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的農民與全國各地農民一樣，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過著“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無“居”可“安”,無“業(yè)”可“樂”的生活。韶山一帶曾經(jīng)流傳著這樣的歌謠：農民頭上三把刀，稅多、租重、利息高；農民眼前三條路，逃荒、討米、坐監(jiān)牢。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斗爭，農民中蘊藏著強大的革命積極性，但是由于缺乏先進階級的領導，終于遭受失敗。
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就有一些黨員開始從事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的興起是和毛澤東的革命活動分不開的。中共“一大”閉幕后，毛澤東從上海回到湖南，擔任中共湘區(qū)區(qū)委書記。1922年他在自修大學補習班講課中，詳細分析了湖南農村各階級的經(jīng)濟狀況和土地日益集中的原因，并指出農民的出路是從地主手中奪回土地。1923年初，毛澤東和中共湘區(qū)委員會派到水口山鉛鋅礦工人中的共產(chǎn)黨員劉東軒、謝懷德等回其家鄉(xiāng)衡山岳北白果開展農民運動。白果是湖南軍閥趙恒惕的老家，土地集中在趙恒惕等幾家大地主手里，農民所受的剝削壓迫很重。同時，這里的農民在水口山鉛鋅礦做工的人很多，受工人斗爭影響較大，工作易于開展。1923年9月，湖南第一個農民組織——岳北農工會在白果成立，到會者萬余人。農工會成立后，發(fā)展很快，會員迅速增到十余萬人，其中婦女占一半，不少婦女成為農工會的骨干。在農工會的領導下，農民開展平糶及阻禁谷米、棉花出境的斗爭，同時還開始醞釀減租減息。年底，趙恒惕兩次派兵鎮(zhèn)壓，對農民進行野蠻的燒殺，農民運動受到挫折，但它卻播下農民革命的種子，為以后湖南農民運動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
1925年春，毛澤東從上?；氐胶?，在他的家鄉(xiāng)韶山住了一個很短的時期，他一面養(yǎng)病，一面從事農民運動。他經(jīng)常深入到農民中，了解農村的政治經(jīng)濟狀況和農民的要求，深入淺出地向農民講解革命道理。為了使廣大農民學到文化知識，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毛澤東幫助農民開辦二十多所農民夜校，并以夜校為陣地，向農民進行革命教育。經(jīng)過艱苦細致的思想發(fā)動，韶山農民開始秘密組織農民協(xié)會?！拔遑Α睉K案發(fā)生后，毛澤東以“打倒列強，洗雪國恥”為號召，以農民協(xié)會為中心，在韶山地區(qū)建立了公開的革命群眾組織——雪恥會，并組織宣傳隊、講演隊，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宣傳鼓動。
在韶山農民運動興起中，涌現(xiàn)出一批農運骨干，如鐘志申、龐叔侃、毛新枚、李耿侯等，毛澤東便把他們秘密吸收入黨，并于1925年6月成立了黨支部，由毛福軒任支部書記。在黨支部的領導下，韶山農民積極開展平抑谷價、阻止運糧出境，增加雇工工資的斗爭，并取得一定的勝利。為了培養(yǎng)農民運動的干部，中共湘區(qū)委員會抽調一批青年農民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由于形勢發(fā)展的需要，他們沒有等到畢業(yè)就回湘從事農運工作，他們以國民黨省黨部農運特派員的名義，被派往鐵路沿線工作。他們深入農村訪貧問苦，聯(lián)絡了相當積極分子后，就成立鄉(xiāng)農民協(xié)會。有二三個鄉(xiāng)農民協(xié)會就成立區(qū)農民協(xié)會(縣農民協(xié)會多在北伐軍入湘后成立),其主要成份是貧苦農民和一部分農村貧苦知識分子(多半是共產(chǎn)黨員),使農民運動有了長足的發(fā)展。北伐戰(zhàn)爭前夕，湖南全省有組織的農民已有四十萬人，受共產(chǎn)黨影響的農民群眾在一百萬以上。但在北伐軍入湘之前，湖南農民運動在反動勢力強大的地方是處在秘密狀態(tài)，有許多地方是半公開和公開狀態(tài)。農運工作多半是宣傳、教育和組織工作以及小的經(jīng)濟斗爭。
1925年末至1926年初，湖南相繼發(fā)生了軍閥鎮(zhèn)壓工農運動的兩次流血事件，引發(fā)了革命運動高漲。
第一次是安源工人俱樂部副主任黃靜源被殺事件。安源煤礦自1922年9月罷工勝利后，礦局一直處心積慮要解散工人俱樂部。1925年9月，礦方勾結贛西方本仁部隊，派來一個團兵力，以“反對赤化”為名，開除一千多名工人，武裝解散了工人俱樂部，捕走工人俱樂部副主任黃靜源(共產(chǎn)黨員，原來是長沙第一女師教員)等七十余人。兵士與工人發(fā)生沖突，又打死工人十多人，并將煤礦停工，致使一萬一千工人失業(yè)。事件發(fā)生后，長沙和各地工人團體和各界群眾，發(fā)起大規(guī)模的援助安源工人的運動。但是反動當局竟于10月16日將黃靜源槍決，激起工人群眾的極大憤慨。他們搶走黃的尸體，在長沙抬棺游行，并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第二次是株洲農民領袖汪先宗被殺事件。汪先宗是株洲的一個機匠。1925年參加共產(chǎn)黨，在本地組織農民協(xié)會，領導農民運動。當年因收成不好，地主豪紳和奸商囤積居奇，引起谷價飛漲，農民無法生活。共產(chǎn)黨號召各地群眾開展救災運動。汪先宗領導株洲農民群眾，向地主等進行平糴等斗爭。地主豪紳汪孝逵等恨之入骨，誣告他是“匪首”,由團防局逮捕下獄，進行百般拷打，但問不出口供。后汪孝逵等賄通駐軍葉開鑫部炮兵營，于11月下旬，在三門市將汪先宗殺害了。各地農民、工人、學生群眾聞訊后，紛紛開追悼會，抗議趙恒惕政府，擴大宣傳，發(fā)展農民運動。
通過黃靜源、汪先宗被殺事件，湖南廣大人民群眾更加認清了軍閥的殘暴。中共湖南省委隨之決定領導群眾開展驅逐趙恒惕，迎接北伐的運動。1926年2、3月間，由國民黨湖南省黨部(領導人夏曦、郭亮等，大部分是共產(chǎn)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首，聯(lián)絡長沙各群眾團體，醞釀成立一個人民的帶臨時政權性的組織。3月9日，在教育會坪召開上萬人的市民大會。滿街貼著“打倒趙恒惕”、“反對聯(lián)省自治”等標語。大會通過了省黨部提出的《對付此后湘局主張二十四條》,其中第一條就是“打倒趙恒惕”,其他還有“請國民政府北伐”、“組織代表民意的政府”、“督促湖南軍隊討伐吳佩孚”、“取消苛捐雜稅”、“啟封趙恒惕封閉的一切團體”、“改良工農待遇”等。成立了湖南人民臨時委員會，推舉工、商、教育各界人士九人為委員。會后，廣大群眾進行了游行示威，高喊“打倒趙恒惕”等口號。此后，湖南全省人民很快掀起了反英討吳驅趙運動的高潮。在人民群眾的強大壓力和湘軍唐生智的軍事威逼下，趙恒惕不得不于3月中旬逃出長沙。5月，趙部葉開鑫得到吳佩孚的援助，反攻長沙，唐生智部被迫退守衡陽，湘中各地農民協(xié)會開展驅逐葉開鑫運動，長沙雖在葉部暴力壓迫之下，以工人為主的革命群眾仍在積極準備直接武裝自己，迎接北伐軍的到來。
群眾性的驅逐趙恒惕斗爭有力地推動了湖南農民運動的發(fā)展，為了加強對正在興起的農民運動的領導，中共湖南省委及時制定了《湖南農民運動實施綱要》,綱要指出：中國國民革命，就是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革命，如果農民不起來，黨不積極從事農民運動，便不能鏟除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根基，國民革命就始終不能成功。綱要號召大家團結起來，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一場農村大革命，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湖南農民運動迅速發(fā)展起來。到1926年4月，農會組織已經(jīng)發(fā)展到湘潭、平江、長沙、衡山、寧鄉(xiāng)、醴陵、湘鄉(xiāng)、益陽、湘陰、臨湘、岳陽、瀏陽、華容、南縣、常德、麻陽、衡陽、耒陽、宜章、常寧、永興、祁陽、嘉禾、郴縣、大庸、茶陵、安源等二十七個縣，其中已有九個縣成了縣農會。
1926年4月，唐生智退守衡陽時，向廣東國民政府求援。5月，國民政府調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兩個師和葉挺獨立團以及第七軍一部入湘援唐，實際上揭開了北伐戰(zhàn)爭的序幕。7月9日，國民革命軍正式誓師北伐，并把兩湖作為主攻方向。北伐軍一進入湖南，中國共產(chǎn)黨即通過各地國民黨黨部、農民協(xié)會和工人、學生團體，動員廣大工、農、商、學各界群眾積極給予各種支援和直接參加。各地農民紛紛組織起來為北伐軍帶路、偵察、宣傳、運輸?shù)?。在一些重大?zhàn)役中，農民武裝直接參戰(zhàn)，有效地配合了北伐軍的進攻。如醴陵之役、平江之役、長沙之役、臨湘之役、岳州之役等等，都是由于農民和工人參戰(zhàn)，以極小的傷亡取得很大的勝利。正是由于廣大工農群眾的有力支援，使北伐軍勢如破竹，在很短時間內就擊潰吳佩孚在湖南的主力，推翻了北洋軍閥在湖南的統(tǒng)治，建立了以國民黨左派、共產(chǎn)黨人為主體的湖南革命政府。從此，農民協(xié)會得以公開活動，發(fā)展迅猛。9月，毛澤東發(fā)表了《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深刻闡明了農民在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他號召要有大批同志立刻下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工作”,引導農民“組織起來”“向土豪劣紳爭斗”,“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與此同時，參加毛澤東主辦的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的湖南籍學員也結業(yè)回湖南，進一步充實了湖南農民運動的骨干力量，推動了農民運動的巨大發(fā)展。據(jù)各縣11月份的報告，全省已成立縣農民協(xié)會的有長沙、湘鄉(xiāng)、瀏陽、湘潭、衡陽、寧鄉(xiāng)、益陽、茶陵、南縣、灃縣、漢壽、衡山、祁縣、藍山、慈利、平江、醴陵、寶慶、臨湘、耒陽、郴縣、宜章、岳陽、常德、新寧、華容、綏寧、臨武等二十九個縣。成立縣農民協(xié)會籌備處的有武岡、沅江、新化、永興、汝城、嘉禾、溆浦、瀘溪、臨灃、桃源、芷江、麻陽、安鄉(xiāng)、城步、攸縣、新田、常寧、安化、靈縣等十九個縣。特別區(qū)有長沙近郊及株萍路二處，通訊處有零陵、道縣、安仁、桂東、資興、東安、寧遠七處，共計有區(qū)農民協(xié)會462個，鄉(xiāng)農民協(xié)會6 867個，會員人數(shù)共計136.7萬人①。湖南的農民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
農民在發(fā)展和壯大自己的組織的同時，在農村中掀起了一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
首先，農民在農會的領導下，從政治上打擊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打落了地主的威風，奪取了鄉(xiāng)村的政權。其斗爭方式是各種各樣的：農民組織清算委員會和地主算賬，公布他們的罪狀，罰他們的款；對于敢于破壞農會的地主，用小質問或大示威的方式和地主進行群眾性的說理斗爭；農民還用戴高帽子游鄉(xiāng)的方法，使地主體面掃地；對罪行嚴重的就按法律辦理，送進監(jiān)獄；對個別罪大惡極的，農民就把他送交政府依法審判，處以死刑，殺一儆百。結果，農會勢盛的地方都建立了人民的革命秩序，原來的團總都躲起來不敢出面，農會實際上成了鄉(xiāng)村的政權機關。有些地方，經(jīng)過斗爭，打倒土豪劣紳后，民主改選了鄉(xiāng)村的政權。在斗爭中，農民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地主的團防局、保衛(wèi)團、民團等或者向農民投降了；或者站在中立地位傾向農會；一部分繼續(xù)頑抗的，農民便給以打擊。農民還建立了人數(shù)眾多的梭鏢隊，這是真正農民自己的武裝。地主武裝的瓦解和農民武裝的建立，使農村的革命秩序得以建立起來。
其次是從經(jīng)濟上打擊地主，改善農民生活。經(jīng)濟斗爭一般是從平糶、阻禁開始的。各地農會普遍建立了平糶局和平糶委員會，勒令地主按一般價格將谷米賣給農民，并規(guī)定本鄉(xiāng)谷米外運，必須要有區(qū)、縣農會的許可。農會還派專人到各交通要道、車站、碼頭進行盤查，嚴禁地主把谷米運往外地，抬高米價，牟取暴利。有的地方為了解決貧苦農民吃飯問題，組織了“民食維持會”,以鄉(xiāng)為單位，調查谷米數(shù)量，按人口和年齡分配糧食。在一些農會建立較早的地方，如湘中、湘南部分地區(qū)，還開展了減租、減息和廢除苛捐雜稅的斗爭。租額一般減5%—30%。從前借出的舊債，不僅減了息，還不許債主逼取本錢。此外，過去一直被土豪劣紳把持的社會積谷、祠廟及一切地方公產(chǎn)，均由農會收回并進行清算。通過經(jīng)濟斗爭，減輕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激發(fā)了農民的革命積極性。
第三，在思想文化上，農民革命對封建宗法思想和宗法制度發(fā)起猛烈沖擊，神權、族權、夫權等禁錮農民的精神枷鎖紛紛動搖瓦解。過去人們崇拜的菩薩、神像被砸爛，婦女開始從“三從四德”的思想束縛下擺脫出來，放足、剪短發(fā)和爭取婚姻自由，有的走出家門，參加了農會。農民又著手改造農村，賭博、吸毒等被禁止了。農民還憑借革命政權，進行文化運動。在許多地方辦起農民學校和夜校，免費收農民進校學習，以革命的文化代替封建文化，新型的農民學校取代私塾，農村面貌開始煥然一新。
以湖南為中心的農村大革命，從根本上動搖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農村的統(tǒng)治，引起一切反動勢力的恐慌和仇恨。不法地主、土豪劣紳、國民黨右派、北伐軍里的反動軍官以及一切不滿農民翻身的反動分子，都起來反對農民運動。他們制造反革命輿論，誣蔑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說什么農民減租減息運動是農民“惰性表現(xiàn)”,是提倡“惰農主義”,因而“阻礙農業(yè)的發(fā)展”,“農民協(xié)會可以辦，但是現(xiàn)在辦事的人不行，要換人啦！”②他們攻擊農民運動“妨礙稅收”、“影響北伐”,他們說：湖南稅收減少是由于農民運動“過火”了，“有錢人都逃到城里，逃到漢口、上海去了，賦稅收不到”,“稅收不旺，軍餉無著，不能為了農民斷送北伐”,企圖把北伐與工農運動對立起來，用妨礙北伐這頂大帽子來壓農民運動。當時湖南財政困難，稅收不旺，確是事實。但真正原因是：征收人員舞弊中飽，承包“公債”、“借款”的商紳，勒索攤派，貪污很大；二是財政不統(tǒng)一，“客軍”任意“借款”;三是戰(zhàn)爭影響，商業(yè)衰落。
反動派一面在城市中進行反動宣傳，另一方面又在農會力量薄弱的農村和小城鎮(zhèn)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屠殺和各種各樣的陰謀破壞。他們最普遍采用的手段，就是利用舊團防力量，公開殘殺農民，在較偏遠的城鎮(zhèn)中，反動分子還組織各式各樣的公開叛亂，以至武裝暴動。此外，他們還利用家族同宗關系，組織假農會和假團體，打入和控制國民黨下級黨部，勾結北伐中的反動軍官，利用一切殘存的舊政權機構破壞農會。
正當革命與反革命斗爭日益尖銳的嚴重關頭，迫切需要中國共產(chǎn)黨加強對工農群眾運動特別是農民運動的領導，以滿腔熱情去支持農民的革命行動，對反動勢力采取堅決斗爭的政策的時候，中共中央負責人陳獨秀卻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跟在資產(chǎn)階級后面指責農民運動“過火”、“搞糟了”。他在起草的四屆三中擴大會議的決議中，提出“鄉(xiāng)村聯(lián)合戰(zhàn)線”,來阻止農民奪取政權。他主張農民協(xié)會不應有“階級色彩”,而應包括中小地主在內。他還主張用一種改良的紳權(所謂正紳的權力),去代替舊的紳權(劣紳的權力)。對農民武裝，他在決議案中說：“民團固然是地主土豪劣紳利用以壓榨平民，擁護他們自身利益的一架機器，但現(xiàn)時就望根本消滅這種組織是不可能的”,只能“以正紳代替劣紳為團總”。農民武裝“不要超出自衛(wèi)范圍(如干涉行政、收繳民團槍械等),是防御的自衛(wèi)，而不是進攻的自衛(wèi)”;“不可有常備的組織，因為有了常備的組織，便免不了因為權力關系而時而引起與各方面的沖突(如地主民團、駐防軍……等)?！标惇毿愕腻e誤，助長了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使中間勢力更加動搖，革命群眾因得不到領導上的支持而不知所措。
為了進一步“鏟除封建余孽，推倒軍閥政治，鞏固北伐后方，實現(xiàn)本身的需要”,并總結經(jīng)驗，交換各地情況，制定以后的工作方針步驟，1926年12月1日，全省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長沙舉行。到會代表170人，代表會員一百三十多萬人。毛澤東應邀出席大會，并在會上作了兩次重要講話。毛澤東指出：“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無論是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或者是發(fā)展工商業(yè)，都必須依靠農民問題的解決”。“反革命方面已有國際、全國、全省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組織，革命方面也應該有同樣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來抵抗他們”③。毛澤東還嚴厲駁斥了“惰農運動”之類對農民誣蔑的理論。大會肯定了農民以革命暴力手段打倒土豪劣紳是鏟除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動，“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的必然過程”。大會通過了33個決議案，對農村政權、農民武裝、減租減息、取締高利貸、健全農民協(xié)會等重大問題，都作了明確規(guī)定。強調當前農民運動的中心任務是鏟除土豪劣紳政權，建立農民民主政權。最后發(fā)表了《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宣言》,正式成立了湖南省農民協(xié)會。大會閉幕后，毛澤東在湖南省委支持下，為黨員舉辦了短期訓練班，親自作了農民問題的報告，進一步闡述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和從事農民運動的基本方法。根據(jù)大會提議，會后還成立了審判土豪劣紳的特別法庭，由謝覺哉任庭長；同時頒布了《湖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湖南省懲治貪官污吏條例》等，鎮(zhèn)壓了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反動的警察局長、民團局長，沉重打擊了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促進了農民運動的發(fā)展。
正當湖南農民運動如火如荼向前發(fā)展的時候，反動分子對農民運動的誣蔑、攻擊和破壞也變本加厲。為了駁斥社會上種種對農民運動的責難，支持正在興起的農村大革命，毛澤東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親自深入湘潭、湘鄉(xiāng)、衡陽、醴陵、長沙等五縣，進行了實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并于3月間發(fā)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報告中，毛澤東用生動具體的事實，熱情洋溢的語言，歌頌了革命農民的英雄行為和奇勛偉績，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總結了湖南農民運動的經(jīng)驗，提出了解決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政策。根據(jù)毛澤東這一報告的精神，湖南省農民協(xié)會發(fā)出《省字642號訓令》,批判反動分子對農民運動的攻擊和誣蔑，高度贊揚農民的革命行動，提出開展農民運動的具體辦法。4月初，湖南省委發(fā)表宣言指出：農民問題的根本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而農村中革命斗爭的發(fā)展，已將土地問題列入議事日程的第一項。要求立即召開會議解決這個急迫問題。國民黨省黨部也于4月11日發(fā)表《告全省農民書》,指出農民運動的目的不僅在打倒土豪劣紳、地主，尤在打倒土豪劣紳、地主賴以生存的封建制度，不在減租減息，而在解決土地問題。此后，湖南農民開始自己動手解決土地問題，農民運動進入新階段，農民協(xié)會的會員已發(fā)展到518萬人。
湖北的農民運動，在客觀上大有發(fā)展之可能。湖北地居全國中心，為一切軍閥所必爭，施、鶴、襄、荊一帶，簡直是兵匪之窟，農民除被橫暴殺戮，流離轉徙，本身亦被迫化為兵匪外，其殘留之數(shù)，盡變?yōu)檐婈牭姆N煙籌餉的雇工。江漢以下，地窄人稠，土匪較少，而軍閥官僚紳士土豪互相勾結利用，或巧立名目，橫征暴斂；或攬詞訟，引起農民私斗，借以斂錢；或借公益事件、慈善事件勒索農民捐款，而實行其中飽手段；什么清鄉(xiāng)局、警察局、保衛(wèi)團、軍警督察處及一切關卡，都不過是剝削農民的利刃④。但在軍閥的統(tǒng)治下，農民運動不能公開活動，只能做農民解放的宣傳，利用一切機會，團結農民，秘密成立一些農民協(xié)會，會員很少，1926年7月只有七萬二千人。1926年8、9月間北伐軍攻克湖北，特別是武漢轉入北伐軍之手，軍閥壓迫一掃而光，各地的農民在慶賀北伐軍占領武漢聲中，積極組織農民協(xié)會，至12月，正式成立農民協(xié)會的有二十個縣，準備成立的十二個縣，其他二個縣，共計三十四個縣，會員增至二十八萬七千人。為了加強農民運動的領導，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在漢口成立，下設指導農民運動的農民部。1927年2月，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為培訓農民運動骨干，在武昌設立農民運動講習所，由毛澤東主持，共培訓了五百多名學員，其中湖北籍學員占多數(shù)。有力推動了湖北農民運動的發(fā)展。1927年3月，湖北省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其重要決議案有三十件，其中包括鏟除封建勢力和建設農民協(xié)會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等八件。這次大會后湖北的農民運動，急劇進展。到4月10日正式成立了農民協(xié)會的有二十二縣，準備成立的有二十縣，共四十二縣，區(qū)農民協(xié)會三百五十個，鄉(xiāng)農民協(xié)會三千一百六十個，會員達一百萬人。5月底，全省六十九縣中，組織農民協(xié)會的有五十四縣，會員總數(shù)達到二百五十萬二千人。
1927年4、5月，兩湖地區(qū)的農民運動已從減租減息發(fā)展到摧毀地主政權和解決土地問題。廣大農民普遍建立了農民自衛(wèi)軍，不僅有梭鏢隊，而且不少地方還奪取了地主團防的槍支，在自衛(wèi)軍中建立了常備隊。農民協(xié)會成為鄉(xiāng)村的實際機關。在農民運動高漲起來以后，土地問題是一個急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也是整個中國革命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4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后，國民黨中央成立了由鄧演達、毛澤東、譚平山、徐謙、顧孟余五人為委員的土地委員會，著手研究如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經(jīng)過共產(chǎn)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努力，土地委員會先后通過了《解決土地問題決議案》、《農民政權問題決議案》、《革命軍人土地保障條例決議案》、《佃農保護法決議案》、《處分逆產(chǎn)條例決議案》等?！督鉀Q土地問題決議案》規(guī)定：“將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于無地或土地不足贍奉之農民”,還規(guī)定“對小地主及為革命而努力之軍人的土地，應由國民政府加以保障”。“確定小地主的標準，大約沃壤每人不超過五十畝，瘠壤不超過一百畝”,這反映其不徹底性，很難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處分逆產(chǎn)條例決議案》規(guī)定：“凡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及一切反革命的財產(chǎn)，皆為逆產(chǎn)”,“一經(jīng)合法發(fā)覺即沒收之”。以上決議案在提交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審議時，除了《處分逆產(chǎn)條例決議案》、《佃農保護法決議案》被通過外，其他均未通過，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實際上化為烏有。不久，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政變，武漢處在東、南、西反革命勢力包圍之中，武漢國民政府內部相繼發(fā)生夏斗寅叛變、馬日事變，使農民運動受到嚴重摧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