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長期以來，魯迅搜集古代典籍、文物、金石拓片，潛心研討和探索中華民族文化的發(fā)展規(guī)律，思索漢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的關(guān)系，有著許多精深獨到的見解。本文以翻看與鑒識古鏡談起，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的國粹主義者進行了猛烈抨擊，著重闡明只有放開度量，大膽無畏地吸收外來的新文化作為營養(yǎng)，才能弘揚與發(fā)展自己的民族文化。看鏡而知今古，對鏡而觀中外，旁征博引，敘議結(jié)合，把文章寫得波瀾疊起，妙趣無窮。

文章以漢代的“海馬葡萄鏡”的鑄造為例，聯(lián)系漢武帝開邊萬里，張騫、李廣利等人開通西域，促成中外文化第一次大規(guī)模交流的歷史事實，指出正是中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才形成了博大精深，閎放淵雅，豐富多彩的漢民族文化。唐太宗李世民削平群雄，統(tǒng)一天下，建立了國威遠播的唐王朝。唐的文化，在繼承漢文化的基礎(chǔ)上，又一次的吸收境內(nèi)各民族和異域的文化營養(yǎng)，形成了光輝燦爛的盛唐文化，出現(xiàn)群星燦爛、英才繼起的唐詩創(chuàng)作高潮。敢不敢大膽地汲取、借鑒外來的文化營養(yǎng)，常常是弘揚與發(fā)展本民族文化的關(guān)鍵。

從海馬萄葡鏡的紋飾可以看出漢朝人的閎放、自信和大量，新來的動植物本非國產(chǎn)，也不是華夏的國光，但漢人毫不拘束，也沒什么忌諱，立即把它們化為我有，鑄入銅鏡，成為國寶。這是一種大膽吸取，勇于開放的積極、健康、進取的精神，漢人墓前的石獸，除了羊、虎以外，還有來自西域的獨角或雙角，似鹿而非鹿的天祿、辟邪等奇獸的形象。唐太宗的昭陵，在寢殿東西兩廡壁間，鑲嵌有他心愛的六駿良馬，特別是帶箭受傷的颯露紫馬和產(chǎn)在澳洲的駝鳥形象，這確實是前無古人的創(chuàng)造，表現(xiàn)出當(dāng)時的民族文化心態(tài)，創(chuàng)業(yè)者的開闊心胸與宏偉氣魄。與此相對照，越到國力衰微，積弱不振，民族自信心下降之時，文人雅士就更加保守，抱殘守缺，拘于傳統(tǒng)，不敢越雷池一步。繪畫不敢畫洋花洋鳥，刻印章不敢用草書俗字，必須是蝌蚪篆文，古色古香，越古越好，連記年月也必用天干地支，不敢直書年月。從主觀上看，似乎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干凈與純正，但其結(jié)果，必然導(dǎo)致民族文化的萎縮與衰敗。

魯迅深刻闡述了發(fā)揚民族自信心和吸收外來文化營養(yǎng)的關(guān)系。他指出“宋的文藝，現(xiàn)在似的國粹氣味就熏人”。原因即在于缺乏敢于無所顧忌地吸收外域文化宏大的漢唐氣魄。這反映出民族自信心和開放意識的下降與減弱，也是當(dāng)時內(nèi)憂外患、國力貧弱的表現(xiàn)。遼金元的不斷襲擾侵犯，北宋滅亡和南宋小朝廷的覆滅，說明“國粹氣味熏人”的文藝是無法振起民族魂的。相反，漢唐初起時雄主治國，文才武略盛極一時，雖有匈奴、突厥等為患，但因人民有堅強的民族自信心，“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qū)使，絕不介懷”。越是有自信心的民族，越能正確地引進與吸收外來文化，發(fā)展和壯大自己。處于衰弊陵夷之際的民族，往往喪失自信心，盲目地拒斥外來的進步文化。特別是那些神經(jīng)衰弱的頑固守舊派，視外國進步文化為洪水猛獸，怕成為異邦的俘虜，“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便把已經(jīng)腐朽的舊傳統(tǒng)舊文化的糟粕封為“國粹”，用來抵御革命的思想和進步的文藝，正暴露出他們的無能和虛弱。魯迅尖銳地嘲諷說“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

能否正確地鑒別與吸收外來的文化營養(yǎng)，關(guān)鍵在吸收者的主體是否強健。這正如吃東西一樣，強健者無須顧忌，能從多種食物中吸收精華，排泄糟粕，使自己的肌體更加強??；衰病者卻禁忌多端，怕害胃傷身而只吃他認為有益的食物，結(jié)果是喪失了精神活氣，日益衰弱而面臨絕境。

為了印證上述論點，魯迅舉南宋與清代的史實為證。南宋偏安一隅，對金元俯首稱臣而不圖進取，在文化上“特多繁文縟節(jié)以及嘮叨的碎話”，缺乏宏大的氣魄與豁達的精神。清朝初年的康熙皇帝，宏圖遠大，政治上頗有作為，他是“征服了漢族的主人”，氣魄宏大，敢用羅馬字母雕刻印章，也能推行西洋的歷法。楊光先是保守派的代表，他自稱只知推算歷法的道理卻不知推算歷法的數(shù)字，偏要彈劾精通新歷法的洋人湯若望。“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表現(xiàn)出多么頑固、偏執(zhí)和昏庸的嘴臉。寧可使國家貧弱，科技落后，人民生活在黑暗愚昧中，也不愿吸收一丁點的外國的進步文化，這就是封建復(fù)古派和國粹派的共同心理特征。但處在上升時期，力圖開創(chuàng)新局面的滿清王朝還能做一點晚明君主不愿做的事，用湯若望的新歷法編 “時憲書”，并直接印上“依西洋新法”五字，刺得當(dāng)時的國粹派頭疼。阮元評價清初諸皇帝“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shè)成心”，道出了他們隱衷，但歌頌他們“即是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卻又未免是奴才吹拍主子的溢美之辭了。

“看鏡有感”，重點在感，魯迅從古鏡到漢唐文化，再到宋明清的史實，扣住中心展開論證，敘中有議，引例豐富，剖析深入，縱橫開闔， 極盡變幻曲折之能事。但文章的后半部分仍回到鏡上來，考證自己的一面日用鏡為唐鏡，當(dāng)時曾在閨閣中照過唐代仕女的額黃和眉綠。接著又敘述到道光咸豐時銅鏡和玻璃鏡并用而如今玻璃鏡幾乎取代銅鏡，似乎離開了議論吸取外來文化的中心題旨而轉(zhuǎn)入對鏡子的歷史變遷的考證研討。但事實上文脈不斷，意在從對鏡子的議論分析中尋繹出它的深層文化背景，揭示出振興和弘揚民族的根本途徑。從宋代鏡子并無藻飾，只有店號或 “正其衣冠”的迂銘詞的突出事例，魯迅得出“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須取材異域”的結(jié)論，他巧妙而生動地描述道：“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么做即違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fā)抖尚來不及，怎么會做出好東西來”。真是窮形盡相，從外表到神髓，刻畫盡國粹派、保守派諸公的神魂心態(tài)，他們口口聲聲叨念著 “今不如古”，把當(dāng)時的中國搞得一派烏煙瘴氣。變成了確實“今不如古”。要振起民族的精魂，弘揚中華文化的精英，必須掃蕩這些封建文化的幽靈孤魂，大膽無畏地吸收來自異域的進步文化，特別是先進的社會科學(xué)和自然科學(xué)，這是振興中華民族文化的唯一出路，舍此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