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適(1903—1977),原名錫璜，后更名二適。江蘇東臺人。建國后為江蘇省文史館館員。精于古典文學(xué)研究和詩詞。40年代，于右任就贊揚他“書已有成”; 20年前，章士釗也在香港《大公報》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稱： “二適先生本無書名，唯無書名，是以獨絕。”
高二適在給一位學(xué)生的信中說：“惟欲精研書畫，尤在能先識字攻書”,他身體力行，既重視臨池，也重視作學(xué)問。他從青少年時期起，就刻苦自勵，潛心書學(xué)； 于文史無所不窺，于碑帖嗜癖如命，而終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證》等書學(xué)著作行世。他還擅詩，與章士釗常有唱和。
高二適書法熔鑄古今，自辟蹊徑，到晚年時開拓出一種能充分發(fā)揮自身優(yōu)勢的獨特風(fēng)格： 以魏晉楷行為基礎(chǔ)，守鐘、王之神韻，得皇象、索靖之精髓，取漢隸之骨格，化揚風(fēng)子之風(fēng)采，借宋仲溫之姿態(tài)； 形成一種四分隸、楷，六分行、草的“高體”;而其草書將章草之嚴謹厚重、今草之典雅俊爽、狂草之飛動縱逸熔為一爐，突破了前人窠臼而自創(chuàng)新路。
《湘娥詩》為他70歲前后所書，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這幅作品在用筆上，楷書之提按頓挫與草書之轉(zhuǎn)折牽連并用，線條剛健綽約，“一點一畫，意態(tài)縱橫； 偃亞中間，綽有余裕?！?(張懷瓘《評書藥石論》)方中寓圓，圓中有方；圓筆婉媚凝煉，穩(wěn)重堅實，方筆棱角分明，雄強勁挺，骨氣全而神氣潤。如第二行“巫陽”二字，起筆一橫幾乎就是楷書的橫畫，然后筆鋒暗轉(zhuǎn)直下，那一豎象撐桿跳運動員正在使用的撐桿一般，似乎就要把百余斤的運動員彈過橫桿去。而以下筆畫的轉(zhuǎn)折牽連卻令人眼花繚亂； “陽”字的右邊，大的趨勢是圓的，但行筆幾經(jīng)轉(zhuǎn)折頓挫，曲折回環(huán)，且干筆成之，如枯藤，如屈鐵，既流暢又渾重。用墨上，使毫行筆燥潤相間，潤妍而燥險。仍以“巫陽”為例，起筆較潤，漸覺筆燥，到寫“陽”的右半時，墨已殆盡，似有似無，但是，最后似有神助，突然又寫出濃而潤的兩撇，承上而應(yīng)下。僅“巫”、“陽”二字之中就極盡濃淡、枯濕變化之能事，特有趣味。

布白上，章草與今草的結(jié)字法被交叉分合，因字生勢，靈活多變，“字字意別，勿使相同” (王羲之《書論》) ,一氣貫通，字字形斷而意連，雖大小錯落，斜正相間，皆揖讓有致，顧盼生姿； 行間時寬時窄，似倚似斜，亦曲亦直，似嫌隨便而恰恰妙在隨意，密處尤多奇肆，疏處倍添神采，“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 ,“空白少而神遠，空白多而神密” (劉熙載《藝概》),顯示出精湛的藝術(shù)造詣。如開頭，“湘”字寫得較密，但其中留有好多大小不同的空間，氣息暢通，并不局促，下面“娥”字左高右低，“佳”字左低右高，“麗”字復(fù)使兩半基本齊平，這樣在四字之間錯錯落落地留出幾塊空白，氣可流動而不漫散，如山間泉水，時跳凸石，時繞枯木，故能作泠泠樂聲?！跋妗薄ⅰ胞悺眱勺侄际亲笥覂刹炕君R平，但“湘”字由四周向中間包圍，“麗”字兩部相背，“娥”字兩邊緊抱，“佳”字兩部分別仰向?qū)Ψ?，“可敬而不可親”。通過欣賞這幅作品，我們可以形象地理解古代書家們強調(diào)的書理： “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齊平，便不是書?！?(王羲之《題〈筆陣圖〉后》)
這幅《湘娥一首》巧妙地運用了章草筆法，特別是吸收了章草嚴謹厚重的精髓，雖奇縱跌宕而不失規(guī)矩。這幅作品雖屬今草，但富狂草神韻，章、今、狂統(tǒng)一于尺幅之中，確實是神、氣、骨、肉、血，五者俱全的書法“神品”。
高二適能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絕非偶然，師友的幫助，家庭的熏陶，社會的影響等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 從主觀上說，最重要的因素則是他那淵博的學(xué)識，純樸的品格和獨特的藝術(shù)道路。如果僅就其書法道路而言，他的成功又主要得力于善繼承、能創(chuàng)新，在發(fā)展我國書法藝術(shù)優(yōu)秀傳統(tǒng)方面，有著豐富的實踐和深刻的思想，走的是一條“入古出新”的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