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以“無”為本的思想和出世、禁欲的思想與佛家有相似之處。但從文化的親和性而言，儒、釋、道三家中，似乎儒與道的關(guān)系顯得較為密切。在爭奪統(tǒng)治地位的思想斗爭中，道與佛爭，儒與佛爭，而儒、道之間卻未發(fā)生大的思想沖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儒家與道家同生于中土，有著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因而儒、道之間互相滲透與融通較之儒、佛之間要簡單、直接得多。而儒學與佛學之間不僅各自的社會文化背景不同，就連語言、思維的習慣也不一樣。佛經(jīng)傳入中國，雖經(jīng)翻譯，卻有很長時間的理解、改造和轉(zhuǎn)化過程，才能為儒學所吸收。儒家對于道家的名詞概念，則耳熟能詳，拿過來就用，幾乎不分彼此，好像是一份共有的財產(chǎn)。
道家最重要的范疇是“道”,儒學從中資益最大。傳統(tǒng)儒學也一直使用“道”字，但卻沒有明確的本體論意義。雖然《易傳》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話，但也只停留在一種素樸的認識上，并沒有因此而發(fā)揮出一套本體論思想，況且已有學者指出，這一思想也是受了道家的影響。
本體之“道”
道家對于本體之“道”極盡注想描摹之能事，如：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分寥分，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莊子·大宗師》)
“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坼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足于一握，約而能張，出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纮宇宙而章三光?！?《淮南子·原道訓》)
道家之“道”廣大微妙，出乎天地，超乎萬物，無所不在，無處不有。理學家關(guān)于道體的認識，不能不借助道家的啟發(fā)。但道家之“道”偏重虛玄，不切于人倫日用，因而儒家的仁義禮智的道理由于缺少必要的理論環(huán)節(jié)還不能直接掛搭在道家的虛玄之“道”上。
“道”與“理”
魏晉玄學有自然與名教之辨，儒家思想與老莊思想開始接合，君臣上下、尊卑貴賤的等級秩序被看作“天理自然”。在此一時期，關(guān)于道、理、性范疇的對舉、互訓與相通，實際為宋明理學的范疇體系奠定了基礎(chǔ)。王葆玹著《正始玄學》對此有專門研究。他討論“道”與“理”關(guān)系的變化時指出，在先秦兩漢哲學中，“理”范疇的地位較“道”范疇低得多?！爸翝h末魏初，道、理懸殊的情況始有改變。如高誘注《淮南子·本經(jīng)訓》‘理’字云： ‘道也?！肿ⅰ秴问洗呵铩げ靷鳌贰恚览硪病?。趙岐《孟子·告子注》云‘理者，得道之理’。張揖《廣雅釋詁》云：‘理，道也?！T說或認為道、理相同，或認為道、理相通?！?《正始玄學》第281頁)在討論性、理關(guān)系的變化時王葆玹又指出：“在先秦、兩漢學術(shù)思想中，理的重要性非但不如道，而且不如性，……性可包括五常，依次為仁義禮智信，理卻只能包括義、禮兩者，這一情況的改變約在東漢后期，當時鄭玄《禮記·樂記注》云： ‘理猶性也。’是直接以性釋理。……至曹魏時期王肅注經(jīng)，仍以‘天性’釋‘天理’,由于性、理可以互訓，故在漢末魏晉期間合為一詞。”(同上，第282頁)王葆玹的考證極有價值，由于道、理、性可以互訓，而性在思孟派儒者看來就是仁義禮智信五常，五常之性因而上升為本體，道、理也由虛變實了。但是，尚須指出，玄學家與理學家的理論興趣大不相同，玄學家的興趣在于“玄”字上，并不像理學家那樣醉心于將儒家倫理提升為本體，我們除了在道、理、性的互訓上看到理學對玄學的承襲外，還不能從玄學中看到理學的影像。相反，我們卻從佛家的典籍中經(jīng)常看到它，這說明理學對于佛學的吸收、利用遠較道家、玄學為多。
“無欲”
道家講“無欲”,老子說：“我無欲而民自樸?！鼻f子說：“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莊子·馬蹄篇》)無欲思想與佛教的禁欲主張相通，而理學家接過并加以利用。
另外，道家重練氣養(yǎng)生之功，諸如靜坐、調(diào)息、閉關(guān)等名目都是道家的工夫，不見于儒家典籍，但這些工夫卻為一些理學家所講求，與佛家之禪定工夫參合為用。
以上是理學承襲道家、玄學、道教之大端，茲不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