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些時，上海的官紳為太炎先生開追悼會，赴會者不滿百人，遂在寂寞中閉幕，于是有人慨嘆，以為青年們對于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于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這慨嘆其實是不得當?shù)?。官紳集會，一向為小民所不敢到；況且高爾基是戰(zhàn)斗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xiàn)身，后來卻退居于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為大多數(shù)所忘卻。

我以為先生的業(yè)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貞浫嗄曛埃景宓摹队垥芬呀?jīng)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并非因為他的經(jīng)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jiān)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志《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并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并沒有忘記，現(xiàn)在抄兩首在下面—

獄中贈鄒容

鄒容吾小弟，被發(fā)下瀛洲?？旒舻冻p，干牛肉作??。英雄一入獄， 天地亦悲秋。 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

獄中聞沈禹希見殺

不見沈生久，江湖知隱淪，蕭蕭悲壯士，今在易京門。螭鬽羞爭焰，文章總斷魂。中陰當待我，南北幾新墳。

一九○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并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实牧簡⒊窢帲汀啊痢痢钡摹痢痢炼窢?，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斗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xiàn)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民國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為了，然而還是不得志。這也是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樣的。我以為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爾基先前的理想，后來都成為事實，他的一身，就是大眾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志雖伸，但視為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fā)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卻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卻實地，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系發(fā)源于先生的 《中華民國解》 (最先亦見《民報》)，為巨大的記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jīng)不多了。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后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并非晚節(jié)不終?？计渖?，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tǒng)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漸為昭示后世計，自藏其鋒铓。浙江所刻的《章氏叢書》，是出于手定的，大約以為駁難攻訐，至于忿詈，有違古之儒風，足以貽譏多士的罷，先前的見于期刊的斗爭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詩兩首，亦不見于《詩錄》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叢書續(xù)編》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斗爭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執(zhí)贄愿為弟子者綦眾，至于倉皇制《同門錄》成冊。近閱日報，有保護版權的廣告，有三續(xù)叢書的記事，可見又將有遺著出版了，但補入先前戰(zhàn)斗的文章與否，卻無從知道。戰(zhàn)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yè)績，假使未備，我以為是應該一一輯錄，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戰(zhàn)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時此際，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罷，嗚呼！

十月九日。

相對于魯迅其他偏重議論的雜文而言，本文是一篇側重記事的雜文。在記事方面，它也是很有特色的：一是簡潔概括，詳略得當。這篇文章的敘事顯然不同于人物傳記的記事，并未去羅列人的一生，也不同于敘事散文的記事，未詳加鋪陳和描寫，本文的記事主要是用來說明作者的論點，作者用精練扼要的文字只記述了二十世紀初年，1906年前后及辛亥革命之后三個重要歷史階段章太炎的幾件事情，其中對他的革命活動寫得較詳，學術上的成就則一筆帶過。在革命活動中，又突出章太炎不怕犧牲、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和與?；蕪捅賱萘Χ窢幹?“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戰(zhàn)斗鋒芒。這樣更有利于說明全文的中心思想。二是多用正反對照的方法。譬如魯迅從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和感受出發(fā)，說他的知道太炎先生，并非因為“他的經(jīng)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為《革命軍》作序以至被監(jiān)禁；愛看 《民報》，并非因為章太炎的 “文筆古奧，索解為難”，而是因為他與?；逝傻冗M行斗爭，“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并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文中所否定的一面正是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及文儈們欣賞、歪曲的一面，從而加強了文章的針對性。三是敘事中加入議論。如針對章太炎死后的哀榮遠不如高爾基而有人發(fā)出慨嘆的駁斥和申述； 對章太炎一生“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的精辟論斷；對章太炎同梁啟超等?；蕪捅賱萘Χ窢??！八蚺?，令人神旺” 的褒贊； 用兩個“并世無第二人”對其一生革命業(yè)績的稱頌；對他晚年“既離民眾，漸入頹唐”，“粹然成為儒宗”的分析；以及對章太炎一生功過的衡重量輕等。這些議論，文字精當，言簡意賅，與敘事結合，既飽含著記事升華的情感，又將事理表達得更為深刻，大大增強了文章的戰(zhàn)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