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yǎng)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 一面靠著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tǒng)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tǒng)治者之上的。

上海當然也不會不在這例子里。巡警不進幫，小販雖自有小資本，但倘不另尋一個流氓來做債主，付以重利，就很難立足。到去年，在文藝界上，竟也出現了“拜老頭” 的 “文學家”。

但這不過是一個最露骨的事實。其實是，即使并非幫友，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種種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為人類的藝術呀，但這僅如巡警手里拿著前膛槍或后膛槍，來福槍，毛瑟槍的不同，那終極的目的卻只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 “反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寵犬派文學之中，鑼鼓敲得最起勁的，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但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們的顯著的勛勞來，卻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為他們還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沒有流氓的剽悍，不過是飄飄蕩蕩的流尸。然而這又正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所以保持其 “寵” 的。

翻一本他們的刊物來看罷，先前標榜過各種主義的各種人，居然湊合在一起了。這是“民族主義”的巨人的手，將他們抓過來的么？并不，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來散見于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為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fā)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

這“叫”和“惡臭”有能夠較為遠聞的特色，于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為王前驅”，所以流尸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說的風浪是什么呢？ 這是因無產階級的勃興而卷起的小風浪。先前的有些所謂文藝家，本未嘗沒有半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覺得自身的潰敗，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種種美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舊社會的崩潰愈加分明，階級的斗爭愈加鋒利的時候，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的死敵，將創(chuàng)造新的文化，一掃舊來的污穢的無產階級，并且覺到了自己就是這污穢，將與在上的統(tǒng)治者同其運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為帝國主義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順民所豎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掙扎了。

所以，雖然是雜碎的流尸，那目標卻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樣，用一切手段，來壓迫無產階級，以茍延殘喘。不過究竟是雜碎，而且多帶著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從發(fā)出宣言以來，看不見一點鮮明的作品，宣言是一小群雜碎胡亂湊成的雜碎，不足為據的。

但在《前鋒月刊》第五號上，卻給了我們一篇明白的作品，據編輯者說，這是“參加討伐閻馮軍事的實際描寫”。描寫軍事的小說并不足奇，奇特的是這位“青年軍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戰(zhàn)場上的心緒，這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的自畫像，極有鄭重引用的價值的——

“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群星之下，手里執(zhí)著馬槍，耳中聽著蟲鳴。四周飛動著無數的蚊子，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菲洲沙漠里與阿剌伯人爭斗流血的生活?！?(黃震遐 《隴海線上》)

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zhàn)，從“青年軍人”，從“民族主義文學者”看來，是并非驅同國人民互相殘殺，卻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兩個國度，兩個民族，在戰(zhàn)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飄飄然覺得皮色變白，鼻梁加高，成為臘丁民族的戰(zhàn)士，站在野蠻的菲洲了。那就無怪乎看得周圍的老百姓都是敵人，要一個一個的打死。法國人對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義而論，原是不必愛惜的。僅僅這一節(jié)，大一點，則說明了中國軍閥為什么做了帝國主義的爪牙，來毒害屠殺中國的人民，那是因為他們自己以為是“法國的客軍”的緣故；小一點，就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根本上只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為什么倒稱“民族主義”，來朦混讀者，那是因為他們自己覺得有時好像臘丁民族，條頓民族了的緣故。

三

黃震遐先生寫得如此坦白，所說的心境當然是真實的，不過據他小說中所顯示的智識推測起來，卻還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說的一點諱飾。這，是他將“法國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國的客軍”了，因此就較遠于“實際描寫”，而且也招來了上節(jié)所說的是非。

但作者是聰明的，他聽過“友人傅彥長君平時許多談論……許多地方不可諱地是受了他的熏陶”，并且考據中外史傳之后，接著又寫了一篇較切“民族主義”這個題目的劇詩，這回不用法蘭西人了，是《黃人之血》( 《前鋒月刊》七號)。

這劇詩的事跡，是黃色人種的西征，主將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元帥，真正的黃色種。所征的是歐洲，其實專在斡羅斯(俄羅斯)——這是作者的目標；聯軍的構成是漢，韃靼，女真，契丹人——這是作者的計劃；一路勝下去，可惜后來四種人不知“友誼”的要緊和“團結的力量”，自相殘殺，竟為白種武士所乘了——這是作者的諷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們且看這黃色軍的威猛和惡辣罷——

…………

恐怖呀，煎著尸體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兇丑；

死神捉著白姑娘拚命地摟；

美人螓首變成獰猛的髑髏；

野獸般的生番在故宮里蠻爭惡斗；

十字軍戰(zhàn)士的臉上充滿了哀愁；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兇穢的惡臭；

鐵蹄踐著斷骨，駱駝的鳴聲變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揚起了火鞭復仇；

黃禍來了！ 黃禍來了！

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

這德皇威廉因為要鼓吹“德國德國，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黃禍”，這一張“亞細亞勇士們張大”的“吃人的血口”，我們的詩人卻是對著“斡羅斯”，就是現在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以消滅無產階級的模范——這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目標；但究竟因為是殖民地順民的“民族主義文學”，所以我們的詩人所奉為首領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華人趙構，張開“吃人的血口”的是“亞細亞勇士們”，不是中國勇士們，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統(tǒng)馭之下的“友誼”，不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這就是露骨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但也是青年軍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亞細亞的黃人中，現在可以擬為那時的蒙古的只有一個日本。日本的勇士們雖然也痛恨蘇俄，但也不愛撫中華的勇士，大唱“日支親善”雖然也和主張“友誼”一致，但事實又和口頭不符，從中國“民族主義文學者”的立場上，在已覺得悲哀，對他加以諷喻，原是勢所必至，不足詫異的。

果然，詩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證實了，而且還壞得遠。當“揚起火鞭”焚燒“斡羅斯”將要開頭的時候，就像拔都那時的結局一樣，朝鮮人亂殺中國人，日本人“張大吃人的血口”，吞了東三省了。莫非他們因為未受傅彥長先生的熏陶，不知“團結的力量”之重要，竟將中國的 “勇士們”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嗎？!

五

這實在是一個大打擊。軍人的作者還未喊出他勇壯的聲音，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民族主義”旗下的報章上所載的小勇士們的憤激和絕望。這也是勢所必至，無足詫異的。理想和現實本來易于沖突，理想時已經含了悲哀，現實起來當然就會絕望。于是小勇士們要打仗了——

戰(zhàn)啊，下個最后的決心，

殺盡我們的敵人，

你看敵人的槍炮都響了，

快上前，把我們的肉體筑一座長城。

雷電在頭上咆哮，

浪濤在腳下吼叫，

熱血在心頭燃燒，

我們向前線奔跑。

(蘇鳳： 《戰(zhàn)歌》。《民國日報》載。)

不，去把仇人殺盡。

(甘豫慶：《去上戰(zhàn)場去》?！渡陥蟆份d。)

看同胞們的尸體掛起來了。

(邵冠華： 《醒起來罷同胞》。同上。)

這些詩里很明顯的是作者都知道沒有武器，所以只好用 “肉體”，用 “純愛的精靈”，用“尸體”。這正是《黃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隨拔都元帥之后，主張“友誼”的緣故。武器是主子那里買來的，無產者已都是自己的敵人，倘主子又不諒其衷，要加以“懲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實在只有一個死了——

我們是初訓練的一隊，

有堅卓的志愿，

在沸騰的熱血，

來掃除強暴的歹類。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

快起來準備去戰(zhàn)，

快起來奮斗，

戰(zhàn)死是我們生路。

(沙珊： 《學生軍》。同上。)

天在嘯，

地在震，

人在沖，獸在吼，

宇宙間的一切在咆哮，

朋友喲，

準備著我們的頭顱去給敵人砍掉。

(徐之津： 《偉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發(fā)揚踔厲，一群是慷慨悲歌，寫寫固然無妨，但倘若真要這樣，卻未免太不懂得 “民族主義文學”的精義了，然而，卻也盡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

六

《前鋒月刊》上用大號字題目的《黃人之血》的作者黃震遐詩人，不是早已告訴我們過理想的元帥拔都了嗎？這詩人受過傅彥長先生的熏陶，查過中外的史傳，還知道“中世紀的東歐是三種思想的沖突點”，豈就會偏不知道趙家末葉的中國，是蒙古人的淫掠場？拔都元帥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國時，所至淫掠婦女，焚燒廬舍，到山東曲阜看見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著罵道：“說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的，不就是你嗎？”夾臉就給他一箭。這是宋人的筆記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現在常見于報章上的流淚文章一樣。黃詩人所描寫的 “斡羅斯”那“死神捉著白姑娘拚命地摟……”那些妙文，其實就是那時出現于中國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孫子，他們不就攜手“西征”了嗎？現在日本兵“東征”了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 “西征” 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的開場。不過先得在中國咬一口。因為那時成吉思皇帝也像對于“斡羅斯”一樣，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后趕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誼”，送柬貼來敦請的。所以，這沈陽事件，不但和“民族主義文學”毫無沖突，而且還實現了他們的理想境，倘若不明這精義，要去硬送頭顱，使“亞細亞勇士”減少，那實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義文學”無須有那些嗚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調子嗎？謹對曰：要有的，他們也一定有的。否則不抵抗主義，城下之盟，斷送土地這些勾當，在沉靜中就顯得更加露骨。必須痛哭怒號，摩拳擦掌，令人被這擾攘嘈雜所惑亂，聞悲歌而淚垂，聽壯歌而憤泄，于是那“東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隱隱的跨過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聲，有壯大的軍樂，那任務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死”，給大家接著就得到“忘卻”?，F在“民族主義文學”的發(fā)揚踔厲，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盡著同一的任務的。

但這之后，“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為有一個問題，更加臨近，就是將來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帥的覆轍，肯信用而且優(yōu)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們呢？這實在是一個很要緊，很可怕的問題，是主子和奴才能否 “同存共榮” 的大關鍵。

歷史告訴我們：不能的。這，正如連“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已經知道一樣，不會有這一回事。他們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著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

【析】為配合反革命的軍事“圍剿”的需要，國民黨糾集了一批軍官、特務、流氓和無恥文人，如王平陵、朱應鵬、黃震遐等人組成了法西斯的文學團體“民族主義文學”派，對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實施了一次繼“新月派”之后更為露骨的反革命的文化 “圍剿”。

“民族主義文學” 派曾先后出版了 《前鋒周報》、《前鋒月刊》等刊物，并于1930年6月發(fā)表了所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他們氣勢洶洶叫嚷要突破“新文藝的危機”，努力于 “中心意識的形成”，而所謂的“中心意識”、“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實際上，他們鼓吹的“民族主義”，只不過是“現代德意志的表現主義”、“意大利的未來主義”、“俄羅斯的原始主義”、“法蘭西的純粹主義”的大拼盤。說到底，就是要用法西斯、帝國主義的貨色來冒充真正體現民族利益的民族主義，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賣國政策效勞。

面對甚囂塵上的反動的文藝黑浪，無產階級作家奮起還擊。茅盾在《“民族主義文藝”的現形》中，根據 《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 來剖析其理論的實質：“他們的所謂 ‘民族’ 實在只是統(tǒng)治階級；統(tǒng)治階級代表了 ‘民族’，所以他們所謂 ‘民族的利益’，就是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并具體論證了民族主義文學運動不過是統(tǒng)治階級欺騙工農的手段； 在革命與反革命尖銳斗爭的時期，它 “不得不迅速地法西斯蒂化”。瞿秋白在《屠夫文學》、《青年的九月》等文中一針見血地戳穿了“民族主義文學”的階級實質：“帝國主義的列強和中國各地方各派各系的紳商需要戰(zhàn)爭，需要勢力范圍……中國紳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戰(zhàn)爭的小說，定做一種鼓吹殺人放火的文學。這叫做民族主義的文學”。而魯迅的這篇《“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則是全面而深刻地揭露了 “民族主義文學”“永含著戀主的哀愁”、甘為“寵犬”、“為王前驅”的真面目，指出他們“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

魯迅的雜文，是作為一種革命的思想武器、文藝武器而出現的，它深刻地解剖和批判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猛烈攻擊反動的政治勢力及其在文化意識方面的爪牙，同時教育和動員群眾起來抗爭，推動社會向前發(fā)展。

在《“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一文中，魯迅一開始即犀利地撕開了 “民族主義文學” 家們的臉皮，指出 “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雖然所標的口號，種種不同”，“但這僅如巡警手里拿著前膛槍或后膛槍，來福槍，毛瑟槍的不同，那終極的目的卻只一個： 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因此他們“是殖民地上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tǒng)治者之上的”。寵犬的任務便是“和主人一樣，用一切手段，來壓迫無產階級，以茍延殘喘”。在這里，魯迅運用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一部分流氓文人由“為藝術而藝術”轉向在政治上公開投靠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必然性。

接著，魯迅引用了“民族主義文學”家們的一些代表作品，尤其是黃震遐的《隴海線上》和劇詩《黃人之血》以為典型，鞭辟入里地進行解剖，讓讀者看清他們靈魂深處最黑暗最骯臟的貨色。

《隴海線上》謳歌“法國的客軍”在非洲沙漠里屠殺阿拉伯人。似乎只要一吹噓侵略者和屠殺者的功業(yè)，“自己就飄飄然覺得皮色變白，鼻梁加高，成為臘丁民族的戰(zhàn)士了”。魯迅憤怒地揭露道：“中國的 ‘民族主義文學家’ 根本上只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為什么倒稱‘民族主義’，來朦混讀者，那是因為他們自己覺得有時好像臘丁民族，條頓民族了的緣故。”由此可見，所謂的“民族主義文學”，實際上是提倡出賣民族的文學；那些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實際上皮肉之間浸透了帝國主義主子注射進去的奴性。

《黃人之血》謳歌的是黃色人種的西征，似乎只是歷史題材。作品淋漓地描寫了這黃色軍的威猛和惡辣，哀嘆黃色聯軍不知友誼的要緊和團結的力量，自相殘殺而終歸失敗。魯迅清醒而深刻地指出《黃人之血》完全是借古喻今： 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元帥鐵蹄踐踏的歐洲，其實專在俄羅斯，“就是現在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詩人所奉為首領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華人趙構”，“在亞細亞的黃人中，現在可以擬為那時的蒙古的只有一個日本”;那時成吉思汗“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后趕他打仗”，“現在日本兵 ‘東征’ 了東三省，正是 ‘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 ‘西征’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 的開場?！敝链?，“民族主義文學” 家們的鷹犬相已暴露無遺。

不僅如此，“民族主義文學”的出現，也是國民黨反動當局加緊執(zhí)行對內鎮(zhèn)壓對外投降的賣國政策的結果。它為了掩蓋當局的賣國政策，所以充斥著那些嗚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調子，“否則不抵抗主義，城下之盟，斷送土地這些勾當，在沉靜中就顯得更加露骨。必須痛哭怒號，摩拳擦掌，令人被這擾攘嘈雜所惑亂，聞悲歌而淚垂，聽壯歌而憤泄，于是那 ‘東征’ 即 ‘西征’ 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隱隱的跨過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聲，有壯大的軍樂，那任務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 ‘死’，給大家接著就得到 ‘忘卻’”。“民族主義文學”正是這樣一種送葬文學，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它卻為國民黨當局出賣中華民族的罪行唱一曲血腥的贊歌。

縱觀全文，魯迅先生以其蓬勃的革命熱情和強烈的愛憎態(tài)度揮動著如椽大筆，蕩滌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和國民黨當局的賣國政策； 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熟練的解剖技巧操縱著手術刀，肢解著反動的、一仆二主的 “民族主義文學”。既做到了說理透徹，判斷正確，理由充足，證據確鑿，具有不可抵擋的邏輯力量；又鮮明形象，具體生動，引起共鳴，發(fā)人深省，充滿著令人蕩氣回腸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