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zhàn)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大后方曾出現過民主憲政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人士的提議和推動下，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于1939年9月通過了要求國民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實行憲政的決議^[1]。國民政府當局被迫允諾在1940年冬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但不久即自食其言，以戰(zhàn)時環(huán)境為借口，以政治高壓為手段，迫使戰(zhàn)時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歸于沉寂。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民主憲政運動再起的條件逐步成熟。中國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尤其是中國躋身“四強”行列，同盟國政治軍事形勢日趨好轉后，中國抗戰(zhàn)的國際環(huán)境大為改善，國際地位有所提升，中國以怎樣的政治面貌出現于世界政治舞臺，引起國人高度關注，不僅為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推行民主憲政運動提供了較好的歷史機遇，而且鼓舞了國民黨內的民主派起而為實現中國的民主政治呼號吶喊，同時也推動了國民黨當局實施預備憲政的若干行動。紀念抗日戰(zhàn)爭六周年之際，中共中央適時提出了“改良政治”的主張，要求國民黨當局“按照三民主義原則，實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革，借以達到各階級、各黨派、各民族間之現狀進一步的和睦關系，能夠為準備反攻發(fā)動人民的積極性”^[2]。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主席張瀾指出：“這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前十余年和戰(zhàn)爭的初期，有些人因為被軸心國表面上短期的軍事聲勢和軍事勝利所震撼搖惑，遂認為民主政治已屆沒落時期，以為獨裁政治行將成為今后世界政治演進的一種合理新形態(tài)，于是率先效尤，一黨專政，領袖獨裁，厲行黨治的風氣，張甚一時。年來保障人類自由，倡行民主政治的同盟各國逐漸勝利，聲勢日振，正義日張，民主政治乃為世界各國所重新認識，加強重視，均認為此次世界大戰(zhàn)，完全是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的戰(zhàn)爭，也就是自由平等獨立和奴役壓迫侵略的戰(zhàn)爭”,“從此獨裁政治將日趨于崩潰，民主政治更將普遍地成為世界各國政治形態(tài)的惟一極則”。并借英國首相丘吉爾之言，猛烈抨擊國民黨政府實行的“一黨專政”,內稱“一黨專政之極權制度，以秘密警察為其爪牙，取政府之一切官職，雖至微官胥吏而壟斷之，舉凡地方民政官與法庭，均在行政首長控制之下，國內外皆布有最完整之間諜網。此種制度行之過久，則彼廣大群眾對其國家生命，即毫無左右之權。舍官吏階級而外，別無獨立人物”,強調實現民主憲政已成為世界不可逆轉的政治潮流^[3]。國民黨內的民主派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譚平山、李濟深、陳銘樞等，也陸續(xù)發(fā)表文章和談話，要求結束黨治，還政于民，實行民主政治。如宋慶齡發(fā)表公開談話稱：“應該實現總理的三大政策，開國民會議，在絕對民主的原則下，動員全國民眾，使他們都有同等的機會參加抗戰(zhàn)建國工作。對各黨各派也應該給以同等的機會，使他們的黨員得盡個人的能力參加工作，爭取最后的勝利?！?sup>[4]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孫科也在《中央日報》上發(fā)表文章，坦承“我們是民主陣線四大盟邦之一，對外既與盟邦攜手，和法西斯敵人作戰(zhàn)，對于國內政治建設方向，當然只有走向民主的路線，以與國際路線相配合”,并從穩(wěn)定國民黨統(tǒng)治出發(fā)，警告說：“如果我們把憲政實施，一天天擱下來，不能完成國家的建設，那就不但違背了建國綱領，而且是很危險的一件事”,將使“政府對人民損失威信，更予反對黨以攻擊本黨的口實，而中央也就會為人民所不滿?！?sup>[5]這表明戰(zhàn)爭局勢的變化已對中國的執(zhí)政者造成強大的壓力，為中國民主憲政運動造成了有利的態(tài)勢。
太平洋戰(zhàn)爭期間，隨著國民政府專制獨裁統(tǒng)治的進一步強化，大后方出現了日益加深的政治、軍事、經濟危機。在政治上，“一黨專制”、特務橫行、保甲制度三位一體，使人民沒有安全保障；在經濟上，國民黨官僚資本壟斷經濟命脈，國統(tǒng)區(qū)物價飛漲，民生凋敝，經濟困難重重；軍事上，依賴外援，消極避戰(zhàn)，除打了第三次長沙戰(zhàn)役等少數勝仗外，在重大戰(zhàn)役中連連潰敗，而且降官如毛，降將如潮，汪偽政府60萬和平軍中50萬來自國民黨軍隊，尤其是豫湘桂戰(zhàn)役的失利，激起了國人的強烈憤慨和不滿。張瀾批評說：“年來言政治，則官吏公開貪污，上行下效，法令皆成具文；言財政，則專賣統(tǒng)制于各種收稅機關，繁重苛擾，結果是政府受怨，民眾受困，大利歸于中飽；言糧政，則無谷者必須地地繳谷；言役政，則有人者不肯出人；不平現象，到處皆有。”并指出：只有“從速實行真正民主政治，使人民有權來監(jiān)督政府，糾彈官吏，并協助政府辦理各事，政治才有望合理改善，挽回頹勢”^[6]。黃炎培也憤慨地指出：“炎培往來各地，親見非法逮捕拘禁，幾乎到處都有，或懷挾私怨，濫用職權，或假借公務行敲詐，甚至地非監(jiān)獄，人無罪名，而久久不見天日?！?sup>[7]孫寶繼更直率指出：“在戰(zhàn)時或對決定重大政策之時，則一舉一動，俱屬有關于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所以決不可由一部分人或一黨人甚或一黨人中的一部分人，擅自決定”,“如果在朝黨或多數黨不明白這個道理，一味濫用權力，擅自行動，或對異己加以監(jiān)視、壓迫、虐待、逮捕、逐放，甚或殘殺，則請問與暴政有何區(qū)別？暴政的結果如何，我們可以從歷史上找出來?！?sup>[8]改變國民黨的腐敗統(tǒng)治，實行民主憲政已成為堅持抗日戰(zhàn)爭至最后勝利的重要保證，成為國統(tǒng)區(qū)民主憲政運動再起的重要動因。
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美結成戰(zhàn)時盟國，美國加大了對中國的財政、軍事援助，隨著大批貸款、租借物資和美軍人員的來華，國民黨的“腐敗、失職、混亂、經濟困窘、苛捐雜稅、空話連篇”引起美國駐華軍政人員和政府的強烈不滿。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從十個方面批評國民黨當局的內外政策，指出“國民黨與蔣委員長的地位是到了過去十年來最微弱無力的地步”,“國民黨在它所面臨的嚴重危機之前，漸漸不復為中國社會中團結和進步的力量，逐漸不成它曾經扮演的并對現代中國有過最大貢獻的角色”,“國民黨不但無力自動扭轉難局，相反的，其政策加深了危機”等^[9]。美軍在華人員大量不利于國民黨當局的報告紛紛送回美國國內，對美國最高當局的對華政策發(fā)生了很大的影響。美國政府雖然從其長遠的國家利益出發(fā)，執(zhí)行維持蔣介石領導地位的基本政策，但敦促甚至壓迫國民政府改變現狀，實行民主改革亦成為其對華政策的重要內容。羅斯?？偨y(tǒng)明確要求蔣介石：“中國宜從早實行憲政，國民黨退為平民，與國內各黨派處于平等地位，以解決糾紛。”^[10]美國的態(tài)度成為大后方民主憲政運動再起的外部原因，對于國民黨當局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壓力。
1943年9月8日，迫于國內外壓力的中國國民黨在重慶舉行的五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實施憲政總報告之決議案》,內稱：“今抗戰(zhàn)勝利在望，憲政基礎已立”,應“從速召開國民大會，頒布國民共信共守之大法，以完成建國之大業(yè)。”并決議如下各端：
1.全國黨政機關，除后方各省應就原有基礎加緊推行地方自治之工作外，今后隨各地之恢復，應積極輔導各該地人民加速完成地方自治及職業(yè)團體組織，確立憲政之基礎，并為復員建國之中心工作。
2.國民政府應于戰(zhàn)爭結束后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而頒布之，由國民大會決定施行日期。
3.凡前次依法產生之國民大會代表，除背叛國家或死亡及因他故而喪失其資格者外，一律有效；前次選舉未竣或未及舉辦選舉之各區(qū)與各職業(yè)團體，均應依法補選，至于國民大會召集之前三個月辦理完竣。
4.關于籌備國民大會及開始實施憲政各項應有之準備，由政府督飭主管機關負責辦理^[11]。
這個決議案將憲政的實施推遲到戰(zhàn)爭結束后一年，不能不使人感覺到是國民黨當局的一種緩兵之計，而承認在國共內戰(zhàn)期間由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代表，更是表明國民黨當局仍然堅持其專制獨裁的立場。
同月，最高國防委員會設置了“憲政實施協進會”,蔣介石自兼會長，國民參政會主席團成員為當然會員，另由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委員、國民參政員及其他富有政治學識經驗或對憲政有特殊研究之人士中指定35人—49人為會員。由蔣介石指定孫科、王云五、莫德惠、黃炎培、吳鐵城、褚輔成、張君勱、左舜生、董必武、傅斯年、王世杰為常務委員，以孫科、黃炎培、王世杰為召集人。下設三個委員會，第一組委員會(關于憲法草案研究事項)以孫科、王寵惠為召集人，第二組委員會(關于民意機關事項)以王世杰、吳鐵城為召集人，第三組委員會(關于憲政有關法令實施狀況事項)以黃炎培、許孝炎為召集人。規(guī)定該會的任務是： 1.向政府提出與憲政有關之建議； 2.考察關于地方民意機關設立情形并隨時提出報告； 3.考察與促進憲政實施有關法令之實施情況并隨時提出報告； 4.溝通政府與民間團體關于憲政問題暨其他有關政治問題之意見； 5.依政府之委托審議一切與憲政實施有關之事件^[12]。
該協進會雖由各黨派代表人士組成，然而實權完全操諸國民黨當局之手，所有活動都秉承會長蔣介石的意旨進行。至1944年5月該會共開全體會兩次，常委會六次，各組委員會若干次，通過各類提案二十二件，其主要內容有： 1.組織國人討論《中華民國憲法草案》; 2.建議加強各級民意機關，提高國民參政會及省市參議會職權； 3.提請?zhí)崆皩嵭刑釋徶贫?，保障人民身體自由； 4.主張改善圖書雜志審查與新聞檢查制度；等等^[13]。但均未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國民黨當局實行專制獨裁統(tǒng)治的基本局面沒有任何改變。然而，國民黨當局對于實施憲政的允諾，卻為大后方抗日民主憲政運動的高漲創(chuàng)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