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變對日政策的國內(nèi)外條件
南京政府對日政策由軟弱趨向強硬，由妥協(xié)改為抵制，是從1935年華北事變之后開始的。而華北事變后，促使南京政府改變對日政策的國內(nèi)外因素是多方面的。
首先，日本帝國主義染指華北，威脅了南京政府的統(tǒng)治地位。1935年華北事變時，南京再次屈服于日本壓力，將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免職，撤銷了于學忠的河北省主席職務，把駐守華北的中央軍和于學忠部五十一軍南調(diào)，華北各地的國民黨黨部亦被撤銷。蔣介石的嫡系勢力已被迫撤出華北。面對這種局面，蔣6月21日在給何應欽的電報中頗為感慨地說：“冀于既去，察宋又撤，黨部取消，軍隊南移，華北實已等于滅亡。”^[1]在蔣介石看來，日本侵占東北，他采取不承認、不交涉、等待國聯(lián)解決的方針，還可維持一時，況且他的勢力從未直接控制過那里；現(xiàn)在日本侵略勢力深入到華北，情況大不相同了。華北位于長城之內(nèi)，素稱中國本部，是中國的腹地，是東北通向華中、西北的咽喉要道。華北的安危，關系到中國的半壁江山。日本染指華北，對南京構(gòu)成了直接威脅。蔣介石從維護其統(tǒng)治地位出發(fā)，不得不考慮改變對日政策。
其次，日本在華北的瘋狂走私，嚴重影響了南京政府的財政來源?！短凉羺f(xié)定》后，冀東成了“非武裝區(qū)”,為日本在這里走私大開方便之門。特別是1935年夏、秋以后，在日本武力逼迫下，中國撤銷了在長城線上的緝私巡邏人員和秦皇島至蘆臺沿海的緝私巡邏船只，日本在華北的走私就更加暢行無阻并公開化了。日本從海路和陸路將大批人造絲、白糖、卷煙紙、呢絨、布匹等偷運入境，又將大量白銀偷運出境。日本的走私，不僅沉重打擊了中國的民族工業(yè)，也使南京政府的稅收銳減。關稅歷來在南京政府的財政收入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935年全年稅收的88%,系來自秦皇島至寧波的21個海關的關稅。據(jù)中國海關當局統(tǒng)計，因日本在華北走私使關稅蒙受的損失：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4月30日，為2550多萬元；1936年4月一個月，即損失800萬元。如果“每月?lián)p失以八百萬元計，則每年損失將達一萬萬元”,幾乎是全年稅收的三分之一^[2]。正因為日本在華北的走私嚴重威脅了南京的財政來源，南京外交部從1935年9月至1936年5月，先后五次向日方提出抗議，但均無結(jié)果，南京與日本的矛盾進一步深化。
第三，日本在華北的侵略擴張，擴大了它同英美等國的矛盾?！熬拧ひ话恕睍r，英美姑息和縱容日本的侵略行動，希望它繼續(xù)北上，將矛頭對準蘇聯(lián)；可是，日軍在侵占東三省后并未北上進攻蘇聯(lián)，而是移師南下，并在1934年4月發(fā)表“天羽聲明”,公開表示要排擠英美在華勢力，把中國視為其獨占的殖民地。這時，英美以共同支配中國的“九國公約”為武器，反對日本企圖關閉中國門戶，獨吞中國。1935年后，日本對華北的步步進逼及瘋狂走私活動，威脅和影響了英美在華利益。就在日本竭力策動華北“自治”時，英國外交大臣12月2日對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表示，“英政府對華政策，以九國公約原則為依歸”,并表示英國對華北局勢的發(fā)展“甚所關切”,“已與美政府有所接洽，在東京亦有表示”^[3]。美國國務卿赫爾12月5日對報界發(fā)表談話，聲稱華北事態(tài)的發(fā)展，“為所有在華有利益的國家所關心”,“美國就是這種國家之一”,他說：在中國華北，有“相當多的美國僑民、若干美國財產(chǎn)和大量的美國商業(yè)和文化活動，美國政府因此正密切注視著該地區(qū)發(fā)生的事情”。赫爾要求日本政府對其“莊嚴締結(jié)的條約規(guī)定加以尊重”^[4]。英美外交首腦的講話表明英美兩國政府從其自身利益出發(fā)，反對日本正在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反對日本獨吞中國的行動。英美的這種態(tài)度，對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不能不發(fā)生影響。
第四，促使南京政府1935年后改變對日政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蔣介石對紅軍發(fā)動的第五次“圍剿”得手。蔣在1935年末寫的《自記民國二十四年中之所感》一文中說：“今年中心工作是為剿匪，可說已達七分成功，明年則可以抗倭為中心?！?sup>[5]他后來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寫道：“五次圍剿的勝利，使國民政府解除了兩面作戰(zhàn)的危機。此后，在國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對日與對俄外交上的兩面作戰(zhàn)?！?sup>[6]
最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各階層人民日益強烈的抗日要求，以及國民黨內(nèi)部因反日情緒的增長而進一步分化，也是南京政府改變對日屈辱外交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日本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前發(fā)生的華北事變中，南京政府對日本提出的種種無理要求，基本上還是采取妥協(xié)退讓政策；而當華北“自治”運動開始時，南京的態(tài)度就有了比較明顯的變化，采取了抵制態(tài)度，如本書前章述。
(二)拒絕“廣田三原則”
日本內(nèi)閣經(jīng)過長期醞釀，于1935年10月4日通過了由外相廣田弘毅提出的對華三原則。其主要內(nèi)容是：“中國須絕對放棄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借歐美勢力牽制日本”;“中日滿三國關系須常能保持圓滿”,中國最好承認偽滿洲國，起碼“對于滿洲事實的存在，必須加以尊重”;“防止赤化”,“在中國北部邊境一帶有與日本協(xié)議防止赤化之必要”。日本自知這種獨霸中國的行為必引起別國干涉和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所以10月8日廣田外相在向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通報“廣田三原則”時，特別叮囑“勿向外公表，以免惹起實行上之障礙”^[7]。
南京政府認為“廣田三原則”內(nèi)容嚴重，必須嚴肅對待。10月13日蔣介石在給汪精衛(wèi)的電報中說：廣田三原則“形式似較減輕，而其內(nèi)容”是要中國“脫退國聯(lián)，承認偽國與聯(lián)盟對俄之變相”,所以“其意義深重，不得不鄭重考慮”^[8]。怎樣對待“廣田三原則”,對蔣介石來說是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他后來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回憶說：“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zhàn)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笔Y介石既不想立即抗日，也不準備降日，便采取了“拖”的方針，即不斷然公開反對，也不無條件接受，而是提出一些日方根本不能接受的條件與之討價還價。
10月20日，蔣作賓代表中國政府照會日本外相廣田，對其提出的對華三原則作了正式答復。關于廣田所提第一點，指出“中國本無以夷制夷之意”,今后“中國與其他各國關系事件，決不使中日關系受不良之影響”,“日本與其他各國事件，亦須對于中國采取同樣之方針”。關于廣田所提第二點，聲明中國對于東北現(xiàn)狀，“決不用和平以外之方法，以引起變端”。關于廣田所提第三點，聲稱如日本對中國采取友善態(tài)度，中國擬與日本協(xié)商“中國北部一帶之境界地方，應如何防范”。蔣作賓在照會中強調(diào)：除滿洲問題外，日本必須一切回復到“九一八”以前之狀態(tài)，必須立即撤銷有損中國領土主權(quán)的《淞滬停戰(zhàn)協(xié)定》、《塘沽協(xié)定》和“何梅協(xié)定”等，“以謀中國地方秩序之安寧及中日關系之根本改善”^[9]。
就在蔣作賓照會日本外務省的同一天，蔣介石在南京會見日本大使有吉。此時土肥原正在華北大肆策動“自治”,蔣介石要求日本停止分裂華北的行動，他對有吉表示他本人對“廣田三原則”“不但贊成，且欲促其實踐”^[10]。其實這是一種幻想，“華北自治”和“廣田三原則”是日本內(nèi)閣于10月4日同時通過的兩項侵華政策，它決不會輕易放棄其中任何一項。
正因為蔣介石有上述表示，一個月后，有吉在與南京新任外交部長張群會談時，一開始便問：日本所提三原則，蔣介石上月20日已表示無條件贊同，“貴部長之意見如何？”張群回答說：蔣介石對日本所提的三原則“絕非無條件的贊同”,而是要求日方“提出更具體之意見，以便商談”。在談到根本解決中日關系問題時，有吉再次要求中方承認偽滿洲國，張群斷然拒絕，并要求日本停止策動“華北自治”、分裂中國的行動。此時，北平學生掀起的“一二九”反日愛國浪潮正席卷神州大地，有吉向張群提出：“學生運動逐漸擴大，殊堪憂慮，擬請注意?！睆埲撼硎灸暇┱肿⒁?，已采取壓制措施外，還向有吉說：“學生何以有此舉動，應請貴方亦特別加以認識?！?sup>[11]其意十分明顯，即是說學生運動的興起，是由日本的侵略行動引起的。
日本外相廣田于1936年1月21日在國會發(fā)表演說，聲稱中國政府對“廣田三原則”已“充分諒解”,“表示了贊成的意思”^[12]。第二天，南京外交部發(fā)言人奉命予以否認，說日本提出的“廣田三原則”“措詞過涉空泛，無從商討。當要求日方提示其具體內(nèi)容，日方迄今尚未提出”,并指出廣田在國會所說“中國業(yè)已同意，殊非事實”^[13]。
日本把“廣田三原則”作為調(diào)整中日兩國關系的基礎。1936年3月日本新任駐華大使有田八郎到任后，就調(diào)整兩國關系問題與張群接連會談三次，要求中國接受“廣田三原則”。張群則反對以“廣田三原則”作為調(diào)整兩國的基礎，并提出調(diào)整中日邦交，最正當?shù)霓k法應從東北問題談起。張群還向日本大使表示：“非滿洲問題解決，則不能談共同防共問題”,起碼亦應先行設法消滅妨礙冀察內(nèi)蒙行政完整之狀態(tài)^[14]。會談以無結(jié)果告終。日本強迫中國接受“廣田三原則”的企圖沒有得逞。
(三)張群、川越會談
1936年日本“二二六”政變后，廣田弘毅出任內(nèi)閣總理大臣，加快了侵華步伐。4月18日，日本軍部根據(jù)內(nèi)閣決定將駐華北的日軍增加三倍以上，由原來的1700多人增至5700多人。從5月起，大批日軍涌入華北，為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作準備。南京政府反對日本增兵華北，駐日大使許世英于6月1日奉命約見日外相有田，“嚴重詰問日本在華北增兵事，謂中國政府以為日本不應出此”^[15]。隨后不久，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作報告，對日本侵略采取不屈服、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日趨明朗化。
日本侵略者不斷在中國滋事尋釁，制造事端，借機向中國提出種種無理要求。日本當局不經(jīng)中國政府同意，強行在成都設領事館，激起四川人民反抗，8月24日發(fā)生成都事件。9月3日廣東又發(fā)生了北海事件。為解決這些事件，從9月5日到12月3日，張群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會談了七次。在此期間，南京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與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也會談了十多次。
交涉既由成都事件引起，張群主張會談應集中解決成都事件，不要與整個調(diào)整兩國關系混為一談；而川越則認為“蓉案不難解決，但僅解決蓉案仍不能緩和日方空氣”。他借機向中方提出七項無理要求：一、取締排日問題；二、華北問題；三、共同防共問題；四、減低入口稅問題；五、上海、福岡間中日民用航空聯(lián)絡問題；六、聘用日籍顧問問題；七、取締鮮人問題。他說中方只有“一并解決”這些問題，方顯出“中國方面的誠意”^[16]。
南京國民政府拒絕了日方的這些無理要求。在9月23日和后來的幾次會談中，張群向川越表達了中方的立場和態(tài)度，對日方的7項無理要求逐一批駁。關于“取締排日”問題，張群說：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是日本的侵略行為激起的，中國“政府當局能夠制止公開的行為，卻不可能制止國人的感情”,如要“除去這種惡感，日本方面要避免以武力干涉或高壓手段來對待中國”,“須表示尊重中國的主權(quán)及行政的統(tǒng)一”^[17]。關于“華北問題”,張群說：“倘日方之真意，不在平等互惠之經(jīng)濟合作，而在華北之政治及財政方面，甚至欲造成獨立或半獨立之政權(quán)，則此種計劃，顯系破壞中國領土主權(quán)之完整，絕無商討之余地。”^[18]關于“共同防共”問題，張群說：日本在“廣田三原則”中提出“共同防共”,原來中方予以拒絕；“現(xiàn)在打算使國策來一個大轉(zhuǎn)換，且作為‘對日誠意’的一大表示”,故擬與日方討論此問題，但“防共”范圍“只限于從山海關、古北口、張家口、綏遠、包頭之線以北，而且其方法以防御為主，而不以攻擊為目的”^[19]。日本要求將防共線往西延至山西雁門關，并要求在上?；Q有關情報。這些遭到張群拒絕。在11月10日的會談中，川越透露其反蘇目的，表示：“日本因?qū)Χ黻P系在遠東責任非常重大，故對北境一帶之共同防共甚為重視。”他威脅說：“若中國連此問題亦不肯談，日本將發(fā)表中國已答應變更國策，與日本共同防共之談話內(nèi)容。”張群當即表示：“發(fā)表亦無不可”,并針鋒相對地說：“若貴方發(fā)表，我方亦可將一切情形發(fā)表。”^[20]關于“減低入口稅”問題，張群拒絕了日方希望參加修訂稅率的要求，并要求日方停止走私、不要妨害中方的緝私行動。關于“上海、福岡間通航”問題，張群向川越指出：此事“與貴國飛機之侵犯我國領空事件有連帶關系”,日本飛機“在華北之不法舉動不早解決，則上海、福岡間之聯(lián)航問題殊難談到”^[21]。關于“聘用日籍顧問”問題，張群說：“須待關系得到相當調(diào)整時機到來時方可辦理，不能作為要求?！?sup>[22]關于“取締非法鮮人”問題，張群說：“日方如指明事實及確實地點，我方可協(xié)助緝捕。其在中國各地(尤其華北一帶)之非法日籍人民(尤其是鮮人及臺人),日方官憲尤須從嚴懲辦?！?sup>[23]
張群根據(jù)蔣介石指示，在9月23日和12月3日的會談中向日方提出了反要求。他對川越說：“《塘沽》、《上?！穬蓞f(xié)定之取消，冀東偽組織之取消，華北非法飛行之終止，察綏偽匪軍之消滅及走私停止等等問題，系我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應同時解決?！?sup>[24]調(diào)整國交談判開始不久，蔣介石10月8日在南京接見川越，強調(diào)指出，在調(diào)整中日國交中，中方所要求者“重在領土不受侵害，及主權(quán)與行政完整之尊重”,“中日間一切問題，應根據(jù)絕對平等及互尊領土、主權(quán)及行政完整之原則，由外交途徑，在和平友善空氣中從容協(xié)商”。蔣指派張群與川越會談，并向川越聲明：“張部長之意見，即政府之意見?！?sup>[25]
在12月3日最后一次會談中，張群針對不久前發(fā)生的綏遠事件和青島事件，揭露和譴責了日本的侵略行徑。張群說：綏遠事件，“據(jù)調(diào)查報告匪偽軍中確有日本軍人、日本飛機及日本各種新式武器”。關于青島事件，張群揭露日方因一日紗廠鬧工潮突將全部紗廠關閉，并派700名海軍陸戰(zhàn)隊登陸，闖入中國機關，搜去重要文件，捕去公務員多人。張指出：“此種不法行為，不獨足以激動風潮，實屬侵害我國主權(quán)?！彼笕辗健傲⑴神v各處陸戰(zhàn)軍撤退，恢復紗廠原狀，即日分別釋放送還不法逮捕之人員及擅取之文件”^[26]。
川越在12月3日會談中宣讀了他事前單方面起草的“會談備忘錄”。張群當即指出，“備忘錄”與歷次會談情形顯有不符之處，表示不能接受?？墒谴ㄔ骄箤ⅰ皞渫洝敝糜诎干?，徑自離去。南京外交部當即將此件退回。第二天，須磨又將此件送到南京外交部。12月4日，南京外交部再派人將“備忘錄”退還須磨，并在公函中指出：“此件既非過去雙方談話之正確記載，不能作為參證之根據(jù)。”^[27]12月7日，南京外交部正式公布了張群先后與有田、川越會談的經(jīng)過，以正視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