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梁羽生、古龍這樣的“金庸之爭”,是純學(xué)術(shù)問題之爭，見仁見智。爭論中有過分的地方，都不要緊，都會得到讀者評論家甚至金庸本人的諒解。但有的“金庸之爭”,卻是不入流的貨色，侮辱謾罵，進行人身攻擊，實在是有些太不像話。比如輿論界有一種對金庸的批評，不是平心靜氣來談學(xué)問，而是從人格上攻擊，危言聳聽。如果單純是罵金庸“豺狼鏞”“漢奸”“走狗”,這樣太露骨，太表面化，尚不至于有太壞影響。而有些恃才傲物以罵為快的錦繡才子罵金庸才真正是有點水平，真正強詞奪理而能混淆視聽。比如臺灣的大才子李敖，1981年在海峽那邊寫了一篇論《三毛式偽善》和《金庸式偽善》的奇文，造成的“不見血”的影響就很大。
文章說：

三毛式偽善，比起另一種偽善來，還算小焉也。另一種偽善是金庸式的，金庸到臺灣來，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談八小時。談到他寫的武俠小說，我講胡適之說武俠小說“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俠小說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訓(xùn)練，認知訓(xùn)練，文字訓(xùn)練，中文訓(xùn)練，無法接受這種荒謬的內(nèi)容，雖然我知道你在這方面有著空前的大成績，并發(fā)了大財。
金庸風(fēng)度極好，對我的話，不以為忤。很謙虛地解釋他的觀點。他特別提到了他兒子死后，他精研佛學(xué)，他已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了。我說：“佛經(jīng)……大體上，無不以舍棄財產(chǎn)為要件，你這么多財產(chǎn)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釋你的財產(chǎn)呢？”
……金庸所謂信佛，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偽善”。
看了三毛的例子和金庸的例子，我不得不說：那位基督徒和這位佛教徒，其實都是偽君子。

李敖先生以“六親不認，四面樹敵”著稱，罵人是他的職業(yè)。其實筆者讀過多部李敖先生的作品，內(nèi)心還是相當(dāng)?shù)嘏宸@樣的錦繡才子的，對這樣的人，實在是不好和他多說。還是金庸先生的態(tài)度最為明智，很謙虛，對李敖的批評洗耳恭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金庸先生沒有理會對他“金庸式偽善”的批評，所以這篇文章發(fā)表十多年來也沒什么動靜。只是到了這兩年，大陸學(xué)術(shù)界掀起金庸在文學(xué)史上排名位置的熱點新聞時，才有人又搬出了十多年前的“舊文”當(dāng)作“重型炮彈”來使用?，F(xiàn)在談金庸先生當(dāng)年在港臺風(fēng)靡之時，遇到一些像“金庸式偽善”的攻擊。比李敖的罵文更進一步的，是有些弄文的文人竟然直指金庸是“偽君子”,就是他自己小說里寫的人物“岳不群”。被人用自己小說中的反面人物來罵作者自己的情況，恐怕是古今中外沒有過的事情。如此之奇事金庸竟無意得之，“不亦樂乎？”后來被大陸一家雜志轉(zhuǎn)載的香港某奇文說：
“說查良鏞長于弄權(quán)，也是有事實可據(jù)的。誰都知道查良鏞來香港后，在《大公報》當(dāng)翻譯，他的第一篇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就發(fā)表在《香港商報》,聽說純粹是受到《新晚報》總編輯羅孚的鼓勵?？梢哉f沒有羅孚，就沒有金庸。但后來查良鏞發(fā)了財，身邊就沒有了羅孚這個朋友，羅孚后來被‘調(diào)回’大陸，查良鏞跟鄧小平密切，也沒聽說過有什么‘進言開脫’之舉措。
“在《大公報》時代，查良鏞郁郁不得志，于是跟朋友沈?qū)毿潞献?，?chuàng)辦了《明報》。《明報》初辦之時有過一段艱苦的日子，幾乎捱不下去。之后發(fā)生逃亡潮等事件，銷路才見轉(zhuǎn)機。他因意識形態(tài)問題和《大公報》打筆仗，令《明報》聲譽鵲起，成為知識分子的精神食糧，所以知識分子開始認同《明報》,而查良鏞也就由‘武俠小說名家金庸’,搖身一變成為著名報人查良鏞了。
“他去北京見鄧小平后，聲譽之隆，一時無倆，連美國的報界，也知道香港有個‘路易士查’。然而這位著名的報界人士，在‘四人幫’倒臺，鄧小平重掌政權(quán)后，有了一個180度的改變。為什么查良鏞在70年代末期開始轉(zhuǎn)變？據(jù)哈公說那是由于鄧小平欣賞他的文才。原來鄧小平被貶下放江西時，查良鏞一時福至心靈，在社論里表揚了鄧小平的政績和才能，鄧小平因而有知遇之念，上臺后，不忘邀請查良鏞到中南海一敘，并且還親自走到人民大會堂門外迎接他。
“據(jù)哈公表示，那時候臺灣方面也極力爭取查良鏞，查良鏞也曾悄悄地去了臺灣一轉(zhuǎn)，謁見了蔣經(jīng)國，回港后還寫了‘在臺所見所聞’長文，作為回應(yīng)。然而臺灣與大陸，兩者相比，自然以大陸更能適合查良鏞發(fā)展他個人的政治野心，因此80年代后期，《明報》漸漸有‘中間偏左’的趨勢了。那段時間《明報》只要文章里面一有批評中共首腦的地方，就會被刪，如果行文遣詞用字太過激烈，就會全文被抽掉。
“查良鏞一向主張言論自由，但在《明報》寫專欄(例如哈公怪論)并無多大自由可言。這跟他的小說《笑傲江湖》里的岳不群‘說一套，做一套’毫無分別?！缎Π两防锏脑啦蝗海砻媸且粋€正派人物，貴為華山派掌門，平日行事，光明磊落，為武林所重。但骨子里，卻是一個看風(fēng)使舵的偽君子。在《笑傲江湖》里，有關(guān)岳不群的偽君子行徑，可謂是‘罄竹難書’,但這并不可證明岳不群即是查良鏞。岳不群是小說里的人物，而查良鏞是20世紀(jì)90年代香港社會真實的人。查良鏞創(chuàng)造了岳不群，岳不群的身上雖可能有查大俠的影子，卻絕非查大俠，這是每個從事創(chuàng)作的小說家皆知的道理。不過，說來有趣，1988年12月中旬，發(fā)生了所謂的‘主流方案’事件，搞得滿城風(fēng)雨，有些論者竟把它與武林秘籍拉上關(guān)系，說查先生妄想藉起草‘主流方案’來做‘武林盟主’。
“由于受到鄧小平的賞識，查良鏞被邀出任基本法草委，負責(zé)基本法的起稿工作，這是劃時代的任務(wù)，查良鏞自然悉力以赴，憑他對國際法的知識，可謂是得心應(yīng)手。就在宦途上大有發(fā)展之際(當(dāng)時他的頭銜是基本法草委會政制小組負責(zé)人),‘主流方案’推出受到輿論猛烈的抨擊，大失民心，那可是查先生意料不及的了。
“從那時起，查先生便萌生了‘急流勇退’的念頭?！?br>這樣的“金庸之爭”就有點令人瞠目結(jié)舌了，這又比李敖式的罵文“精進”了一層，更是玩語言概念于股掌之間，隨心所欲，翻云覆雨。
首先關(guān)于羅孚一說完全是憑空杜撰之事，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之于金庸，明眼人一看便知；第二，談金庸經(jīng)商成功，成為報業(yè)巨子，用的言語別有用心，暗示金庸“因意識形態(tài)”得到好處，也完全是暗箭中傷的小人作風(fēng)；第三，金庸80年代“中間偏左”,受鄧小平賞識，也是故意把事情說得“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金庸從小有政治抱負和理想，雖然對中國政治多次失望，但一直是明心見性，憑著內(nèi)心的良知追求真理。金庸的眼光在經(jīng)濟和政治上都極為敏銳，他寫的《明報》社論，多次預(yù)測國內(nèi)國際大事，無不中的。金庸對鄧小平的贊賞，當(dāng)初完全是政治眼光和良知，他對大陸開放改革的支持，也是合乎他一貫的原則的。
冷夏先生的《金庸傳》以及本書都評論了金庸的從政經(jīng)歷，讀者一讀便知，當(dāng)然可以看出上面的那篇怪論中的別有用心的語言。最后這篇文中直接把金庸比附為“岳不群”,則更是造謠中傷的罵街行徑，不值一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