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抄靶子”》一文最初發(fā)表于1933年6月20日 《申報· 自由談》，后被作者收在《準(zhǔn)風(fēng)月談》雜文集里。

“抄靶子”是當(dāng)時上海人對“搜身”的一種叫法。這本是舊社會侵犯人權(quán)的尋常事，魯迅先生卻透過它看到了積淀在華夏古國黑暗的歷史深處并在當(dāng)年 “發(fā)揚光大”了的民族劣根性，即自輕自賤、對于人道的肆意踐踏以及在踐踏過程中可憎的虛偽。

“抄靶子”只是一個話頭，一個生發(fā)點，文章的精妙之處絕不在于圍著“抄靶子”這一點打轉(zhuǎn)，而在于魯迅透過它看到了舊文明、舊文化的痼疾贊瘤，并以冷峻的筆鋒毫不留情地把它剜剔出來展示給人們看。

文章第一部分從歷史的淵源說起。魯迅不孤立地去看待一個事物，總是力求把它放在歷史的的深廣背景之下把握其前因后果，撇開一切表層的現(xiàn)象的東西，抓住問題的實質(zhì)。所以，魯迅雜文顯示出非凡的深刻與博大。本文也是這樣，文章標(biāo)題為 “抄靶子”，開頭這一段卻繞開它，只說古代的傳統(tǒng)，為“抄靶子”這個話頭埋下伏筆。作者一一列舉了皇帝、官軍、劊子手、滿清君主以及造反的黃巢等歷史上各色人物對于他們踐踏、殺戮對象的叫法。叫法雖五花八門，但精神實質(zhì)一貫，都是把人辱罵成豬狗羊一類的動物，以說明他們殺得有理，以掩飾屠刀上的人血，開脫自己的罪責(zé)。

接下來，從第二自然段到第四自然段，文章落腳到“抄靶子”上。歷史上“素重人道”的華夏古國其實是在一派謊言中的心安理得，自上而下地干著吃同胞血肉的勾當(dāng)。當(dāng)歷史之河流不僅沒有沖洗掉這些劣根性，反而有更多的污泥淤積河床。在這里，魯迅寥寥幾筆就精彩地勾描了租界地段洋人手下的國人巡捕對同胞進行搜身的情形以及對這種情形絕妙的稱呼。魯迅先生為之痛心疾首的不止于洋人對于中國人的污辱，而是國人自己相互之間的污辱，那種隱藏在國民骨子里的自輕自賤與奴性，這才是中國真正的不平等的所在。沿著“抄靶子”這一線索，魯迅徑直切入到舊中國老朽的肌體深處，以其慣用的冷嘲熱諷筆法和隱含的強烈情感挖掘了國民的劣根性。魯迅先生還把“抄靶子”與“九·一八”事變聯(lián)系起來。在他看來，國土淪陷的屈辱與國民的劣根性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尤其令人沉痛。在國家已經(jīng)面臨生存危機的嚴峻時刻，國民們?nèi)栽跍啘嗀貙αR著。

從“抄靶子”生發(fā)開去，魯迅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說到當(dāng)時上海人吵架時的罵法，自然又聯(lián)系到歷史。上海人過去相互推舉時稱對方為“曲辮子”(即鄉(xiāng)愚)、阿木林(即傻瓜)，“壽頭碼子”(即豬)，這些均稱得上是含蓄的罵法。發(fā)展到今天，連先前的含蓄都摒棄了，直截了當(dāng)?shù)亓R“豬玀”。這一段寫得頗幽默，特別是勾畫上海人對罵時的神態(tài)表情，有令人噴飯的喜劇效果。但笑過之后卻是悲涼，因為在這里，魯迅的諧謔實質(zhì)上是同一種深重的憂憤心境聯(lián)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