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正式交涉始于十六世紀的六十年代。明隆慶年間俄國曾派使節(jié)二人到達北京。1689年“尼布楚條約”簽訂后，中俄兩國開始了友好往來。1727年(雍正五年),俄國派遣了第一批來華留學生四人(魯喀佛多、德宜宛、喀喇、希木),并令其在俄羅斯館居住，規(guī)定每十年換班一次，儒學是留學生重要的學習內(nèi)容之一。這是儒學傳入俄國的渠道之一。
儒學傳入俄國的渠道之二是通過與歐洲其他國家來華耶穌會傳教士的交往和翻譯儒家經(jīng)典。例如對孔子思想頗有研究的法國傳教士宋君榮，從1732年起先后為彼得堡俄國皇家科學院買了不少包括《書經(jīng)》等儒家經(jīng)典的漢文和滿文書籍，對俄國學術界研究儒學很有影響。俄國在1774年至1777年翻譯出版了杜赫德的《中華帝國通志》俄文本，也促進了俄國的儒學研究。
儒學傳入俄國的渠道之三是通過來華傳教士研究、翻譯、著述儒學而擴大其影響的。俄國來華的各屆傳教士團，在這方面都作為主要的任務做了很多工作。如第三屆的阿· 列昂節(jié)夫譯有《大學》、《中庸》俄文本；在京傳教十四年的第九屆的比丘林譯有《三字經(jīng)》、《四書》俄文本，并著有《中國及其居民、習俗、道德、教育》、《中國的國情和習俗》等書，稱孔子為“圣人”,稱“《孟子》是一部古代圣人論述道德的著作”,稱“四書”是“包括著關于道德和治國的最純正的概念”(《中國的國情和習俗》第三部，圣彼得堡1848年版，第6頁);第十屆的克雷姆斯基著有《孔子學說概述》,著重介紹了孔子的倫理思想和教育思想；第十二屆的瓦西里耶夫著有《東方的宗教：孔教、佛教和道教》,高度評述了孔子及其儒學。
儒學傳入俄國的渠道之四是通過沙俄侵華的外交官、貴族及一些知識分子對孔子儒學的宣揚和著譯。如沙俄駐京總領事波波夫譯釋有《孟子》(1904)、《論語》(1910),著有《中國宗教改革運動》等；沙俄駐華公使(1907—1912)的庫羅斯托維支著有《中國人及其文明》,多方面評述了孔子及其儒學；彼得堡大學東方系教授、沙俄最早的漢學家格奧爾吉耶夫斯基著有《中國的生活原則》(1888)、《研究中國的重要性》(1890),極力頌揚孔子及儒家思想；沙俄伯爵、貴族漢學家蓋沙令著有《一個哲學家的旅行日記》(1914),大肆宣揚尊孔思想，為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的聯(lián)盟制造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