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五卅事件”一般系指1925年5月30日發(fā)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公共租界巡捕開槍射殺中國平民、學生及相關案件，其直接原因則是當年2月開始的上海日本紗廠工人罷工及“顧正紅案”。
1922年7月，勞動組合書記部被封閉后，上海的工人運動趨于低潮。1923年2月，京漢鐵路大罷工被吳佩孚鎮(zhèn)壓，中共的工人運動工作更是陷于沉寂狀態(tài)^[1]。國共合作成立后，中國國民黨上海執(zhí)行部即成立農(nóng)工部，下轄工人運動委員會，進行工人運動宣傳^[2],并以組織工友俱樂部、開設平民學校等形式發(fā)動工人^[3]。1924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執(zhí)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召開，該會決議強調“勞動運動尤其是近代產(chǎn)業(yè)工人運動是我們的黨之根本工作，我們在國民革命運動中若忽視了這種工作，便無異于解散了我們的黨”。此次會議通過的“工會運動問題決議案”,特別指出“紡織業(yè)工人的組織不能再緩了”^[4]。會后，中共中央調李立三、項英等人來滬，旨在加強工會運動。8月，滬西工友俱樂部成立，成為中共發(fā)動工運的重要基地。
1925年1月11日，中共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chǎn)國際東方部派維經(jīng)斯基(Voitinsky,Grigori)出席，會議就工人運動的方針與策略作出決議。2月，中共中央及其上海地方委員會開始組織罷工委員會，成立指揮機關^[5],開始發(fā)動上海日商紗廠工人大罷工。
二月罷工的緣起，據(jù)共青團上海地委之報告，本為(上海日商內(nèi)外棉廠第八廠)“資本家開除男工以養(yǎng)成工替換”,而“滬西工人俱樂部的工人，對于此次罷工煽動實頗有力”^[6]。罷工于2月9日先從內(nèi)外棉東西五廠與七、八、十二廠開始，后波及內(nèi)外棉其他各廠及其他日商紗廠，到19日，已有二十二個日商紡織廠，3.5萬余名工人卷入了罷工運動^[7]。各廠罷工工人均提出了罷工要求，從六條到九條不等。其內(nèi)容各廠大致相似，其中都提到“不準打人”、“每人工錢按照原數(shù)加十分之一”、“罷工期內(nèi)工錢照常發(fā)給”等^[8]。而滬西工友俱樂部號召工人罷工傳單中所提要求更有“按照每人原有工錢增加十分之二”,較各廠所提條件高出一倍，同時又要求“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等，應屬于政治性要求^[9]。
罷工一開始，在滬西工人俱樂部領導下，紗廠工人組織糾察隊、“打廠隊”等，以暴力手段擴大罷工范圍^[10],招致日紗廠業(yè)主的怨恨，事態(tài)亦趨于嚴重化。2月10日，內(nèi)外棉九廠、十三廠和十四廠有十六個日本人在與工人沖突時受傷^[11]。15日，在豐田紗廠更發(fā)生工人毆傷日人案，七名日人受傷，其中一名日人原田于3月1日死亡，引起重大反響^[12]。上海的外國媒體多肯定日商內(nèi)外棉紗廠的工人其實得到了工廠較好的待遇，而對共產(chǎn)黨勢力煽動操縱罷工表示不滿^[13]。
應日商之要求，日本外務當局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嚴重抗議，認為上海紗廠罷工已“暴動化”,并且“已非專對資本家之單純勞動爭議，而帶有排外之性質”。要求中國政府采取措施制止罷工，保護日本人之生命財產(chǎn)安全^[14]。同時，日政府準備派遣日駐滬海軍陸戰(zhàn)隊上岸^[15]。上海日商紗廠聯(lián)合會亦直接要求中國政府取締“教唆煽動罷工之團體”。在上海日本商業(yè)會議所給公共租界當局的信函中，日商更認為“此次工潮之全部過程，證明其為具有周密計劃之運動之第一步，該項運動系在蘇俄以及與蘇俄保持密切聯(lián)系的國民黨過激分子之影響下”^[16]。租界當局則表示對罷工已給予“嚴重關切”^[17]。26日，因罷工工人沖擊租界，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逮捕了五十多名所謂“煽動分子”和“脅迫分子”(鄧中夏亦在內(nèi))^[18]。
在日本的壓力下，北京政府外交部于2月21日致電上海特派交涉員陳世光，要求認真查辦此次紗廠工潮案^[19]。淞滬警察廳隨即下令，自17日起對罷工煽動者實施逮捕政策，并在二天內(nèi)逮捕十六人^[20]。罷工運動受到嚴重打擊。
由于形勢對罷工不利，自20日起，一些罷工工人開始自動回到工廠上工。22日，在罷工運動趨于疲軟的情形下，罷工工人與各路商界聯(lián)合會代表集會商討，準備讓步^[21]。25日，大康紗廠罷工工人絕大多數(shù)已自動復工，裕豐紗廠、同興紗廠也先后開工，多數(shù)內(nèi)外棉紗廠工人也來廠登記^[22]。25至26日，日本紗廠主代表與工人代表在總商會談判，交涉員陳世光與警察廳長常之英出席，最后議定條件四項^[23]。27日，紗廠工會開始動員工人復工，罷工遂告結束。
此次日本紗廠罷工，中共原將其視為“生死關頭”^[24],因此作了各方面的部署動員。尤其鄧中夏、李立三等人負責的罷工委員會，在罷工的發(fā)動與組織上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沒有取得預期的成績，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對這次罷工運動評價甚低^[25]。然而，經(jīng)由此次罷工，中共在工運中的影響擴大了，尤其是滬西工友俱樂部得到鍛煉，為此后上海工運的發(fā)展打下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