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論著。清李調(diào)元撰。李調(diào)元(1734—1802)，字羹堂、贊庵、鶴州，號雨村、童山蠢翁。四川綿州(今四川綿陽)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進士，由吏部主事遷考功員外郎，辦事剛正，有“鐵員外”之譽。歷任廣東學政、直隸通永道。因得罪權(quán)臣和珅，充軍伊犁，幸得友人相救，免于發(fā)遣，從此家居二十余年，潛心著述。一生勤奮好學，著述達五十多種。李調(diào)元與當時詩家袁枚、趙翼和王文治齊名，人稱“林下四老”。他關(guān)心地方風情和民間文藝，尤愛戲曲。不僅到處觀戲，而且組織家中僮仆教習昆腔，演出《紅梅記》等劇目，乾隆四十八年(1783)寫成《雨村曲話》上下卷，又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寫成《雨村劇話》二卷。兩者體例相同，而內(nèi)容有異，《曲話》是戲曲文學的評論，《劇話》則是從綜合藝術(shù)的角度漫論戲劇的起源、腳色、道具、聲腔和本事，偏重于考證。

《曲話》上卷論元代戲曲作品，下卷論明清戲曲家的作品。寫作特點是先引前人劇評，然后再出以己見。偏重于對曲辭的評論，如評馬致遠為“豪爽一路”，“曲多俊語”，其《陳摶高臥》“字句音律，瀏亮動人”。另如對鄭光祖《王粲登樓》、喬吉《金錢記》、范子安《竹葉舟》、羅貫中《風云會》和白樸《梧桐雨》等劇中名句，均有評說。除元明北曲外，對元末明初的南曲戲文亦有所涉及，如稱《琵琶記》“體貼人情，描寫物態(tài)，皆有生氣，且有裨風教，宜乎冠絕南曲”，對“荊、劉、拜、殺”“四大家”亦極為推崇。下卷重在評論明清傳奇之作，并提出了諸多重要見解和主張。認為“作曲最忌出情理之外”，“曲始于元，大略貴當行不貴藻麗，蓋作曲自有一番材料，其修飾詞章，填塞故實，了無干涉也”，“曲不欲多，白亦不欲多駢偶”，要求將戲劇情節(jié)和結(jié)構(gòu)處理得合情合理，而戲曲語言當質(zhì)樸自然，當行本色，反對堆砌詞藻，濫用典故和駢四儷六的對偶句。下卷對李漁的《笠翁十種曲》、洪昇《長生殿》、孔尚任《桃花扇》、董榕《芝龕記》等作品亦均有評述。盛贊同時代作家張堅的《懷沙記》為“撮合《國策》而成，堪稱曲史”。他對蔣士銓亦極為推崇，稱之為“近時第一”，稱他為“腹有詩書，故隨手拈來，無不蘊藉，不似笠翁輩一味優(yōu)伶語也”?！秳≡挕飞暇碚搼騽〉捏w制沿革。李氏推斷“戲劇”二字入詩，始于唐杜枚《西江懷古詩》，還考證了傳奇、戲文、雜劇、南戲、北戲等名稱的來歷，提出“南戲肇始，實在北戲之先”之觀點，不無見地。作者還引《莊岳委談》以考戲曲腳色，引用《菊坡叢話》論賓白，并考述了“砌末”(道具)和各種地方戲曲聲腔的源流。下卷專門勾稽戲劇作品的題材本事，主要有元雜劇《漢宮秋》、《祝英臺》和一些包公戲、水滸戲等，南戲則有《牧羊記》、《琵琶記》等，明清傳奇《小義記》、《浣紗記》、《十五貫》等。對各劇的故事情節(jié)，均考其出處，是重要的戲曲研究資料。

《雨村曲話劇話》在中國戲曲批評史上是一部頗有價值的戲曲論著，《曲話》部分的作家作品評論之中不乏理論思想的閃現(xiàn)，而《劇話》對戲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特別是對地方戲，諸如昆腔、海鹽腔、弋腔、秦腔、梆子腔、胡琴腔和山西陜西的“西曲”等均作了客觀的論述，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聲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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