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后會議條例》公布后，很快遭到社會輿論的批評。批評者認為，善后會議“無一真正人民之代表議員，而為四種特殊階級之會議。從實質(zhì)言，以執(zhí)政一人而有操縱此項會議之可能。以此項會議而不必有強制各派軍事之能力，則所謂解決時局糾紛之意，或不幸而為時局增長糾紛，亦未可知耳”^[1]。故《善后會議條例》公布之初，社會各界“大半取靜觀態(tài)度，毫不表示，而咸料其不能有成”^[2]。
地方實力派對召開善后會議之提議則反應(yīng)不一，有反對的，有支持的，有抵制的，有“婉拒”的，也有抱著懷疑與希望，參與“嘗試”的。大體言之，實力派中，奉張、滇唐，晉、魯、蘇、浙、皖、贛各省軍政長官，以及四川之劉湘，駐藏辦事長官陸興祺，代理庫烏科唐鎮(zhèn)撫守使李垣等，對善后會議持贊成態(tài)度。其他實力派人物或依違兩可，或表示有條件的贊成，或明確表示反對。
張作霖對善后會議最初不感興趣，“以為此種組織，人數(shù)較多，彼之有力主張不易實現(xiàn)，而疑段之有意縮減其發(fā)言權(quán)”。但段以為“‘善后會議’四字，在就職前之馬電，即已發(fā)表，不便自食其言”,堅持己見。于是出現(xiàn)了“六頭會議”之插曲。所謂“六頭會議”,即段祺瑞、孫中山、張作霖、馮玉祥、盧永祥五人，加唐繼堯共同會議^[3]。此議在12月10日之前，已即將實現(xiàn)。時段擬“以六頭會議解決一切重要事件，而于善后會議為形式之通過，則所謂善后會議者，又以六頭為預(yù)備會”。但此議發(fā)出后，孫中山首不贊同，唐繼堯復(fù)通電反對，西山之馮玉祥，亦不愿參與。六頭而去其三，所謂“六頭會議”只好作罷。最后在條例組織法中加入第二項，將張、盧、馮置于其中^[4]。
對此，張作霖顯然并不滿意。其左右曾為之力爭，“謂張作霖在此次討伐賄選制止內(nèi)亂上，固居第一功，而在歷次有意義之戰(zhàn)爭上，亦未嘗無功，故應(yīng)將其列入有大勛勞于國家者”^[5]。張氏亦公開表示不滿。就在段祺瑞籌備善后會議期間，張由京返津，“謁孫謁黎，且發(fā)出我系抬轎，任誰可抬之語”^[6],對段進行威脅。不過張作霖也不能無所顧忌。段系其領(lǐng)銜推出，在奉系力圖控制段的同時，馮玉祥也十分注意與段的關(guān)系。若奉張過分與段為難，則段可能會倚重馮玉祥甚至孫中山，這對奉張顯然不利。故在善后會議問題上，張作霖對段的安排也不得不稍事遷就。1月12日，即《善后會議條例》公布半月之后，張作霖致電會議籌備處，允派代表出席。與此同時，奉系另一核心人物楊宇霆致電許世英，稱“善后會議東三省軍民長官應(yīng)派代表，日內(nèi)雨帥回奉，即行會商遣派，準于開會期到京，特先奉聞”^[7]。奉系表態(tài)支持，為善后會議的召開，創(chuàng)造了重要前提。
國民軍方面態(tài)度則比較曖昧。馮玉祥在北京政變之后，即提出各方會議，解決國是。后來費保彥纂《善后會議史》,站在擁段之立場，述會議顛末，馮玉祥曾為之作序，序文曰：“共和而無憲法，非國矣；憲法而不出于民意，非憲矣?？蜌q以不得已之苦衷，改組臨時政府者，實欲得真正民意之憲法，以為遵循之正軌耳。蓋國民代表會議者，民意憲法之母；而善后會議者，又國民代表會議之母。茲幸以短少之時間，克成國民代表會議之條例。無此是彼非之私爭，有和衷共濟之公德，不可謂非會議諸君之熱心毅力也?！?sup>[8]觀此序文，可知馮氏于善后會議，并無不慊，且能像多數(shù)實力派人物一樣，不將善后會議與國民會議擺在截然對立之位置。
但馮卻不愿參與善后會議。盡管“段執(zhí)政以特別請書致馮玉祥，邀其參與善后會議”,馮仍表示拒絕^[9]。段曾囑薛篤弼探其緣由，馮稱：“此事吾不能與聞，吾今唯知五次六次以至十次之辭呈，向段執(zhí)政辭職耳?！?sup>[10]馮氏自1924年11月25日起，七上辭呈，并致電吳佩孚，請同時下野。究其原因，與發(fā)動政變之后馮之處境有關(guān)。蓋政變之后，“社會上諒之者甚少”,而在天津會議上，“馮奔走段、張之間，其中殆有不可告人之苦痛”^[11]?？梢婑T本人拒絕與會，系出于政治上另謀出路的考慮，而不是針對善后會議作出的表示。時論稱馮氏在觀念上與善后會議處于“不即不離之間”^[12],應(yīng)為中肯之評價。后來馮氏派出陳金綬為代表與會^[13],證明馮于善后會議，并不根本抵觸。國民軍重要將領(lǐng)胡景翼派代表與會，從側(cè)面證明了這一點^[14]。
西南方面立場較為復(fù)雜，報載消息亦比較混亂。自段任執(zhí)政以來，西南各省雖多持沉默，但滇唐代表王九齡始終未就教育總長之職，此中消息，可見一斑。故善后會議能否得到西南方面贊同，頗為各方關(guān)注。
為開成善后會議，段極力爭取西南方面的支持，曾致劉顯世“勘”(12月28日)電，請其表示同意。然劉之復(fù)電中，有“俟商取蓂賡(繼堯)、競存(炯明)諸公同意，即行通電表示”之語^[15]。嗣因陳炯明于“冬”(1月2日)日通電反對善后會議^[16],劉遂與唐繼堯、譚延闿、熊克武四人聯(lián)名通電，示以反對?！霸撾姶笠?，以為善后會議不脫民六徐州督軍團會議之形式，不足以代表民意，且此項會議，類多軍閥代表，發(fā)言吐語之間，更無民治觀念，應(yīng)請當局，從速召集國民會議，以定國是等語”^[17]?！渡陥蟆芬噍d文指出：“滇唐反對善后會議，理由謂臨時政府為少數(shù)軍人所戴，一切尚待國民會議。今發(fā)號施令，究少根據(jù)。唐以國民會議方擁戴中央?！?sup>[18]
其實，西南各實力派的立場并不一致，一些人的表態(tài)甚至前后矛盾，聲明與實際行動亦往往牴牾。據(jù)報載，西南代表曾在上海靜安寺路貴州旅館開會，商量赴京與會，列席者有云南、廣東等省代表共十余人。陳炯明的代表劉亮稱此次倒直成功，實南北統(tǒng)一之良好機會，現(xiàn)段氏召集善后會議，西南方面對此應(yīng)竭力贊助，并聲明“陳總司令對此會議，十分贊成”。云南方面的代表王竹村表示“絕對贊成此項會議，現(xiàn)在被邀之列，自當扶病出席”^[19]。另據(jù)報載，四川的劉湘曾通電贊成善后會議，劉文輝則慷慨解囊，匯出四萬元，以示贊助^[20]。后來，包括滇唐代表在內(nèi)的多數(shù)西南代表都赴京與會。但因步調(diào)不一，其與段、張立場難以協(xié)調(diào)，已露端倪。
與西南方面態(tài)度曖昧不同，晉、魯、蘇、浙、皖、鄂、直、閩、贛、湘等省實力派對善后會議大多表示支持。閻錫山、鄭士琦、王揖唐、蕭耀南、胡思義、孫傳芳、盧永祥、楊以德、薩鎮(zhèn)冰、趙恒惕、方本仁、龔積柄、韓國鈞等先后致電善后會議籌備處，允將到會或允派代表出席。張學彥代表蕭耀南致電段，表示“鄂蕭對中央服從，善后會議解決時局”^[21]。蕭的慷慨解囊，更表明了對會議的支持態(tài)度^[22]。盡管這些“支持”往往附有條件，有時甚至被當成自我保護的手段，但他們的表態(tài)，無疑壯大了善后會議的聲勢。
此時在政治上仍具潛在影響力的黎元洪、王士珍、唐紹儀、岑春煊等人的態(tài)度也受到廣泛關(guān)注。黎對段祺瑞的邀請明確表示拒絕，但措詞委婉，自稱“墜露”,不必附麗“龍、鳳之會”,在流露出政治上失落感的同時，力圖表現(xiàn)其影響力猶在^[23]。王士珍系北洋元老，與段關(guān)系甚深，曾親臨善后會議籌備處訪許世英，允屆時出席，這對段是很大的支持^[24]。蟄居上海、被段政府委以外長職務(wù)(未就任)的唐紹儀則不愿北上赴會。段派員持親筆函至滬敦請多次，唐均表示拒絕，且對善后會議“用意不善”進行抨擊^[25]。曾經(jīng)在政壇顯赫一時的岑春煊，接到邀請后，致電段氏，主張“集各省區(qū)代表于一堂，雍容而議改定軍制，裁兵理財”^[26]。岑氏對善后會議的態(tài)度反映了政學系的立場，有時亦傾向西南方面，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故時人稱之為“消極贊成”者^[27]。
受“特聘”的會員有社會名流章太炎、梁啟超、胡適等三十人。章太炎擁護黎元洪的“法統(tǒng)”,政治上視黎之顯隱為進退，此時固不愿意放棄擁黎，卻同時站到了西南實力派的立場。1925年1月1日，段祺瑞致章“東”電，“以善后會議相招”。6日，李根源由天津來電勸進，章氏復(fù)函拒絕。在曾云沛前來為段說項時，章明確表示了與西南方面反對派一致的立場：“今之政府，本無法律根據(jù)，則與西南無異，西南、北京兩政府乃敵體，而非主屬，吾參與西南事已久，今日不能去一政府，就一政府也。”^[28]26日，章氏接善后會議籌備處邀其“速駕”之“宥”電后，再次復(fù)函表示反段、擁黎、支持西南反對派的立場，只是對西南一些人首鼠兩端的做法，略示不滿^[29]。
胡適乃新文化健將、學界領(lǐng)袖，在政治上亦頗具影響力。以其對政治的理解，善后會議與國民會議并非方枘圓鑿，故在受聘國民會議促成會任組織法研究委員會委員的同時，又接受了段祺瑞參加善后會議的邀請。按他的說法，他是希望作一番和平解決時局問題的“嘗試”,在給許世英的信函中他這樣寫道：“執(zhí)政段先生的東電，先生的毫電，都接到了。我是兩年來主張開和平會議的一個人，至今還相信，會議式的研究時局解決法總比武裝對打好一點；所以我這回對于善后會議雖然有許多懷疑之點，卻也愿意試他一試?！?sup>[30]
梁啟超曾經(jīng)與段祺瑞合作，且有研究系背景，政治影響在章、胡之上。段召集善后會議，自然對梁期待甚殷。但梁氏歸國后歷盡宦海風波，壯志難酬，早已發(fā)表宣言，“毅然中止政治生涯”^[31],潛心從事學術(shù)研究與教育。此時雖議政癖好未改，但已不愿繼續(xù)與聞?wù)隆９蕦Χ沃?，婉言謝絕。
盡管目的各不相同，響應(yīng)方式與程度也有差異，但大體言之，多數(shù)受邀會員對善后會議都表示贊同，他們或親自蒞會，或委派代表參加，從而造成一定聲勢。段祺瑞政府對擬開之善后會議亦“頗抱樂觀，蓋因全國實力派已十九與會”^[32]。在這種情況下，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的態(tài)度與立場也就成為舉國關(guān)注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