半是表現(xiàn)佛教題材的。王維最愛畫的是維摩詰的像，《云煙過眼錄》載：“喬達之簣成號仲山，所藏王維畫維摩像如生?！彼嫷木S摩詰，得到時人很高的評價。

李彌遜《題唐王維畫維摩文殊不二圖》云：“重可惜者，兵火之余，數(shù)百年間，而流落無幾。……今御府所藏……維摩詰圖二?！?《宣和畫譜》)維摩詰之所以得到王維的青睞，不無原因?！毒S摩詰經(jīng)》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經(jīng)受到朝野僧俗的普遍歡迎。維摩詰這個人物，成為南北朝門閥士族最崇拜、極力仿效的理想人格。維摩詰“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靜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F(xiàn)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飯食，而以禪悅可味。若至博弈戲處，輒以度人。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一切見敬為供養(yǎng)之最。執(zhí)持正法，攝諸長幼。一切治生、諧調，雖獲俗利，不以喜悅。游諸四衢，饒益眾生。入治政法，救護一切。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媓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維摩詰所說經(jīng)·方便品》)。維摩詰的生活方式與一般貴族官僚沒有絲毫區(qū)別。區(qū)別只在于，他的精神境界高于世俗貴族，比有些出家修行的僧人還要高明。維摩詰具有超人的般若正智和無限靈活的善權方便，所以他能夠做到這樣。沒有出家而勝似出家，不放棄世俗的各種享受，同時又領悟了最高的智慧。維摩詰的行為恰好為王維半官半隱、亦官亦隱的生活提供了最好的榜樣。這就難怪王維那么喜歡維摩詰，連自己的字也要取為“摩詰”了。用維摩詰的理論去考察歷史上的隱士許由，不肯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自然要投以鄙夷的目光了。王維六十多歲時所寫的《與魏居士書》中說：

“古之高者曰許由，掛瓢于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 降及嵇康，亦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俯受維縶有異乎？ 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 ……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后貧，《乞食詩》云： ‘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shù)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

我們可以將王維的諷刺與朱熹對陶淵明的稱許作一比較：“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zhèn)€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陶澍集注《靖節(jié)先生集》、《諸本評陶匯編》)。陶淵明不戀棧，拂袖而去，“真?zhèn)€能不要”，這就是刺痛王維的地方。難怪他要對陶淵明的乞食施以挖苦了。一面幻想修行成佛，一面又不肯放棄塵世的享樂，這就是王維的心理。

王維和神會曾經(jīng)在南陽臨湍驛討論佛道，王維問：“若為修道得解脫？”神會回答說：“眾生本自心凈，若更欲起心有修，不可得解脫?！奔词钦f，人心本來就是純凈的，不需要再去修，如果有意去修，反而不能達到目的。據(jù)說王維得到神會的答復后十分興奮，后來對別人說：“此南陽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議?！?《神會禪師語錄》)宋人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評王維的山水詩時下了這樣的斷語：“富貴山林，兩得其趣?！?這是很中肯的評語。

佛教不但影響了王維的思想，使他在官隱的生活中得以保持心理的平衡，而且影響了王維的詩風。這里主要是指王維中、晚年的山水詩。這種影響大致通過審美趣味這一中介而得以實現(xiàn)。王維的詩歌中也有一些直接闡發(fā)佛理或者直接借用佛教概念的作品，如“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這樣的詩?？墒?，這種詩往往沒有什么文學價值，對后世也沒什么影響。這里要談的，主要是那些受了佛教影響，卻沒有直接訴諸概念的山水詩。佛教的熏染，佛教的寂滅思想、色空思想，使王維的山水詩努力地追求一種恬靜、蕭索、凄清、冷漠的意境。例如，像下面的兩首小詩：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洵中。(《鳥鳴澗》)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鹿砦》)

通過這些麗句，我們不是可以感到一種與世隔絕的寂寞嗎？ 我們不妨可以將它們和陶淵明的田園詩“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歸園田居》之一)比較一下，那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同樣是寫靜態(tài)，寫隱逸，可陶詩描繪的村落黃昏圖中，充滿人間的氣息，而王詩中的山水(指《鳥鳴澗》、《鹿砦》之類的山水詩)，卻給人以與世隔絕的感受。這是兩種不同的心境，兩種不同的審美趣味。

王維的山水詩明顯地受到了佛教的影響，但是，王維沒有重蹈玄言詩的覆轍。兩晉的玄言詩，成了枯燥的哲學講義，詩歌與哲理沒有融合一起。山水詩興起時，這個問題也還沒有解決。謝靈運的詩中，山水與哲理的結合還很生硬。到了謝脁、庾信，寫山水而不帶玄言尾巴了，但與此同時，哲理也不講了。詩趣與理趣結合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陶淵明的田園詩，理趣與詩趣結合得比較好。不但有名句，而且有名篇。詩中有哲理，哲理中有詩。像下面的這首詩，就很有代表性：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之五)

陶詩解決了詩與哲理的結合，可是，陶詩的語言比較樸素，不能反映詩歌語言的成就，至少是沒能全面地反映詩歌語言的成就。在山水田園詩的領域，同時做到詩與哲理的結合、詩歌語言的風華秀麗，這個任務歷史地落到了王維的身上。當然，唐代的很多詩人，包括李白、杜甫，都對山水詩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但是，他們在這方面的貢獻都不如王維。王維是詩人，同時又是一代畫師。這是他得天獨厚的地方。在這里，佛教的陶冶之功，不完全是消極的。宗教和藝術在思維方式上的相似，幫助王維取得了文學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