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社會上的人們已分化成了士、農(nóng)、工、商四大階層?！豆攘簜鳌烦晒陾l云：“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nóng)民、有工民。”士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承擔(dān)者和傳播者。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士這一階層起著巨大的作用。從中國文化史的角度而言，士階層始終居于主導(dǎo)地位。事實上，自戰(zhàn)國游士興起之后，士實際上已成了四民之首。
西方人常常稱知識分子為“社會的良心”,認為他們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倡導(dǎo)者和維護者。知識分子一方面根據(jù)這些基本價值來批判社會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現(xiàn)象，另一方面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的充分實現(xiàn)。其實在中國歷史上，士(知識分子)扮演的恰恰也是這樣的角色?？梢哉f，他們是中國社會的良心，是中國社會人倫價值的承擔(dān)者。他們在中國傳統(tǒng)的社會中起著示范的作用。
志于道
孔子的“士志于道”已規(guī)定了士是人類基本價值的維護者，曾參發(fā)揮師說，更為明確地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士關(guān)注的不是一己之生命與私利，相反，他們以如何建立整個中國社會的文化秩序為其終極目標。所以孟子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梢哉f，儒家思想是確立士的歷史使命和基本價值觀的最基本的思想淵源，它塑造了中國知識分子重名節(jié)、重骨氣的光榮傳統(tǒng)。
東漢桓帝時，外戚梁冀殺賢臣李固、杜喬，暴尸城外，并下令有敢收尸者加其罪。李固的弟子郭亮，年方十五，乃左手拿著奏章，右手提著斧锧，赴皇闕上書請愿，乞求收殮李固的尸體。不許，郭亮就在尸前慟哭，守喪不去。李固另一弟子董班聞固死，也星夜奔赴，哭泣盡哀，守尸積十日不去。杜喬的老部屬楊匡聞杜喬死，痛哭流涕，星夜奔馳，趕到洛陽，裝扮成護門卒，守衛(wèi)尸體，驅(qū)逐蠅蟲達十二日，并帶著斧锧赴皇帝的宮闕上書請愿，乞求收葬李固、杜喬的骨骸，總算得到梁太后的應(yīng)允。于是，郭亮、董班、楊匡遂分別奉李固、杜喬的靈柩回鄉(xiāng)。后來此三人從此隱居不仕，莫知所歸。(參見《后漢書·李杜列傳》)可見，東漢時代的士大夫不怕犧牲，不懼權(quán)威，在天下無道的時代，依舊循仁蹈義，維護著自己的骨氣名節(jié)。在他們看來，人格的尊嚴、骨氣名節(jié)要遠遠地高于個人的血肉之軀。他們的行動表明，政治權(quán)威并不是至高無上的。
在李固、杜喬死后十九年，黨錮之禍起。當時的名士李膺、陳蕃、范滂等皆死于黨錮之禍。這些黨錮領(lǐng)袖不畏權(quán)勢，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氣概。袁宏《后漢紀》卷二一“延嘉二年”條曰：“李膺風(fēng)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風(fēng)教是非為己任。后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薄逗鬂h書·陳蕃傳》云：“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薄妒勒f新語》卷一《德行》篇曰：“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當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薄逗鬂h書·黨錮列傳》曰：“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jié)，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璧擒嚁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李膺、陳仲舉、范滂皆為黨人魁首，他們的言行足以傾動一世之豪杰，在當時有廣泛而巨大的影響。他們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以天下為己任的義行繼承了先秦儒學(xué)思想的精義，而下啟宋明儒學(xué)家的“民胞吾與”的天下一家的理想。
在捕殺黨人之時，這些黨人有許多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可歌可泣的表現(xiàn)。當時范滂正在他的故里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縣東南)。督郵吳導(dǎo)來到征羌縣，抱著詔書，關(guān)閉驛站旅舍，伏在床上大哭。范滂聽到此事，知道吳導(dǎo)一定在為他的事而痛苦，于是自投縣獄?？h令郭揖見范滂大吃一驚，拿出印綬，準備與他一起逃亡，并對范滂說：“天下很大，你為什么一定要到這里來呢？”范滂則說：“我死則禍消，怎么敢連累你呢，又怎么能讓我老母隨我流離他鄉(xiāng)呢？”他和母親訣別時，對母親說：“弟弟仲博很孝順，足以奉養(yǎng)您。我就到黃泉追隨父親去了。這樣，活的、死的各得其所。只是您老人家要遭受和親生骨肉分離的悲痛，希望您不要過分悲傷！”他母親則說：“你能和李膺、杜密齊名，死也無所遺憾。既想有美名，又想求長壽，能兩全其美嗎？”范滂跪在地上接受他母親的教誨，又磕了頭拜謝母親的養(yǎng)育之恩，然后從容赴義。(《后漢書·黨錮列傳》)東漢士大夫之名節(jié)于此可見一斑。
宋儒于東漢士大夫之名節(jié)，大加贊賞?！抖陶Z錄》卷一云：“后漢人之名節(jié)，成于風(fēng)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矣?！庇滞瑫硪灰辉疲骸皷|漢士人尚名節(jié)。只為不明理，若使明理，卻皆是大賢也?！泵魑辞宄踔T儒也不遺余力地表彰東漢士大夫之名節(jié)。如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之顧亭林謂東漢末年“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fēng)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fēng)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日知錄》卷一三《兩漢風(fēng)俗》)。他又以宋代士大夫與東漢士大夫比論，并引《宋史》之言，而申論之云：“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于朝，于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jié)為高，廉悟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jié)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知天下無不可以變之風(fēng)俗也?！?《日知錄》卷一二《宋世風(fēng)俗》)于此可見，宋明儒者深有契于東漢士大夫之精神。
以天下為己任
可以說，宋儒以天下為己任之精神實淵于東漢士大夫之舍己為天下之高風(fēng)亮節(jié)。宋代儒者中范仲淹最先標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朱子評論本朝人物，獨以范仲淹“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并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yè)?！?《朱子語類》卷一二九)歐陽修撰《范公神道碑》也說：“公少有大節(jié)，……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二○)從宋代以來，大家一提起范仲淹幾乎便會想到上引兩條關(guān)于他的評語。“以天下為己任”是朱子對范仲淹的評語。這句話事實上也可以看作宋代新儒家對儒家學(xué)者的社會功能的最好概括。朱子用此語來描述范仲淹則是因為后者恰好合乎這一規(guī)范。范仲淹在其名文《岳陽樓記》實質(zhì)上提出了對士的這一新的規(guī)范，“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對士的歷史使命的新的規(guī)范是對東漢以來士大夫精神的概括和升華。它立刻在宋代的儒家學(xué)者之中間產(chǎn)生了巨大的反響。范仲淹率先提出了這一規(guī)范，并且身體力行地實踐這一道德規(guī)范。黃庭堅《跋范文正公詩》云：“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間第一人品也。故余每于人家見尺牘寸紙，未嘗不愛賞，彌日想見其人。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此文正公飲食起居之間先行之而后載于言者也?！?br>宋儒于東漢士大夫之名節(jié)，頗加推許，但指出其“只為不明理，若使明理，卻皆是大賢也”。在宋儒看來，名氣骨節(jié)應(yīng)是天理或形而上之道在人世間的自然流露或表現(xiàn)。這就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道德境界奠定了形而上的基礎(chǔ)，于是，宋儒的氣象更為宏闊，境界更為高潔、規(guī)模更為宏大。
張載提出了“合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思想體系，認為人的本性是與一切人、一切物相同的，應(yīng)該泛愛一切人、一切物。他說：“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正蒙·誠明》)在《西銘》中，張載進一步發(fā)揮了這種泛愛思想。他說：天可以稱為父，地可以稱為母。我是藐小的，和萬物一樣，生存于天地之間。所以，充塞于天地之間的氣就構(gòu)成我的身體，氣的本性即作為天地之間的統(tǒng)帥的，就是我的本性。所以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從現(xiàn)象上看，人的形體似乎為自己所私有，但實質(zhì)上他是屬于宇宙，屬于全人類的。人的言行的準則便是愛一切人、愛 一切物，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二程、朱熹等人對于張載的哲學(xué)多有批評，然對于《西銘》的思想?yún)s大加贊賞。二程認為，“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敝祆湟舱f：“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tǒng)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于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于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張載的“民胞物與”的思想是對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所作的哲學(xué)注腳。
二程的哲學(xué)也每每強調(diào)“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道德境界，指出：“學(xué)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二先生語二上》)程顥、程頤雖是兄弟，但倆人的學(xué)問不盡相同，性格與行為也不盡相同。大程的個性廣厚寬和，跟他在一起如沐浴在春風(fēng)之中。他的一位學(xué)生描繪他說：“先生德性充實，粹和之氣盎于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宋元學(xué)案》卷一四，《明道學(xué)案下》)我們看他的詩：“年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fēng)云變態(tài)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自豪雄。”(《明道文集》卷一)我們可想而見他的為人，滿腔快樂，生趣盎然?！督间洝芬嘣疲骸懊鞯老壬Y稟既異，而充養(yǎng)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風(fēng)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之門，學(xué)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于河，各充其量。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yīng)文逃責(zé)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薄懊鞯老壬缒嗨苋耍尤藙t渾是一團和氣。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fēng)中坐了一個月。”(《近思錄》卷三四)明道先生為人“一團和氣”、“待人如春風(fēng)之溫，如時雨之潤”,所以“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zhì)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xué)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茍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袱而誠服”。明道“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xué)，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不唯士大夫，雖桀傲不恭之士，“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fù)萌于胸中?！?《門人朋友敘述并序》)可見，程顥作為一個儒家學(xué)者的巨大的人格威力。反之，小程的態(tài)度嚴肅，待人接物極為認真。有一次，他看見宋哲宗在園中折柳，便正色道：“方春萬物發(fā)生，不可無故摧折?！?《宋元學(xué)案》卷一五，《伊川學(xué)案上》)他的學(xué)生游酢、楊時去看他，正碰到他瞑目靜坐，倆人不敢離去，侍立于側(cè)。待程頤啟眼看到他們倆人時說：“賢輩尚在此乎！既晚，且休矣。”等他們出門時，門外之雪已積了一尺多厚了。這就是在中國歷史上傳為美談的“程門立雪”的故事。從中可以看到程頤師道尊嚴的人格力量。

高攀龍(1562-1626),江蘇無錫人。萬歷進士，東林黨領(lǐng)袖。與顧憲成等講學(xué)于東林書院，時稱“高顧”。

南宋的朱熹是兩宋理學(xué)的集大成者。他將《論語》、《孟子》、《大學(xué)》和《中庸》合為四書，傾其畢生精力為之作注，建立了新儒學(xué)的傳承道統(tǒng)。朱熹的思想支配了中國、韓國、日本的思想界長達七百年之久。但這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生前卻過著“簞瓢屢空，晏如也?！T生自運而至者，豆飯藜羹，率由共之”的安貧樂道的生活。(《宋史》卷四二九，《道學(xué)傳》)朱熹一再強調(diào)，凡看《論》、《孟》、《學(xué)》及北宋四子之書，“非但要理會文字，須要識得圣賢氣象”(《論語集注·公治長、顏淵季路侍章注》)要知圣賢之為學(xué)，更要學(xué)圣賢之為人。圣賢人格的本質(zhì)特征是“繼天立極”。圣人有貫通“天”和“人”的雙重使命和特殊地位?！墩Z類》卷十四記載永嘉沈僴錄朱子回答“繼天立極”一段云：“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卻自做不得，所以生得圣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卻須圣人為他做也。’”
民胞吾與
宋明理學(xué)自北宋五子(周、邵、張、二程)始，就把實現(xiàn)道德理性的自我完善的精神境界和人格超越的理想追求作為建構(gòu)新儒學(xué)的主題。周敦頤教誨二程兄弟去尋找“孔顏樂處”,知其所樂究為何事。張載《西銘》視天地萬物皆我，提出“民胞吾與”的“大心”境界。二程則說：人須當學(xué)顏子，便入圣人氣象。要世人在“安于義命”的前提下，去追求人格的超越，攀登那“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的理想境界。朱子要人學(xué)圣賢之為人，要繼天立極。他們共同開拓了整整七百年的宋明新儒學(xué)的新氣象，支配了當時的中國人的信仰和道德。他們以其精微的性理之學(xué)開創(chuàng)出了一套更為深刻的價值系統(tǒng)。他們的崇高品格操守為中國傳統(tǒng)士人塑造出一番嶄新的風(fēng)貌，對后世的影響既深且巨。
南宋以后，新儒家日益重視社會的教化，于是紛紛創(chuàng)建書院，到社會上去講學(xué)。由此，新儒學(xué)的倫理價值觀念漸漸深入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發(fā)揮其潛移默化的作用。竟至王陽明以后有“滿街都是圣人”的說法。
宋儒倡導(dǎo)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成為了后世士子矢志恪守的道德信條。他們身體力行地實踐著儒學(xué)的人格理想，拋卻一人一家之私利而以天下國家為重，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晚明東林黨人便是這樣的楷模。明末魏忠賢擅權(quán)。天啟四年，東林黨人楊漣上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朝野為之大震，國子監(jiān)“合監(jiān)師生千余人無不鼓掌稱慶”(《明史》卷二一六，《蔡毅中傳》)。左光斗隨后也論劾魏忠賢和魏廣微三十六斬罪，而魏大中“與楊漣、左光斗首擊逆珰，南北各衙門交章應(yīng)之”。他們都被閹黨逮捕到北京，慘死在酷刑之下。楊漣被捕后，在《禱岳武穆王文》中表示，“某一身一家何足道，而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臨終前，他在獄中寫下血書：“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fēng)與我何有哉！”充分顯示了蔑視權(quán)閹、視死如歸的精神，在此之前，另一東林黨人汪文言“幽囚拷掠，五毒備至，但卒不誣正人一言”。他在痛楚中醒來，怒視獄官許顯純，“張目大呼曰：勿得妄書招辭，吾后當與(爾)面質(zhì)”。言罷忿恨死去。魏大中在刑訊之日，昂首怒目，直指問刑之明心堂為“昧心堂”。顧大章“每被拷掠，切齒不發(fā)一聲”。遇難前數(shù)日，他右手只存食指、大指，仍奮筆作書：“吾以五十死，猶勝死耆壽而無子者；吾以不祥死，猶勝死牗下而無聞?wù)?。吾故作風(fēng)波翻日月，長留清日照人心。”并告誡家人，以后兩句做祠堂的對聯(lián)。吏部周順昌原與東林無涉，但他卻對人說：“臭味所投，自有不謀之合?！?《東林書院志》卷二二，《諸賢軼事》)在反對閹黨的斗爭中，他與東林黨人的命運已經(jīng)聯(lián)系在一起了。魏大中被逮，許多人都躲閃不及，他卻“獨往款語累日，臨別涕泗”,還“買舟遠送，校尉止之”。順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爾曹歸語忠賢，吾即故吏部周順昌也?！币蚨づ褐屹t，被捕下獄。在獄中，他倍遭拷打，體無完膚，仍罵不絕口，無一語哀乞。其他東林黨人也都表現(xiàn)出了錚錚鐵骨。高攀龍曾說：“削奪但足以損國威，高士節(jié)，不足辱也。即使刀鋸，益足以損國威，高士節(jié)，不足畏也。”他以大臣不可辱，未赴詔獄。而是在無錫自殺的。“忽傳有緹騎消息，存之(攀龍?zhí)?微笑曰：‘吾視死如歸耳?！謹?shù)舉原無生死四字”,當晚即赴水死。(《高子遺書》附錄《高攀龍行狀》)高攀龍從容赴義表現(xiàn)了對權(quán)威的高度蔑視。更為可貴的是，他們死前還關(guān)心著國家的命運?！斗酵壬肪砭拧蹲笾乙愎菔隆酚涊d十分真切：“及左(光斗)公下獄，史(可法)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仆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于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鋔，為除不潔者引入獄，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墻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拔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此！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fù)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gòu)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fā)聲，趨而出?！币院笫房煞ㄔ诳骨宥窢幹袑幩啦磺?、大義凜然的種種表現(xiàn)，無疑是東林黨人硬骨頭精神的發(fā)揚光大。
孔子最先揭示出了士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認為士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的維護者、實踐者。曾參發(fā)揮師說，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漢末黨錮領(lǐng)袖如李膺，史言其“高自標持，欲以天下風(fēng)教是非為己任?！庇秩珀愞?、范滂皆有“澄清天下之志。”五代以降，時風(fēng)澆漓，范仲淹則起而提倡“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在宋明儒士中激起巨大的回響。張載的“民胞物與”,文天祥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晚明東林黨人的“風(fēng)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ān)心”,直至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王夫之的“六經(jīng)責(zé)我開生面，七尺從天氣活埋”,……都閃耀著中華民族文化的燦爛光輝，是我們民族的基本價值觀念及其頑強的生命力的具體體現(xiàn)。士作為一個承擔(dān)著文化使命的知識分子階層，始終在中國歷史上發(fā)揮著“德合天地，道濟天下”的社會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