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了中央實驗話劇院演出的歷史劇《大風歌》后，對編劇、導演、演員所付出的艱辛的精神勞動，我是一直感到很滿足的。不過，由此也引起我經常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處于亂世之際，有一些書生，在政治上所可能起的作用問題。
劉邦生前，所以提出安劉問題，和所以把安劉的希望寄托在周勃的身上，這自有其自己的打算，不說它。但是歷史的事變表明，呂氏篡奪陰謀所以沒有得逞，據(jù)《大風歌》所本的史實，首先應當歸功于書生陸賈。當其時，如果沒有陸賈的深謀遠慮，周密策劃，作為舉足輕重的功臣周勃、陳平，未必能當機立斷，杯酒交歡，實現(xiàn)劉邦的“白馬”之盟，挽狂瀾于既倒。其結果，是呂氏的天下，是劉氏的天下，或者是其他姓氏的天下，就難以逆料了。
最初形成魏、蜀、吳三國之勢的定策者，也是書生，就是荀彧諫曹操先定關中(兗州);魯肅說孫權保守江東；諸葛亮諷劉備跨有荊、益。在此以前，據(jù)我看，在曹操、孫權、劉備的心目中，尚未有定見。待到赤壁一戰(zhàn)，才算最后奠定了鼎足之勢，才證明荀彧輩的見解是正確的。
朱元璋起兵，下徽州時，曾召隱居于石門的書生朱升問時務，朱升言簡意賅，九個大字“廣積糧，高筑墻，緩稱王?！?朱元璋善之。其意在于首先要建立根據(jù)地，不能采取流寇的辦法，不要過早地稱王而成為眾矢之的。朱元璋所以能成為群雄中的勝利者，這于朱升的建議有極大關系。
人們通常這么說，亂世用武，治世用文，其實亂世固然少不了文，治世也決定少不了武的。當然，亂世的有些書生，盡管具有逐鹿取勝的卓見，如果不遇到所謂英主如曹操輩的采納、支持，固一籌莫展，無所作為，說不定還會交上“華蓋運” 或不免隱遁以終，或不免還會大吃苦頭。
而上述陸賈輩，又都是在戎馬倥傯之際，盡忠王室的書生，而不是使用權術，取得主子寵信的陰謀家，所以頗為后人所稱道。
可是在另一方面，在歷史上也盡有制造世亂的書生。遠的不去說它吧，就以現(xiàn)代的 “四人幫” 一伙來說，其中就有不少堪稱之為書生的，而且還有詡之為 “權威” 的書生，真是浩浩蕩蕩。他們所以制造世亂，不管名義多么冠冕堂皇，其實醉翁之意，全在于從所制造的世亂中，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這已是人所共知。而他們所以敢于制造世亂，又是依附于當時握有軍權的野心家林彪作為支柱的，單靠幾個光棍書生，決不能成為氣候，所謂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為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F(xiàn)在還有一些或明或暗的、嘁嘁嚓嚓的所謂書生，是當以此為戒的。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今之制造世亂的書生的丑惡形象， 繼馬士英、 阮大鋮之后， 在舞臺上出現(xiàn)。

(《當代雜文選粹·陶白之卷》)

賞析 “亂世用武，治世用文”,這是人們對歷史發(fā)展過程的經驗性總結。那么，生逢亂世，文人就無施展才能的機會了嗎？ 非也！只要回顧一下歷史，我們便不難發(fā)現(xiàn)： 處于兵馬紛爭之際，武將固然可以叱咤風云，安邦定國，而文士也常常能夠運籌帷幄，出奇制勝。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文士所起的作用甚至會超過武將。因此，無論亂世還是治世，我們都不可小覷書生，對他們在政治上所可能起到的作用更不可等閑視之。《話說古今書生》提請讀者注意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文章先從作者對歷史劇《大風歌》的觀感談起?！洞箫L歌》反映的是西漢初年統(tǒng)治集團內部一場奪權與反奪權的斗爭。當時，書生陸賈曾勸說丞相陳平深結太尉周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實現(xiàn)了劉邦的“白馬之盟”。由《大風歌》,作者自然想到了對粉碎呂氏的篡權陰謀做出了突出貢獻的陸賈，并由陸賈進而聯(lián)想到為形成魏、蜀、吳三足鼎立之勢而獻策的荀彧、魯肅和諸葛亮，以及向朱元璋建議“廣積糧，高筑墻，緩稱王”的朱升。這些書生，雖然生于亂世，卻以自己的聰明才智，為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和社會的安定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們贏得后世子孫的崇敬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并非所有生于亂世的書生都能象陸賈等人那樣盡忠報國，亂中作亂、混水摸魚者也屢見不鮮。接下來，文章就轉入了對這種蓄意“制造世亂”的書生的抨擊。作者特別以臭名昭著的“四人幫”為例，不僅揭露了他們妄圖篡黨奪權的“醉翁之意”,而且進一步指出：他們之所以敢于制造世亂，“又是依附于當時握有軍權的野心家林彪作為支柱的”。指明這一點，對于我們認清“四人幫”的反動本質是有益的。正是由于他們文武勾結、狼狽為奸，才給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如此深重的災難。有鑒于此，所以在文章的結尾，作者表示：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今之制造世亂的書生的丑惡形象，繼馬士英、阮大鋮之后，在舞臺上出現(xiàn)。”這不僅可以使人們更好地認清這伙跳梁小丑的丑惡嘴臉，而且可以提醒更多的人警惕這種現(xiàn)代馬士英式的人物，防止他們“制造世亂”的陰謀得逞。
這篇文章采用的是說古道今的方法。雜文說古，不在喚起讀者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以古證今，以古鑒今。這篇文章較好地掌握了其中的分寸，既放得開，也收得攏。文章的前半部分，作者一連用三個歷史事實肯定了書生在安邦定國中的積極作用，這就與現(xiàn)代“四人幫”唯恐天下不亂的丑惡行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更把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了“四人幫”,指出他們就是現(xiàn)代的馬士英、阮大鋮。正是在這種正面與反面、歷史與現(xiàn)實的反復比較和對照中，文章的主題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