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

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余；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仍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 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nèi)f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后世矣。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渫跻哑揭髞y，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于首陽山?！?《史記·伯夷列傳》)

這就是伯夷、叔齊的本事。對于伯夷，歷來看法不一，有人譽之，有人否之，未有定論。孔子認為伯夷是圣賢，“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史記·伯夷列傳》)。毛澤東說伯夷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lǐng)導當時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毛澤東選集·別了司徒雷登》)，并說韓愈寫《伯夷頌》是頌錯了。伯夷該不該頌，這要看頌什么和為什么頌。

伯夷不食周粟而寧愿餓死，并非是忠于紂王，而是對武王的一種反抗。當初，武王伐紂時，伯夷就曾阻止，并提出“父死不葬，爰于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的質(zhì)問，但武王不聽。伯夷認為武王是一個不仁不孝的人。只是姬周氏族乘殷族用兵平徐夷時，朝歌(殷的別都)虛空，東進奪取了政權(quán)。又在大會諸侯時，防風氏因后到，就被殺了，可見其霸道了。再有，《尚書·酒誥》一文中有這樣的記載：周貴族康叔教訓他的本族臣民，在什么場合下可以喝酒，在什么場合下不能喝酒，限制很嚴，違背了“酒誥”就要殺頭。至于那些降順了的殷商臣民，則是例外。讓他們聚飲胡喝，讓他們更加腐爛衰朽，這對周的統(tǒng)治、周朝的強大是有利的。勝利了的姬周統(tǒng)治者又是何等的陰毒??！武王的伐紂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決不是為了“解放”殷族人民。由一個暴君替代了另一個暴君，如何會再出現(xiàn)神農(nóng)、虞夏的太平盛世呢？自己的理想不能實現(xiàn)，只有用死以示反抗。可見伯夷不是什么“個人主義者”，那時更談不上“民主”，毛公只是信手抓來，用以諷今。伯夷不過篤于“仁”、“孝”，韓愈要頌伯夷的就是這一點。

再者，韓愈倡導“圣人之道”，是要維護唐王朝的統(tǒng)治。他借《伯夷頌》來反對一切軍事上、政治上動搖唐王朝的作法，也是寫此文的目的之一。在安史之亂以后，反對藩鎮(zhèn)割據(jù)，鞏固中央集權(quán)，這是韓愈的題旨。

此文如江河奔瀉，回漩激蕩，很值一讀。

本篇起首便提出“士”應具有“信道篤而自知明”這個觀點。接著用三個排比句“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至若于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己耳?！碧咸蠞L滾點明了只有“人非之而不惑”，才能算是“信道篤”，“自知明”。這組排比又層層遞進，由“一人非之”到“一國一州非之”，再到“舉世非之”，指出要做到篤道、明知，首先要不怕“非”，不怕別人，眾人，全世界的人的非難、指責。再用“若伯夷者，窮天地亙?nèi)f世而不顧者也。”一句收攏，將上文的一般所指歸到具體的人。這是急流中出現(xiàn)的第一個深潭。

“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庇质且唤M并列排比，氣勢磅礴地從光明、高大、廣闊三方而來頌伯夷。概括地頌揚了伯夷比日月明，比泰山高，比天地大。再從“抱祭器而去”，勸阻武王勿伐紂，不食周粟而亡，三件事寫伯夷，從抽象的偉大到具體的“特立獨行”，一瀉而下，氣勁神足歌頌了伯夷的不凡。“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提出問題，截住水流，又出深潭，得到結(jié)論：“信道篤而自知明也”，這就是伯夷的精神所在。此句又與文首論點呼應，因這是全文的主旨。

若說以上論述是直瀉而下，那么下文則是陡然轉(zhuǎn)向了。“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句是換筆、換意。上文一氣而貫，下文曲折而紆回； 上文論古，下文談今； 上文是頌，下文是斥。今人與伯夷相比，渺小之處，顯而易見，故而不再多談，結(jié)尾句“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后世矣?！庇质且粋€急轉(zhuǎn)彎，如水中一個深深的漩渦，“鵝毛沉底”，“亂臣賊子”也沉入水底。作者的揚抑頓挫之文情自然表露無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