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張煌言詩《被執(zhí)過故里》

蘇卿仗漢節(jié)，十九歲華遷；管寧客遼東，亦閱十九年；還朝千古事，歸國一身全。予獨生不辰，家國兩荒煙。飄零近廿載，仰止愧前賢。豈意避秦人，翻作楚囚憐！ 蒙頭來故里，城郭尚依然；仿佛丁令威，魂歸華表巔。有靦此面目，難為父老言。知者哀其辱，愚者笑其顛；或有賢達士，謂此勝錦旋。人生七尺軀，百歲寧復延！ 所貴一寸丹，可逾金石堅。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

(據中華書局本《張蒼水集》，下同)

張煌言(1620—1664)，字玄著，號蒼水，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少尚武，扛鼎擊劍，日夜不息。崇禎十五年(1642)舉于鄉(xiāng)。清軍南下，張煌言與浙東人民舉義抗清。八月至臺州奉迎明魯王朱以海，監(jiān)國紹興。從此成為魯王政權的主要支柱，在極其艱危的形勢下，領導義軍打擊清軍?？滴跞?1664)六月，見大勢已去，才解散部曲，居于縣岙(今浙江象山縣南)。其地為海中孤嶼，荒瘠無人。同年六月為清軍俘獲，九月在杭州就義。

《被執(zhí)過故里》作于康熙三年(1664)七月，為被俘后押至寧波時所作，表達了他壯志未酬、求仁報國的遺恨和心愿。詩題直言其事，點明作者的遭遇： 被清軍逮捕押至家鄉(xiāng)寧波。全詩圍繞這一事件抒發(fā)內心的悲憤，表明自己對此事的態(tài)度和決心。

本詩為五言古體，共二十八句。從“蘇卿仗漢節(jié)”到“翻作楚囚憐”十二句，緊扣“被執(zhí)”二字，敘寫自己生不逢辰，雖轉戰(zhàn)南北，而未能光復明室，最后反成清軍之囚。前六句以蘇武和管寧的故事作為對照和映襯。蘇武出使匈奴，受脅不降，仗漢節(jié)牧羊，歷十九年乃得放歸；管寧則避亂局遼東亦達十九年之久。后六句則賦述自己經歷。自順治二年(1645)奉明魯王監(jiān)國至越，與清軍血戰(zhàn)，至今為清軍所執(zhí)，前后也整整十九年。然而蘇武和管寧是以成功而榮歸故國，而自己則以失敗而辱過家鄉(xiāng)。兩相對照，一種作為囚徒的深切悲哀顯得愈加強烈。“仰止愧前賢”一句，表達了這位愛國志士發(fā)自心底的遺恨，同時也顯示了他崇高的民族責任感、嚴以待己的品格和令人仰止的風度和氣節(jié)。從“蒙頭來故里”到“謂此勝錦旋”十句，緊扣“過故里”三字，敘寫和抒發(fā)作者重歸家鄉(xiāng)的見聞和感嘆。前六句抒發(fā)了作者所見時代劇變的滄桑之感。作者蒙羞回至闊別已久的家鄉(xiāng)，雖然城郭依舊，而人事全改，先前明朝的王土現在已是清朝的天下。正如作者在寧波公署所嘆：“此沈文恭故第，今而為廄乎！”想到家鄉(xiāng)人民遭清軍鐵蹄踐踏，作者不由得又一次悲、憤、愧、恨交加，家鄉(xiāng)父老曾經翹首以待，盼望義軍能夠把他們從民族淪亡的水火中解救出來，可是今天自己反成了清軍的階下囚，怎么向父老鄉(xiāng)親交代呢！ 對敵人的憤激和仇恨，與自己內責的羞愧和悲哀糅合在一起，最后化作“有靦此面目，難為父老言”十個字。這兩句詩雖然字字質樸無華，但是意蘊深厚，情感深沉，耐人咀嚼。后四句則通過人們對自己被執(zhí)而歸的不同評價，從側面?zhèn)鬟_自己對于拒降而俘的態(tài)度。在被俘前，清軍曾以禮招降，當時若降，則不僅能偷生于世，且享不盡榮華富貴，所以在那些喪失民族氣節(jié)的“愚者”看來，作者之拒降真是不識時務，愚蠢至極。而那些對作者寄以厚望的“知者”，則為其被俘受辱而悲哀。然而也有識大體的“賢達士”，則認為作者能“百死不移其志”，故雖辱猶榮，甚至比那些功成名就的衣錦還鄉(xiāng)之輩更能顯示志士仁人的精神風采。在這里，從側面反映了作者因堅持民族氣節(jié)而產生的自豪感，這也是作者在悲憤愧恨之中所獲得的惟一精神安慰。最后六句則直言表達了作者求仁報國的決心。在作者看來，人生于世，不在年高壽長，最可貴的是要有一顆熱愛祖國、獻身民族復興事業(yè)的比金石更堅定的忠心。孔子曾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wèi)靈公》)又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述而》)詩人生不能復國，遂決心以死殉國成仁?！扒笕识萌省边€有什么遺怨呢！ 這就是這位愛國志士留給后人的以生命鑄就的金石之言，它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為了崇高的事業(yè)不惜獻出最寶貴的生命。

全詩的情感基調是悲壯昂揚的。在藝術上完全以心聲的直接抒發(fā)為特征。全詩幾乎沒有一句景語，字字是意，句句是情，意和情編織出了作者的主體人格?？梢哉f，這首詩最動人的藝術魅力，主要來源于作者的主體人格。如果作者失去了自身這種令人仰止的人格精神，那么這首詩就是虛偽的，空洞的，浮夸的。所以詩的力量不能離開作者的人格而存在。中國古代的詩文論，都非常強調文學與作者人格的聯(lián)系，早在先秦時代，孔子就指出：“有德者必有言?！?《論語·憲問》)把人品放在首位，而孟子也認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萬章下》)認為只有先了解其人，才能了解其詩?！吨芤住の难浴穭t由強調人品，進而強調文學的真誠：“君子進德修業(yè)，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yè)也?！边@一基本思想，后來又為六朝大文論家劉勰所繼承。他在《文心雕龍·程器》篇中指出，一個成功的作家“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假如“雕而不器”，那么“貞干誰則”?也就是說，如果光有外美而無內德，就不足效法，也以人品為重。而張煌言生活其中的明代，無論是明七子，還是公安派，也都重視人品，強調文學的真實性。如李夢陽曾說：“夫詩者，人之鑒者也?！?《林公詩序》)而公安派則尤以人格性情為本，崇尚真性真情的自然流露。認為惟“不得已而鳴”，則矢口真言，可與“星日比光”(袁宗道《士先器識而后文藝》)。只有“任性而發(fā)”，才能“令人奪魂”(袁宏道《序小修詩》)。當然，詩歌作為一種藝術，必須有自己的形式要求，否則也就無所謂是“詩”。但若詩情詩意非從肺腑流出，也同樣不符合詩的本質精神，同樣不能感動人。虛偽矯飾是藝術的天敵，古今中外，一切優(yōu)秀的藝術品，無不以真實作為生存的靈魂。張煌言這首詩雖然在用典方面顯得比較陳熟粗糙，但是瑕不掩瑜，作者崇高的品格還是通過詩篇得到了再現，永久地感動著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