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后東北問題不僅僅是國共之爭，而且是美蘇兩強解決戰(zhàn)后世界問題的雅爾塔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它和當時的國際形勢以及美、蘇兩強的角力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在一段時間內，東北成為國共、美、蘇三國四方之間互為聯(lián)系互相爭奪的大舞臺。
國共東北之爭離不開美蘇之爭的大背景。雅爾塔會議時期的美蘇妥協(xié)氣氛決定了有關東北的戰(zhàn)后安排。自羅斯福逝世后，美國政界對其與蘇妥協(xié)的政策頗有微詞，美蘇關系開始變冷。及至戰(zhàn)后，兩大國間的合作因為缺少了共同的敵人而失去了當初的動力，利益與意識形態(tài)的差別開始凸顯出來，冷戰(zhàn)的陰云在凝聚。無論是美蘇妥協(xié)還是美蘇沖突，對他國尤其是弱國的影響都非同尋常，國際政治的冷酷是毫不留情的。雅爾塔會議后，國民黨利用美蘇的妥協(xié)，爭取了兩強對自己的支持，而面對戰(zhàn)后的美蘇矛盾，國民黨在拉住美國的同時必然失去蘇聯(lián)，由于蘇聯(lián)在東北舉足輕重的作用，國民黨接收東北的失敗便在情理之中了。
中蘇條約簽訂后，蘇聯(lián)起初對國民黨表示了友善態(tài)度，表現(xiàn)之一是蘇聯(lián)對國共談判的支持，國民黨也因而對順利接收東北持有信心。然而時間不長，情況便發(fā)生了變化。首先是美國獨占日本，排斥蘇聯(lián)，使蘇聯(lián)很不滿意。接著在9月美蘇英法中五國外長倫敦會議上，美蘇在管制日本的問題上發(fā)生爭執(zhí)，會議不歡而散。在此背景下，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接著國民黨提出由美艦運輸軍隊在大連登陸的計劃，自然使蘇聯(lián)猜疑美國是否企圖插手東北，因而堅決反對。馬林諾夫斯基在其后與熊式輝的會談中也一再提及美軍艦運輸問題。國民黨決策者很快體會到其中的奧妙，王世杰認為蘇聯(lián)的態(tài)度“半因中共問題，半因美蘇既漸不睦，而我運軍赴大連將用美艦也”^[1]。張嘉璈認為這是蘇聯(lián)“對于我方借助美國力量運送軍隊入東北之不滿，更顯見蘇聯(lián)不愿見美國勢力侵入東北”^[2]。其后，王世杰便對蘇聯(lián)強調這是“因中國缺乏運輸工具，故所用運輸船舶及偵察飛機系借自盟邦美國。惟登陸軍隊則純?yōu)橹袊婈牎?請?zhí)K方不要“誤會”^[3]。王的話當為實情，當時國民黨要求美國幫助運送軍隊去東北，恐怕并沒有與蘇聯(lián)為難之意，但是美蘇矛盾最終使國民黨的東北登陸計劃成為泡影，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也。難怪王世杰以后感嘆，“想不到國際局勢變化如此快，美蘇僵化如此快，美蘇關系使得我們更增加許多困難，使我們交涉絲毫不能得第三者協(xié)助”^[4]。
隨著國民黨在東北接收的失利，其黨內對美蘇矛盾影響及于中國的事實有了更深的認識。11月5日、6日、9日，主持東北接收的熊式輝、蔣經國、張嘉璈三人先后致函蔣介石，報告情況，提出看法。三人均認為“東北局勢之變化，系受美蘇關系及中央與共黨沖突之影響，蘇方恐我國軍隊進入東三省后，將支持美國在東北之利益，甚至未來戰(zhàn)爭中，我軍有被美國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國大軍開入東北”。蘇方之目的為：“1.東北今后成立之政權，不能有與蘇聯(lián)不友好之意旨與行動。2.阻止美國染指東北，斷絕中國以夷制夷之觀念。3.使中央不能在關外有雄厚之武力，至少使八路軍可在關外立足?！?sup>[5]這樣的分析大體符合當時的實情，然而如果照這樣的邏輯推理，國民黨如要順利接收東北，便要走聯(lián)蘇疏美甚而反美之路，這無異于要國民黨脫離其執(zhí)政二十年的基本軌道，在當時是完全不可能的。
國民黨雖然認識到東北問題受到美蘇矛盾的影響，但在處理上，則沿襲了以往的一貫作法，首先求助于美國，也就是蘇聯(lián)極其不滿的“以夷制夷”。國民黨這樣做有歷史與現(xiàn)實兩方面的基礎。就歷史而言，美國對東北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還在本世紀初，美國便極力想打入東北這塊俄、日兩國的傳統(tǒng)領地。就現(xiàn)實而言，雅爾塔會議期間，為了讓蘇聯(lián)參加對日作戰(zhàn)，美國雖然在東北問題上對蘇妥協(xié)，同意了蘇聯(lián)的一系列要求。然而這并不表明美國就此甘心讓蘇聯(lián)獨占東北。中蘇條約談判期間，美國密切關注著談判的進程，并在東北問題上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戰(zhàn)后，東北問題更成為美國考慮對蘇關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正是由于美國的幫助，國民黨軍隊才得以在東北各港登陸無望時，以秦皇島作為接收東北的前進基地。東北接收不利之后，國民黨早先對蘇的樂觀估計不復存在，遂轉而尋求美國的幫助。東北行營自長春撤退后，國民黨首先通知了美國，11月17日，蔣介石致電杜魯門稱：蘇聯(lián)“對于中蘇協(xié)定之條文與精神，則故意蔑視，對于中國方面實現(xiàn)該協(xié)定之種種努力，在在予以阻撓”,“當前之東北局勢不僅危及中國之領土完整與統(tǒng)一，實已構成東亞和平與秩序之重大威脅。竊意此種局勢，需待中美雙方之積極的與協(xié)調的動作，以防止其繼續(xù)惡化”。22日蔣又致函杜魯門，告以“余之決心為立即撤退業(yè)已前往滿洲之中央官員，并延緩進入該有爭議之地區(qū)”,蔣在函中提出增運五個軍赴華北，“緊急吁請貴國早日供給達成此重要任務所需之船只”^[6]。蔣還要王世杰隨時將中蘇交涉情況報中國戰(zhàn)區(qū)參謀長魏德邁，以便其貢獻意見。其后，駐美大使魏道明又當面對杜魯門表示：“東北問題不能視為中國問題，乃系整個世界問題之一面，自倫敦會議后，形勢急轉，此顯為蘇聯(lián)對于國際僵局之反應，亦實為角斗之開端……望美國盡量與吾人可能之協(xié)助。”^[7]國民黨的意圖很明顯，將東北問題適度國際化，利用戰(zhàn)后美蘇的矛盾，以美國的戰(zhàn)略利益打動美國，然后拉美國下水，壓蘇聯(lián)讓步。
國民黨的期望沒有能夠完全實現(xiàn)。美國確實對蘇聯(lián)在東北的作為不滿，但戰(zhàn)后美蘇矛盾一時尚未發(fā)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美國對國民黨的支持就只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東北這樣關系蘇聯(lián)切身利害的問題上，美國在當時情況下不可能為了國民黨與蘇聯(lián)徹底翻臉。說到底，國民黨只能是美國全球戰(zhàn)略中的一個棋子，它不太可能使美國完全聽從自己的調遣。美國對東北的政策是，保持對蘇聯(lián)的壓力，支持國民黨接收東北的行動，但不直接卷入，這也符合美國對戰(zhàn)后中國的基本政策。因此，美國在得知國民黨接收東北受挫之后，杜魯門雖對“蘇聯(lián)此種態(tài)度，甚為失望”,對國民黨的求援“頻表同情”,并稱將與其“密切合作，妥商辦法”^[8],但除了派遣美國軍艦運送國民黨軍隊去東北一事外，并未見有對蘇強硬的表示，對國民黨而言，這多少有些口惠而實不至。
國民黨接收東北受挫，而中共在東北最初的發(fā)展則得到了蘇聯(lián)的支持。中共部隊初入東北之時，蘇聯(lián)方面并未認可^[9],為了照顧蘇聯(lián)的立場，中共指示所有進入東北的部隊“不要聲張，不要在報上發(fā)表消息”,“不要勉強與紅軍作正式的接洽與聯(lián)絡，亦不要請求紅軍給我?guī)椭?sup>[10]。但是這種狀況很快發(fā)生了變化。9月中旬，蘇軍代表到延安，隨后中共東北局在沈陽成立，延安、沈陽、莫斯科之間在東北問題上從此建立起密切的熱線聯(lián)系。
中共東北局到沈陽后，與蘇軍建立了經常聯(lián)系，蘇軍由駐沈第六坦克集團軍司令克拉夫欽科和該軍軍委委員杜曼寧出面，東北局則由彭真牽頭，東北人民自治軍第二參謀長伍修權參加。據(jù)伍修權回憶，他在沈陽“一開始就從事著大量緊張而復雜的外交活動，即與蘇聯(lián)紅軍駐沈陽指揮機關的聯(lián)系”^[11]。這種聯(lián)系隨著蘇聯(lián)全盤外交戰(zhàn)略的變化而時緊時松，時起時伏，總體而言對中共在東北的發(fā)展還是利大于弊。陳云在回顧中共在東北的發(fā)展時認為，中共奪取東北的勝利，第一個原因就是蘇軍出兵東北，“為我們的大部隊能搶在國民黨前面迅速進入這個地區(qū)，為改善我們的裝備，創(chuàng)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那時，蘇聯(lián)黨對我們的力量估計不足，并有雅爾塔協(xié)定的約束，但他們還是盡力幫助我們的”^[12]。這樣的看法是符合當時歷史發(fā)展的實際的。
蘇聯(lián)對中共初入東北的幫助體現(xiàn)在提供了部分武器裝備，并讓中共接收了若干省市的政權。據(jù)曾克林回憶，他的部隊接收了大量工廠和軍用倉庫，包括全國聞名的沈陽兵工廠和關東軍最大的蘇家屯倉庫，僅在蘇家屯倉庫，就用了三天時間，拉出了步槍2萬支，機關槍1000挺，各種炮150門，其后還給山東送去了500萬發(fā)彈藥^[13]。但據(jù)黃克誠回憶，他的部隊到東北后，既未得到接收物資，也無后勤供應，“部隊的給養(yǎng)相當困難”^[14]。有一個統(tǒng)計稱，僅長春一地，在三個月內，就接收了步槍6萬支，機關槍2800挺，彈藥1200萬發(fā)^[15]。比較權威的數(shù)字當來自中共中央方面，陳云和高崗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到“蘇對我援助是秘密的，有限的(槍十萬，炮三百)”,而毛澤東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中提及“槍接收了十二萬支，還有些炮”^[16]。據(jù)國民黨情報估計，蘇聯(lián)給中共的武器“以輕武器及少數(shù)火炮為主”,重武器則大部運回國內^[17]?？磥恚嗳f支槍的輕武器與實情還是大體相符的。在政權方面，由于蘇聯(lián)的默許，從9月到11月，中共先后成立了濱江、奉天、安東、遼北、黑龍江、合江、嫩江省政府和大連、哈爾濱市政府，控制了東北近一半的縣份，并以各省市縣政府作為公開的號召機關，同國民黨爭奪。在蘇軍占領下的城市，中共通過城市警察或保安部門實際控制著城市行政權。以中共東北局為領導中心，各省市縣委員會為工作支柱，出關及新發(fā)展部隊為武裝手段，中共已在東北初步建立了自上而下一套相當完整的黨政軍體系，而此時國民黨除了在長春有一個足不出都門的行營外，在東北疆域內尚無多少武力，更不要說行政架構了。
國民黨按計劃將東北行營撤至山海關并公告中外后，蘇聯(lián)感到了一定的壓力，畢竟它還要顧忌條約的國際義務和蘇美兩強間的復雜關系。熊式輝曾對手下人說：這次總撤退，是委員長在外交上的一張王牌，是給蘇聯(lián)一種外交上的壓力，以便于為今后接收開辟途徑^[18]。果然，蘇聯(lián)立即對國民黨作出了一些緩和姿態(tài)。11月17日，蘇聯(lián)駐華大使照會外交部，稱蘇軍“對于中國政府將予應有之協(xié)助”,對于中共部隊“未曾予以任何幫助”,在空運部隊等問題上也有松動，并表示如中方需要，蘇軍可延緩撤退一至二個月^[19]。同日，長春蘇軍代表兩次約見留在長春、負責與蘇軍聯(lián)絡工作的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稱蘇軍將協(xié)助中國政府建立政權，取締反政府活動，禁止反政府宣傳，長春可即行接收。其后，馬林諾夫斯基又在長春向張嘉璈表示“蘇方絕對遵守中蘇條約”,政治情況“一定即能好轉”^[20]。國民黨在隨后提交的接收計劃中，要求蘇方保證長春和沈陽空運的安全，協(xié)助利用鐵路和港口運兵，給予接收人員以物質協(xié)助等，蘇方雖予同意，但對關鍵的運兵要求則表示“實無可能協(xié)助”^[21]。與此同時，蘇聯(lián)也相應改變了對中共的策略，要求中共撤出中長、北寧鐵路沿線及東北各大城市。國共雙方爭奪東北的斗爭暫時從軍事移到了政治。
東北行營撤退之后，對下一步怎么走，國民黨內認識不一。蔣介石召集有關人員多次討論，王世杰主張重訂接收計劃，部分軍方將領主戰(zhàn)，徐永昌仍主中止交涉，但“終無結果”。其實，國民黨接收東北的關鍵在于蘇聯(lián)的態(tài)度，身處東北交涉第一線的張嘉璈與蔣經國看得最清楚。蔣經國在11月6日給他父親的信中說：“蘇方對我國如不能諒解，則東北不但今日，即今后亦不得安定。蓋蘇聯(lián)對于所謂道義感情，并不重視，所要求者，乃現(xiàn)時之利益也。”^[22]張嘉璈也認為，“蘇方有一圖樣在其胸中”,既不會“負破壞中蘇協(xié)定之惡名，亦決不因行營撤退而變更其原定計劃”,因此“與蘇方須得一精神上之諒解，否則種種交涉均是枝節(jié)”^[23]。因為蘇聯(lián)不會容忍東北成為對其國家安全利益的威脅，雅爾塔協(xié)議已充分表明了蘇聯(lián)的意圖，而國民黨的歷史及其美國背景，不能不使蘇聯(lián)心懷疑慮，對國民黨接收東北有所阻撓便順理成章。蘇聯(lián)的態(tài)度又直接決定了對國共兩黨何方更為有利。因此，當時如果要使東北局勢出現(xiàn)對國民黨有利的轉圜可能性，在于前述國民黨提出的解決方案中第一案與第三案的結合，即盡最大的努力以外交妥協(xié)求得蘇聯(lián)可能的諒解，同時以現(xiàn)有軍隊控制要點，繼以增援作戰(zhàn)略展開，不能說如此可操勝算，但至少不失主動性與進攻性。
然而，國民黨處理東北問題的麻煩在于，如何尋求外交與內政間的平衡。它既要遏制中共的發(fā)展，又不能因為過分地對蘇妥協(xié)而引起非議；內心里它傾向于黨派利益，明面上又不能不維護國家主權。它始終未能在這兩者間找到一個合適的平衡點。東北行營撤退前，蔣介石曾經對蔣經國交待四點，作為對蘇讓步的底牌：1.國方只接收行政，不建立強大武力；2.空運部隊以維持治安為度；3.東北可實行縣自治，組織民選政府；4.東北經濟與蘇聯(lián)合作。這實際是使東北在某種程度上的中立化。然而蔣可能心有不甘，因此又交待說：“以上四項，實為不得已之所為，如當?shù)厍樾我詾樯锌蓢L試，不妨為之。”這又表明蔣并無真正照此辦理的決心^[24]。所以，除了經濟合作一事由張嘉璈與蘇方談判而無結果外，其他幾點似未見向蘇方正式提出。張嘉璈認為，這幾條可“在軍事政治經濟三方面予蘇方以定心丸，祛除其對于國府之猜疑，在此輪廓之中，吾外交當局如能靈活運用，未始不可有一轉機”,再照此“開誠與蘇方說明，或較撤退行營為更有效”,并為此事的不遂行而遺憾^[25]。蔣經國在交涉不利時向他父親建議：“除中央方面在外交、內政上設法轉變局勢外，對于接收以及進兵各事更應作積極之布置”,并認為“大問題之處理，既不可意氣用事，亦不可專講面子，而必須走一步是一步，爭一點是一點也”^[26]。但國民黨既未在外交與內政的平衡上作出新努力，也未在兩者之間作一取舍，其轉圜的可能性也就在自己的無所作為中消失于無形。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蔣介石此時考慮首先解決華北中共問題。他對參加重慶復員整軍會議的高級將領專門解釋了他的想法。他認為：“現(xiàn)在蘇聯(lián)不負責任，借口登陸的地點為共匪占領，給我們以種種的阻礙，因此我們軍隊入境，事實上非常困難。而且我們即令將這五個軍開入了東北，仍不能確實掌握地方，東北的主權仍然不得完整，一切接收都不能進行，建設更無從談起。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寧可將東北問題暫時擱置，留待將來解決。我決定將東北行營移駐山海關，而以原來準備開入東北的五個軍，加入華北方面，首先來肅清華北方面的土匪，先安關內，再圖關外。這種由近及遠的政策，我想一定不會錯誤的。否則，如果我們舍近而圖遠，不先除腹心之患，以求華北的安定，而孤軍深入東北，則東北名存而實亡，同時華北方面土匪的力量，必將一天天的膨脹，清剿的時間就更須延長了?！?sup>[27]蔣介石的考慮自然有他的道理，但從以后形勢的發(fā)展看，擱置東北問題的結果，不僅失去了爭奪東北的有利時機，而且因為軍事力量和輿論環(huán)境的因素，國民黨在華北同樣無大作為。
東北行營撤離長春后，國民黨中央對東北問題態(tài)度消極，只有張嘉璈和蔣經國還在秉承蔣介石的意旨做著對蘇外交的努力。12月5日，張嘉璈與蔣經國返回長春后和馬林諾夫斯基首次會談，蘇方對解除非政府武裝和非中央政權、組織地方團隊及空運等事作出了承諾，“并聲明其已得莫斯科訓令，必須設法切實執(zhí)行”^[28],但實際還是諾而不行。為了打開僵局，使國民黨能夠順利接收，張嘉璈返長前，于11月30日在重慶會見董必武，要求中共退出鐵路沿線，為此他表示可向國民黨中央建議停戰(zhàn)。中共對此表示了積極態(tài)度，告張可就國民黨軍隊進駐長春、沈陽問題進行協(xié)商^[29]。張又以此作為籌碼，在長春請馬林諾夫斯基勸中共退出鐵路線。但如此一來無異于承認中共在東北的地位，是蔣介石此時無論如何不能同意的(蔣一直堅持東北只有主權問題而無中共問題)。何況張此舉事先并未與蔣通氣，在張是為國民黨著想，體念蔣“關懷東北日夜焦思，故不憚出位之嫌”,在蔣卻以為張“不識政治情形”,擅作主張，因此蔣得知此事后甚為惱怒。他不僅電告張“在東北尤其對蘇方切不可再提董必武與共黨有關事宜”,而且要熊式輝告張，“毋與董必武商談共軍事，尤不可向蘇方言之。關于共黨問題，中央有人負責與之談判也”^[30]。張嘉璈畢竟不是國民黨的決策人物，在黨內的影響有限，對國共政治關系更缺乏深入認識，不可能成為解決東北問題的恰當人選。此后，張嘉璈主要就中蘇經濟合作問題在長春與蘇方談判(見后述),而蔣經國則出任訪蘇并與斯大林直接交涉的艱難使命。
當初行營撤退前，熊式輝等都有請蔣介石與斯大林直接交涉的建議，蘇方也向蔣發(fā)出過訪蘇邀請，蔣雖未接受，不過他有意讓蔣經國赴蘇一行，既代表自己與斯大林溝通，或許還不無鍛煉小蔣之意。12月30日，蔣經國抵達莫斯科。在與斯大林的會談中，蔣經國代表蔣介石表示，中蘇關系應該加強，如果雙方彼此完全諒解，蘇中關系就一定能夠加強。他向斯大林重復了蔣介石一貫的主張，即中共軍隊和共區(qū)政權應服從中央統(tǒng)一指揮，在此基礎上，中共可以參加政府，他還請斯大林勸告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斯大林則反復表示，蘇聯(lián)不干涉中國內政，支持國民政府，但中共并不聽從蘇聯(lián)的指揮，他也不知道中共的情況如何，蘇聯(lián)不能為中共的行為負責，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中共。雙方還討論了東北、新疆、中美關系和對日處理問題。斯大林堅持蘇聯(lián)有權獲得東北的戰(zhàn)利品，對國民黨的反蘇言論表示不滿，蔣經國則向斯大林保證中國決不反蘇。當蔣經國問斯大林，蘇聯(lián)可以為中國的統(tǒng)一作些什么時，斯大林回答，需要同中共談判，了解他們有何要求，雙方都應該作出讓步，比如實行選舉制度。可以說，除了重復支持國民政府的外交辭令以外，斯大林沒有對國民黨作出任何令其滿意的切實的承諾，尤其是在中共問題上，按斯大林的說法，似乎蘇聯(lián)與中共已經毫無關系，令國民黨想尋求蘇聯(lián)的支持亦不可得，蔣經國此行一無所獲^[31]。
國民黨的外交努力未取得應有的成果，但它在兩個方面與蘇聯(lián)達成了協(xié)議，其一是蘇聯(lián)同意延期撤軍，其二是蘇聯(lián)同意國民政府行政接收東北若干城市與省份。
東北行營自長春撤退后，蘇聯(lián)為了不在外交上給國民黨留下口實，主動提出延期撤軍事，同時還企圖借此盡可能掠奪東北資源、壓國民黨在東北經濟合作問題上讓步。國民黨本來是反對蘇軍緩撤的，在熊式輝赴東北接收之前，曾提出“恐蘇軍撤退期屆，而我尚無軍隊到東北接防，致為共產黨軍隊所乘，不如責蘇軍緩撤”。但王世杰認為，“蘇軍如有意扶植共軍，則彼多留一日，結果將更壞一日”,蔣介石因而決定“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請其緩撤”^[32]。然而此時國民黨改變初衷，實因其以為有蘇軍在，蘇聯(lián)顧慮國際反映，總會對中共有所約束，可為自己增兵贏得時間，一旦蘇軍立即撤離，在當時情況下，東北勢必完全落入中共手中。雙方在這個問題上很快達成了協(xié)議，11月底，決定蘇軍延期一個月撤離，12月底，又將蘇軍撤離時間定為次年的2月1日。此事表面上對國民黨有利，它因此在蘇軍保護下接收了東北若干城市，但實際上，蘇聯(lián)在東北的存在，首先束縛的是國民黨的手腳。中共認為，“蘇軍延長住滿時間，對我在滿多有一些時間進行工作，是有利的”。這對國民黨真具有諷刺意味，如果它知道自己的對手也希望蘇聯(lián)延期撤軍，不知該作何感想^[33]。
蘇軍在延期撤離的同時，同意國民政府接收東北若干城市與省份的行政權力。蔣介石以及國民黨內許多人對無軍隊隨行的行政接收并不熱心，加上蘇聯(lián)此時提出經濟合作問題，更使蔣認為“應一本行營撤退之方針進行，以免中途再受其脅制，陷于進退維谷之境”^[34]。直到12月下旬，國民黨才決定先行接收若干省市。因此，國民政府接收人員于12月22日接收長春，26日接收沈陽，1946年1月1日接收哈爾濱(12日接收松江省),8日接收遼北省和四平市，24日接收嫩江省和齊齊哈爾市。此后因為中蘇經濟合作談判的停滯，蘇聯(lián)為向國民黨施加壓力，行政接收再度停頓，原定接收的黑龍江和合江兩省及若干城市未能如期接收。而在已接收省市中，因為只有若干保安部隊隨行，在中共部隊已經控制了東北大部地區(qū)的情況下，國民黨接收人員大都坐困省城，根本無法真正展開工作。遼北省總共任命了三個縣長，“其他各縣縣長均無法到任”,“對于各項政務之推行均感棘手，處境之艱難當可想見”^[35]。如張嘉璈所言，“因無充分武力，處處為八路軍所阻礙”,“因此目下在各地接收政權，等于虛飾”^[36]。此時蘇聯(lián)還同意國民黨可空運部隊至東北，但蔣介石因對蘇聯(lián)不放心，沒有同意空運計劃，以至馬林諾夫斯基在長春對張嘉璈冷嘲熱諷，稱“貴方何以有二十余架飛機來長接撤退人員，而不將軍隊運來？”“吾人等待中國軍甚久，不悉何故乃遲遲不來”^[37]。然蔣介石堅持己見，即軍隊只能尾隨蘇軍的撤退行動，不能超越蘇軍防線，因此國民黨軍除了在1946年1月中旬派二個師進駐沈陽附近的新民和鐵西區(qū)外，其余部隊始終控置于錦州一線不動。不過無論如何，由于蘇聯(lián)延期撤軍并同意國民黨接收東北若干省市，雙方對外都算是有了交待。
就在國民黨與蘇聯(lián)繼續(xù)交涉東北接收問題的同時，中共也在積極進行爭奪東北的預定計劃。東北行營撤退的消息公開后，中共認為：這是“由于我黨在滿洲的發(fā)展，蔣軍不能順利進入滿洲，國民黨在滿洲的接收工作不能順利開展，美、蔣在滿洲問題上已對蘇聯(lián)采取了外交攻勢。……最近蘇軍態(tài)度變化，暫緩撤退，當亦為此種情況之反映。國民黨現(xiàn)在是抓住中、蘇條約，使蘇聯(lián)不能在滿洲現(xiàn)在的情況之下脫身。這是一個嚴重的世界斗爭”^[38]。中共與國民黨相比其高明之處在于，其一，中共對國際形勢的估計較國民黨準確，認為美蘇兩強之爭，并不能完全決定各國內部政治的運行軌道，因而中共可以在東北獨立發(fā)展而不必顧慮美蘇的干涉；其二，中共認為蘇聯(lián)是決定東北命運的關鍵力量，主要作蘇聯(lián)的工作，并擴大蘇聯(lián)與國民黨的矛盾；其三，中共與蘇聯(lián)對形勢的看法畢竟具有相當?shù)囊恢滦?，蘇聯(lián)與中共之間雖也有矛盾，但如在國共之間作一抉擇的話，蘇聯(lián)恐怕還是寧要共而拒國，何況中共非執(zhí)政黨，對許多問題的處理較國民黨具有相對大的自由度。因此，在國共關于東北問題的角力中，11月間東北形勢的變化，對中共雖有不利的一面，但其活動空間仍然很大，并未從根本上影響中共在東北的發(fā)展。
東北行營撤退之前，中共已得到某種情報^[39],由于蘇方要求中共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鐵路沿線，情況似乎對中共并不有利。11月19日，蘇方通知彭真、林彪：長春路沿線及城市全部交蔣，有蘇軍之處不得與國民黨軍作戰(zhàn)，并要求中共退出鐵路沿線若干里之外，但“彭林未答應”。彭真要求蘇方重新考慮其作法，并向上轉達他的意見。蘇軍駐沈陽衛(wèi)戍司令斯坦科維奇態(tài)度傲慢，他對彭真說：“要你們退出沈陽，這是上級的指示。如果你們不走，我就用坦克來趕你們走！”彭真回敬以：“一個共產黨的軍隊，用坦克來打另一個共產黨的軍隊，這倒是從來沒有的事，能允許這樣做嗎？”據(jù)在場的伍修權回憶：“大家毫不客氣地吵了一架，鬧得不歡而散。”^[40]當天中共中央給東北局的指示中，仍提出“應在顧及蘇聯(lián)國際信用的條件下力爭大城市”^[41],但次日，中共中央便給東北局連發(fā)兩電，一電指示：“彼方(指蘇聯(lián)——作者)既如此決定，我們只有服從，長春路沿線及大城市讓給蔣軍，我們應作秘密工作布置。”一電要求：除開竭力鞏固一切可能的戰(zhàn)略要點外，“你們應迅速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基礎，并加強熱河、冀東的工作，應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長久打算”,“只要我能爭取廣大農村及許多中小城市，緊靠著人民，我們就能爭取勝利”^[42]。此兩電表明，中共在東北問題上已和蘇聯(lián)有過交涉，在不能繼續(xù)占領大城市的情況下，退而沿用傳統(tǒng)的根據(jù)地戰(zhàn)略。但是中共為了在東北立下更牢固的根基，對蘇聯(lián)提出了若干條件，主要是為了讓中共有時間布置撤退等一系列工作，請?zhí)K方“盡可能推延蔣軍進入滿洲及各大城市的時間”,并要求保有錦州、葫蘆島及北寧路之一段^[43]。隨著以后東北局勢的發(fā)展，中共認為蘇聯(lián)與國民黨在東北接收問題上并無協(xié)調，“蘇方在東北態(tài)度已甚為明顯，目前所取步驟，既便嚴拒美軍入滿，又便我方談判和發(fā)展”^[44],因此中共與蘇聯(lián)之間可以說至少在對國民黨的方針上存在著某種默契。
由于東北的情況在不斷變化，中共中央和東北局之間以及東北局內部對東北未來形勢的估計存在著不盡一致之處。前已述及，林彪主要是從軍隊狀況出發(fā)，主張避免倉促作戰(zhàn)，先行軍隊的整頓，再圖發(fā)展。東北局則從未來工作方便考慮，較為關注盡可能多地保有東北地盤。中共中央力爭東北的總方針是一定的，但具體如何執(zhí)行，則又不斷有所變化。因此中共在東北的發(fā)展戰(zhàn)略在近一年的時間里不斷表現(xiàn)出某些矛盾與搖擺。
錦州一戰(zhàn)之后，林彪率部退往遼西阜新一帶，進行整頓。東北局也在11月23日撤離沈陽進駐本溪。11月26日，東北局發(fā)出關于今后工作的指示，在說明根據(jù)情況需要退出城市的同時，要求：“一切既不影響蘇聯(lián)外交，又可以在城市立足之干部，應堅決留在城內”,在已撤退的城市，應“準備力量，以便在不久的將來里應外合，收復這些大城市”,總之，“目前的任務，是在尊重蘇聯(lián)外交政策照顧蘇聯(lián)國際信用的條件下，力爭大城市。一切工作的部署，都為著這一偉大的斗爭目標”^[45]。在中共中央28日指示以中小城市、次要鐵路及廣大鄉(xiāng)村為工作重心后，東北局也相應指示下屬照此執(zhí)行，但至少在一段時間內，中共在東北的工作重心保持了城市與農村并重的局面。
國民黨接收東北若干城市，畢竟使中共的公開活動受到影響，對于如何實現(xiàn)最大限度的控制東北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中共中央與東北局之間有著頻繁的往復商討。隨著形勢的發(fā)展，東北局內部多數(shù)人傾向于首先整頓軍隊，鞏固后方。陳云、高崗、李富春、羅榮桓等均認為，“根據(jù)情況無獨占滿洲的可能”,“但力爭優(yōu)勢仍有充分可能”,提出首先整訓軍隊、建立根據(jù)地的建議。黃克誠認為出關部隊有“七無”,即“無黨(組織)、無群眾(支持)、無政權、無糧食、無經費、無醫(yī)藥、無衣服鞋襪等。部隊士氣受到極大影響”,提議“作長期斗爭之準備”。林彪則根據(jù)自己的觀察，認為須肅清土匪，充實后勤，整訓部隊，“做長期打算與大規(guī)模打算”^[46]。中共中央對東北形勢的估計，也根據(jù)實情而逐漸趨于務實。12月初，東北局提出，“我們應積極準備奪取沈陽，以造成對于和戰(zhàn)均有利之局面”,但中共中央回電強調，“第一由于目前的國際條件不夠；第二由于我們在東北還有各種缺點，我們企圖獨占東北特別是獨占東北一切大城市，已經是肯定的不可能”;“應以控制長春路兩側地區(qū)，建立根據(jù)地，利用冬季整訓十五萬野戰(zhàn)軍，建立二十萬地方武裝，以準備明年春季的大決戰(zhàn)為目標來布置一切工作”;同時提出，東北的力量對比還待發(fā)展而定，“而蘇聯(lián)又要求滿洲局勢安定，因而達到一種妥協(xié)有一個時期的和平局面也是可能的”^[47]。隨后，東北局和東北人民自治軍總部在阜新召開會議，研究戰(zhàn)略部署，對東北工作以城市為主還是以農村為主進行了爭論。會后，東北局在給各部的指示中提出，“為了爭取我在東北之一定地位以至優(yōu)勢，主要力量應放在控制沿長春路兩側廣大地區(qū)(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聯(lián)結點),建設根據(jù)地，加緊肅清土匪，放手發(fā)動群眾，組織地方武裝，并使主力求得休整，與新軍合編，以充實主力，鞏固新軍”。指示同時又提出，對個別大城市，“我們應不放過時機以適當兵力爭取控制之”;對次要城市及工業(yè)動力基地，“亦應爭取控制之”^[48]。這又表明東北局并未完全放棄奪取城市的計劃。
12月24日，劉少奇致電彭真指出：“你們今天必須放棄爭取東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圖。在東北今天的情況下，沒有大城市即沒有優(yōu)勢。但你們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穩(wěn)之前，去企圖建立在東北的優(yōu)勢。你們今天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可靠的根據(jù)地，站穩(wěn)腳跟。然后依情況的允許去逐漸爭取在東北的優(yōu)勢，這應作為下一階段的任務?！?sup>[49]2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給東北局的指示，提出：“我黨現(xiàn)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jù)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jù)地。”“建立鞏固根據(jù)地的地區(qū)，是距離國民黨占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xiāng)村?！薄霸诖_定建立鞏固根據(jù)地的地區(qū)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軍數(shù)量上已有廣大發(fā)展之后，我黨在東北的工作重心是群眾工作?！?sup>[50]這兩次指示使中共在東北的工作重心由爭取與鞏固城市轉入傳統(tǒng)的以建立根據(jù)地為中心，這在當時被概括為“讓開大路，占領兩廂”^[51]。隨著形勢的變化，中共中央的這一方針以后又有過相應變化，而在東北方面，直到次年3月的東北局撫順會議，“尚無統(tǒng)一的認識和決定；在行動上，有些方面做得好一點，有的則做得差一點，還沒有真正開展發(fā)動群眾的運動。有的地方思想上還沒有解決或沒有完全解決問題，有的地方甚至還沒有見到毛主席的十二月指示，傳達和貫徹就更談不到”^[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