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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因家道中落，深感世態(tài)炎涼，“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涂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幼時常和母親到鄉(xiāng)下外婆家，因而熟悉農村。7歲入家塾從周玉田誦《鑒略》， 12歲入三味書屋從壽鏡吾習《四書》、《五經》。1898年決心“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吶喊·自序》)。帶著母親籌來的8元路費，到南京，考入免費的水師學堂，次年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之礦務鐵路學堂。這時開始接觸“新學”，和鼓吹維新思想的書刊，其中最喜歡讀嚴復所譯的《天演論》(英·赫胥黎著)，他從生物進化的基本規(guī)律中，確立了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年的發(fā)展觀點。

1902年1月，隨總辦俞明震，由江南督練公所派往日本留學，先入東京弘文學院習日語。次年，剪辮后拍照留念，作《自題小像》詩：“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痹鴰熓旅裰髦髁x革命家、國學大師章太炎，與革命派人物陶成章等往來。1904年加入光復會。弘文學院畢業(yè)后，于1904年秋入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受到教師藤野嚴九郎的關懷。在校觀幻燈片，放映日俄戰(zhàn)爭時，一中國人被日本軍人以俄國偵探罪名砍頭示眾的情景，圍觀中國看客卻露出麻木神情。遂省悟到：“醫(y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自序》)遂斷然棄醫(yī)從文。1906年到東京，與蘇曼殊等籌辦《新生》雜志(未成功)，后撰寫《人的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論文，發(fā)表于《河南》雜志。在日本受到尼采的“貴力尚強”學說、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及章太炎“以國粹振興民族精神”等思想的影響。日本7年，魯迅成為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和熱烈的愛國主義者。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曾熱情呼喚新的中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边@種對人的“個性”的珍視，對“人國”的不倦追求，是魯迅早期文化意識的精髓所在。

1906年6月在母親催促下，由日本返回紹興。7月26日與朱安(1877-1947年)結婚，朱安出身富家，住紹興城內丁家弄，是年28歲。魯迅對母親包辦的婚姻甚不滿意，曾對許壽裳說：“這是母親送給的禮物，只能好好供養(yǎng)她。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婚后只4天即返回東京。1919年魯母到北京，朱安侍奉在側，掌管家務，直到魯母1943年去世。魯迅稱朱安為“婦”、“內子”，僅為名義夫妻。朱安病逝于1947年6月29日，周作人長子周豐一將其安葬于京西板井村。

1909年6月，魯迅由日歸國，先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任化學及生理學教員。該校監(jiān)督(校長)為沈鈞儒，監(jiān)學(教務長)為許壽裳。次年秋，回紹興，任紹興府學堂監(jiān)學，兼任博物學、生理學教員。1912年2月，應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職。

1912年5月，隨教育部至北京，住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院內之“藤花館”， 1916年5月移住同院“補樹書屋”，至1919年11月魯母到京，始遷居八道灣、磚塔胡同、宮門口西三條(今辟為“魯迅故居”，其右設“魯迅博物館”)等處。魯迅在教育部，先任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員，8月改任僉事兼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圖書館、博物館、美術教育等事項。魯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月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頹唐得很了”。于是業(yè)余以抄錄碑帖、校輯古籍自遣，曾輯錄《謝承后漢書》8卷，纂輯《唐宋傳奇集》，校錄《稽康集》等。

1918年初，在新時代的“風云”中，起而參加以陳獨秀為首的《新青年》編委會。在友人錢玄同“可以做點文章”的鼓勵下，5月在《新青年》發(fā)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旨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禮教的弊害”，斷言中國社會史就是“人吃人”的歷史，發(fā)出“救救孩子”的呼聲。從此“一發(fā)而不可收”，陸續(xù)發(fā)表《孔乙己》、《藥》、《社戲》、《故鄉(xiāng)》、《風波》、《阿Q正傳》等作品，在魯迅筆下，破產的鄉(xiāng)村和敗落的市鎮(zhèn)，潦倒的文人、衣食無著的貧民，和被壓在底層的勞苦農民，他們的掙扎和呼號，構成一幅幅當時中國社會的真實景觀。魯迅自稱其作品是“遵命文學”，“與前驅者取同一步調”，而以“表現(xiàn)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其中連載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晨報·副刊》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更使新文學升堂入室，在中國文學的歷史畫廊中得與屈原、李杜、《紅樓夢》并列，“說不完的”阿Q，同時成為世界文學中的不朽典型。魯迅是第一個觸及“國民的弱點”這一重大社會課題的中國作家，他的阿Q，以文學形象“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畫出其中的歷史惰性——“精神勝利法”，而“第一要著”是“改變他們的精神”(《吶喊·自序》)，是迎接一場使“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文化偏至論》)的文化變革?！栋正傳》是一部“人學”經典，奠定了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主將地位，并使魯迅獲得世界性聲譽。《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14個短篇小說，在1923年8月結集為《吶喊》出版。

五四前后，魯迅在民主和科學的旗幟下，為著反對封建主義和蒙昧主義，為著“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且介亭雜文〉序言》)，創(chuàng)造了人們稱之為“匕首”或“投槍”的新文體——雜文。雜文“萌芽于‘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時期(《小品文的危機》)，最早是1918年發(fā)表在《新青年》上的《隨感錄》，繼之有《我之節(jié)烈觀》、《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娜拉走后怎樣》、《論雷峰塔的倒掉》、《燈下漫筆》、《論睜了眼看》等，在這些雜文中，魯迅重申《狂人日記》中的命題：在中國“大小無數(shù)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xiàn)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xiàn)在的青年的使命。”而啟蒙者的魯迅則“用無我的愛， 自己犧牲于后起新人。”“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焙蠼Y集為《熱風》(1925年11月出版)和《墳》(1927年3月出版)。

從1920年8月至1926年8月，魯迅先后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中國大學和世界語專門學校、集成國際語言學校、黎明中學、大中公學等校兼課，任講師或教員，講授“中國小說史”、“小說”、“新文藝”等課程，并和青年學生建立了經常的聯(lián)系和親密的情誼，從這一時期起，魯迅就成為進步青年愛戴的朋友和導師。1923年12月4日出版《中國小說史略》。

五四落潮期，魯迅組織了語絲社，出版《語絲》周刊(1924年11月—1930年3月，孫伏園、周作人、魯迅、柔石、李小峰先后任主編，撰稿人還有川島、劉半農、章衣萍、林語堂、錢玄同等)，主張“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于有害于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后又與李霽野、臺靜農、曹靖華、韋素園、韋叢蕪等組織未名社(1925年8月—1933年春)和莽原社，編輯和出版《莽原》半月刊(1925年4月—1930年4月，魯迅主編)，主旨是“率性而言，憑心立論，忠于現(xiàn)世，望彼未來”。

1924年至1925年，魯迅繼續(xù)寫作短篇小說，有《祝?！?、《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離婚》等11篇，1926年8月，在“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的苦悶和寂寞中，編成第2本短篇小說集《彷徨》出版，以期“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說來》)?！蹲８！?， 1924年3月發(fā)表于《東方雜志》。窮苦的農村寡婦祥林嫂，在魯鎮(zhèn)的魯四老爺家做傭工。后來被婆家人捆起來賣到山里去，丈夫賀老六不久斷送在傷寒病上，三歲多的孩子又讓狼叼走了，只好再回到魯四老爺家?guī)凸ぁＲ驗榧捱^兩次，被周圍的人視為“不祥之物”，魯家祭祖的時候，不讓她沾手。柳媽詭秘地告訴她：“你將來到陰司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你給了誰好呢？閻羅大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解救的辦法是到土地廟里捐一條門檻，當作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贖了這一世的罪名”。祥林嫂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12元鷹洋，果真捐了門檻。又到了冬至的祭祖時節(jié)，“她便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你放著罷，祥林嫂！’四嬸慌忙大聲說。她好像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在絕望中，她“總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則呆坐著，直是一個木偶人”。她被打發(fā)走了，淪為乞丐，切切地追問著“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靈魂的？”帶著這個誰也“說不清”的疑問，終于“窮死”在“祝福”的爆竹聲中。祥林嫂在陰陽兩界都沒有做人的資格，肉體的摧殘繼之靈魂的掠奪，神權、君權、族權、夫權嚴酷而精致地鑄就著古老的中國——悶死人的“一間鐵屋子”?！蹲８！返拿缹W風格是它的“重壓之感”(《〈自選集〉自序》)，表現(xiàn)著魯迅小說藝術的獨特性和難以企及的感染力。

1924年至1926年間，作散文詩23篇，1927年7月結集為《野草》出版。自稱“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野草〉英文譯本序》1932年)。面對“舊戰(zhàn)場”，魯迅說：“我的心分外地寂寞。”但他仍相信“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于是他歌唱不死的戰(zhàn)斗者：“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間；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xiàn)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迭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淡淡的血痕中——記念幾個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他渴望戰(zhàn)斗：“要有這樣的一種戰(zhàn)士——……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切╊^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的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但他舉起了投槍?！?《這樣的戰(zhàn)士》)《立論》、《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名篇，鞭撻市儈主義，入骨三分?！肚镆埂?、《風箏》、《好的故事》、《過客》等，在蒼涼、沉郁中蘊涵著深邃的哲理。散文詩這一五四后的新文體，同雜文一樣，首創(chuàng)于魯迅，也在魯迅手中達到其藝術高峰。

1925年，支持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為教育部免職。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作《紀念劉和珍君》，說：“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話，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因此被列入段祺瑞執(zhí)政府通緝名單，遂于8月26日偕許廣平南下。這一時期所作，多為反對帝國主義、北洋軍閥的戰(zhàn)斗檄文，后結集為《華蓋集》(1926年6月出版)和《華蓋集續(xù)編》(1927年5月出版)。

1926年9月抵廈門，任廈門大學文科教授，講授“中國小說史”和“中國文學史”。本年2月至11月，作散文《阿長與山海經》、《二十四孝圖》、《無?！贰ⅰ稄陌俨輬@到三味書屋》、《父親的病》、《藤野先生》、《范愛農》等10篇，“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朝花夕拾·小引》)，篇中“反顧”“舊來的意味”，有對故鄉(xiāng)和童年的回想，有對“人間至愛者”的眷戀，筆下流溢著無限的愛，柔情，和淡淡的感傷。這些文章結集為《朝花夕拾》(1928年9月出版)，是懷舊散文的珍品，給予幾代青少年的讀書生活以特殊的美的享受。

1927年1月赴廣州，任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同年4月15日廣州政變，曾多方營救被捕學生，無效后憤而辭職。8月，作《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收入《而已集》)。本年編定《漢文學史綱要》(1938年列入《魯迅全集》第10卷出版)和雜文集《而已集》(1928年10月出版)。

1927年10月到上海，與許廣平(1896—1968年，廣東番禺人。字景宋。1923年就學于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系，曾在《莽原》半月刊發(fā)表文章。1924年驅楊——蔭榆——期間，任北京女子師大學生會總干事。1925年3月開始與魯迅通信，其來往書信后來編為《兩地書》，1933年出版。與魯迅南下后，先到廣州，任廣東省女子師范學校訓育主任。魯迅到中山大學后，任魯迅助教。時常饋贈食物，魯迅頗不安，許則戲曰：“這不要緊，我家的錢，原取之浙江——許祖父曾任清浙江巡撫——，現(xiàn)用之于浙江人，恰得其所?！濒斞甘攀篮?，與鄭振鐸等組織“復社”，致力刊行《魯迅全集》。1941年曾遭日軍拘捕。1945年冬，與馬敘倫等發(fā)起中國民主促進會。1949年3月，任全國婦聯(lián)副主席，1954年，任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委員。196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著有《欣慰的紀念》、《魯迅回憶錄》等)結婚。1929年9月獨子海嬰誕生。

1928年6月，與郁達夫合編《奔流》月刊。11月，與柔石等組織“朝花社”，介紹東、北歐文藝，倡導新興木刻藝術，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

1927—1929年作雜文34篇，多為與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新月社的論爭文章，集為《三閑集》(1932年9月出版)。其中1928年4月的《文藝與革命》一文指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將白也算作色)，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8月的《文學的階級性》一文說到：若根據(jù)人的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經濟”，則“這些就一定都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階級，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卻道‘唯我把握住了無產階級意識，所以我是真正的無產者’的革命文學者?！痹谶@兩篇文章中，魯迅就當時文藝論爭中的文學觀念、文學的功能，以及人性與階級性等重要問題提出了個人看法，值得注意的是魯迅承認人的共同性，即人性的存在。

1927年10月，在上海勞動大學曾作《關于知識階級》的講演，說：“知識階級將怎么樣呢？還是在指揮刀下聽令行動，還是發(fā)表傾向民眾的思想性呢？要是發(fā)表意見，就要想到什么就說什么。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不過他們對于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集外集拾遺》，1938年收入《魯迅全集》出版)這是魯迅對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及其悲劇命運的重要論述。

1930年元旦，與馮雪峰創(chuàng)辦的《萌芽》月刊(1930年1月—6月。后曾作為“左聯(lián)”機關刊物，柔石、魏金枝參與編務)出版。2月13日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3月2日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成立大會，并發(fā)表《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忠告說：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那么“‘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辈⑻岢觥白舐?lián)”今后應注意的三點：“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斗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薄皯?zhàn)線應該擴大?！薄拔覀兗庇谝斐龃笕旱男碌膽?zhàn)士，但同時，在文學戰(zhàn)線上的人還要‘韌’。” 3月、5月連續(xù)作《“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與新月派梁實秋展開關于“文學階級性”的論爭，堅持文學的階級性，認為“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現(xiàn)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里，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須加以‘束縛’，實乃出于必然”。7月，(俄)蒲力汗諾夫《藝術論》中譯本出版，包括《論藝術》《原始民族的藝術》等4篇文章。后又譯(蘇)盧那卡爾斯基《文藝與批評》等書。魯迅說：“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chuàng)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并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閑集·序言》)在1927年至1930年之間，魯迅進化論的“思路”被“轟毀”，開始走向唯物史觀，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

1931年2月7日，柔石、胡也頻等24人遇害于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初聞噩耗的深夜，吟成七律一首，以寄哀思：“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眱赡旰螅鳌稙榱送鼌s的紀念》，悼念亡友。同年，與宋慶齡、楊杏佛等人發(fā)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2月，作《“友邦驚詫”論》，指責國民黨政府鎮(zhèn)壓請愿的愛國學生。1930年、1931年所作雜文37篇編為《二心集》(1932年10月出版)。

1932年4月24日，在《三閑集·序言》中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后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4月30日，在《二心集·序言》中說：“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后來又由于事實的教訓，以為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10月12日，應柳亞子之請，書寫自作七律詩條幅，詩曰：“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己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管他冬夏與春秋。”

1933年，瞿秋白作《〈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對魯迅雜文的特質及其產生的社會原因作了闡釋：“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zhàn)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誰要是想一想這將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發(fā)生的原因。急遽的劇烈的社會斗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緒熔鑄到創(chuàng)作里去，表現(xiàn)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時，殘酷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xiàn)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于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于民眾斗爭的同情?！?8月，作《小品文的危機》，說：“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并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yǎng)，是勞作和戰(zhàn)斗之前的準備。”魯迅的雜文，從1918年在《新青年》發(fā)表《隨感錄》起，至1935年12月《且介亭雜文二集》的《〈死魂靈百圖〉小引》，18年間約有80萬字。魯迅曾將雜文分為“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兩種，魯迅雜文的“社會批評”固然為“民眾斗爭”“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而其“文明批評”則對中國的封建主義倫理道德、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國人的國民性、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和中國未來的文化走向等極端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以獨特的藝術形式，作出了前無古人的深刻的歷史性論斷，既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勇敢的批判者，更是其真正的繼承者，表現(xiàn)著一個偉大思想家的理性和睿智。

1933年，與宋慶齡、蔡元培、林語堂等曾一同代表中國人民向德國駐滬領事遞交對法西斯主義的抗議書。又主編《譯文》，翻譯(蘇)法捷耶夫《毀滅》、(俄)果戈里《死魂靈》等長篇小說。1932年的雜文和1933年的部分雜文編為《南腔北調集》(1934年出版)。1934-1935年寫成《非攻》、《理水》等5篇歷史小說，和前期的3篇，編成《故事新編》(1922—1935年作，8篇，1936年1月出版)。1933年所作雜文及1934年所作部分雜文分別收入《偽自由書》(1933年出版)、《準風月談》(1934年出版)、《花邊文學》(1936年出版)。

1934年3月，發(fā)表《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6月，作《拿來主義》，反對“閉關主義”，“鼓吹”“拿來主義”，“我們要運用腦筋，放出眼光，自己來拿！”“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同月，又作《〈木刻紀程〉小引》說：“采用外國的良規(guī)，加以發(fā)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月，作《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北灸暝凇洞饑H文學社問》中，更說到：“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chuàng)造者是無產階級，……現(xiàn)在蘇聯(lián)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xiàn)，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934年所作雜文36篇，編為《且介亭雜文》(魯迅逝世后的1937年7月出版)。此后雜文結集的有《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年作，48篇， 1937年7月出版)、《且介亭雜文末編》(1936年作，36篇，1937年7月出版)等。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魯迅病逝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現(xiàn)山陰路)大陸新村9號寓所。當天成立由蔡元培、內山完造、宋慶齡、史沫特萊、沈鈞儒、茅盾、蕭三、馬相伯、毛澤東等組成的治喪委員會，并發(fā)布《魯迅先生訃告》，申明：“依先生之遺言‘不得因為喪事收任何人的一文錢’，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詞花圈等之外，謝絕一切金錢上的贈送。”上?！洞鬁韴蟆贰ⅰ洞竺劳韴蟆返染l(fā)表魯迅逝世消息，并編輯?？硎景У?。魯迅遺體于即日下午3時移至萬園殯儀館。從20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21日上午9時至下午2時為各界瞻仰遺容時間。21日下午3時入殮。靈堂布滿各界敬獻的花圈及挽聯(lián)。魯迅身著棕色長袍，安詳仰臥。全國學生救國聯(lián)合會的挽聯(lián)是：“魯迅先生不死，中華民族永生?！辈淘嗟耐炻?lián)是：“著作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闭把鲞z容者絡繹不絕，人數(shù)雖多，但秩序井然。從20日到22日上午，簽名瞻仰遺容者共9470人，團體156家。22日，由青年作家十余人扶柩上車，于萬國公墓舉行葬儀。內山完造在《魯迅先生》一文中曾記載葬儀盛況：“誰也沒有下過命令，沒有做過邀請，也沒有預先約好，而送葬的行列，卻有6千人光景的大眾，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的男人和少年。旗子挽聯(lián)，都是錦布的；拿著花圈的也罷，拿旗子挽聯(lián)的也罷，全都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醫(yī)生一個人之外，一輛自備汽車也沒有，僅僅由‘治喪委員會’租來九輛汽車(按時間計算租金)。一個僧侶也沒有，一個牧師也沒有，一切都由8個治喪委員辦了。這等等，毫無遺憾地發(fā)揮著被葬者的人格。兩小時半的大行進，一絲未亂，什么事故也沒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開始放射光輝到禮堂上的下午時了?！痹谀骨凹赖渖?，蔡元培、沈鈞儒、宋慶齡、內山完造、章乃器、鄒韜奮先后作了安葬演說。田軍(即蕭軍)代表“治喪辦事處”同人和《譯文》、《中流》、《作家》、《文錄》等4個雜志社致詞。上海民眾代表獻“民族魂”白地黑字繡旗(原字為沈鈞儒書)一面，覆于棺上，葬于滬西的萬國公墓。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致電許廣平，稱：“魯迅先生在無論如何艱苦的環(huán)境中，永遠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與人民的敵人作戰(zhàn)。他永遠站在前進的一邊，永遠站在革命的一邊?！?1956年10月14日遷葬于虹口公園。每歲誕辰或忌日全國各大城市均舉行紀念活動，尤以1981年百年誕辰最為隆重。北京、上海、紹興等地故居均對公眾開放，并設有博物館或紀念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設有魯迅研究室。

周海嬰(1929年—)，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畢業(yè)，曾供職于廣播電視部技術處。現(xiàn)移居香港。周海嬰有子周令飛(1953年—)，景山學校畢業(yè)后，服兵役10年，曾任《解放軍畫報》、人民美術出版社攝影記者。后去日本留學，在日本共同電視公司做研修生。現(xiàn)定居臺灣。女周寧。

著有：《魯迅三十年集》(1941年)、《魯迅全集》10卷(1956—1958年)、《魯迅全集》16卷(1981年)、《魯迅文集全編》2冊(1995年)等，另有《魯迅書簡》(1946年)、《魯迅日記》(影印本，1951年；鉛印本，1959年)。

紀念集有：《魯迅紀念集》(1—5輯，1936年)、《魯迅先生紀念集》(1937年)、《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大會》(1956年)、魯迅博物館研究室編《魯迅誕辰百年紀念集》 (1981年)、復旦大學魯迅研究室編《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論文集》(1981年)，《魯迅誕辰百年紀念集》(1981年)、《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1年)、《北京大學紀念魯迅百年誕辰論文集》(1982年)。

年譜有：王觀泉著《魯迅年譜》(1979年)、鮑昌、邱文治著《魯迅年譜》上下卷(1979—1980年)、魯博研究室《魯迅年譜》(第1卷，1981年)、李何林主編《魯迅年譜》1—4冊(1984年)等。

傳記有：鄭學稼著《魯迅正傳》(1942年)、王士菁著《魯迅傳》(1948年)、朱正著《魯迅傳略》(1956年)、林志浩著《魯迅傳》(1981年)、林非、劉再復著《魯迅傳》(1981年)、彭定安著《魯迅評傳》(1982年)、陳平著《魯迅》上下冊(1998年)、林賢治著《人間魯迅》上下冊(1998年)等。

回憶錄、研究著作有：臺靜農編著《關于魯迅及其著作》(1926年)、鐘敬文編《魯迅在廣東》(1927年)、李何林編《魯迅論》(1930年)、李長之著《魯迅批判》(1936年)、王明等著《魯迅新論》(1938年)、巴人著《論魯迅的雜文》(1940年)、平心著《論魯迅的思想》(1941年)、胡繩著《魯迅的道路》(1948年)、許杰著《魯迅小說講話》(1951年)、胡風著《從源頭到洪流》(1952年)、馮雪峰著《回憶魯迅》(1952年)、周遐壽著《魯迅的故家》(1953年)、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1953年)、周遐壽著《魯迅小說里的人物》(1954年)、茅盾等著《憶魯迅》(1956年)、李霽野著《回憶魯迅先生》(1956年)、周豈明著《魯迅的青年時代》(1957年)、川島著《和魯迅相處的日子》(1958年)、許廣平著《魯迅回憶錄》(1961年)、蘇雪林著《我論魯迅》(臺灣版，1967年)、梁實秋著《關于魯迅》(臺灣版，1970年)、宋慶齡等著《魯迅回憶錄》第1、2集(1978—1979年)、北京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合編《魯迅研究資料索引》上下冊(1980—1982年)、馮雪峰著《魯迅的文學道路》(1980年)、王士菁著《魯迅創(chuàng)作道路初探》(1981年)、劉再復著《魯迅美學思想論稿》(1981年)、蕭軍著《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簡注釋錄》(1981年)、戈寶權著《魯迅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1981年)、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魯迅著譯系年目錄》(1981年)、樂黛云編《國外魯迅研究論集》(1960—1980年，1981年)、李宗英、張夢陽編《六十年來魯迅研究論文選》上下冊(1982年)、孫玉石著《(野草)研究》(1982年)、李霽野著《魯迅先生與未名社》(1984年)、陳涌著《魯迅論》(1984年)、楊義著《魯迅小說綜論》(1984年)、唐弢著《魯迅的美學思想》(1984年)、王瑤著《魯迅作品論集》(1984年)、林辰著《魯迅述林》(1986年)、錢理群著《心靈的探秘》(1988年)、孫郁編《被褻瀆的魯迅》(1994年)、房向東編《魯迅與他罵過的人》(1996年)、孫郁著《魯迅和周作人》(1996年)、向陽、文珍編《我們?yōu)槭裁礋釔鬯斞感庐嬒瘛?1997年)等。

刊物有：《魯迅研究》，中國魯迅研究學會會刊，1980年12月創(chuàng)刊?！遏斞秆芯吭驴繁本斞覆┪镳^研究室編輯出版，原名《魯迅研究動態(tài)》，1980年4月創(chuàng)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