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英帝國主義發(fā)動的鴉片戰(zhàn)爭開始了中國的近代歷史。殖民主義在中國的擴張，拓寬了西方文化傳入中國的渠道，中國人開始接觸到了西方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馬克思在1853年所作《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封閉已久的大門，舊的中國已經無法保存，覺醒的中國人從此開始了抵抗殖民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爭取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斗爭。
中國最早邁出國門走向世界，親歷西方社會的學者，在中西文化比較中，開始注意到了西方在堅船利炮后面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注意到了西方發(fā)達的物質生產所依托的精神文明。以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為代表的有識之士，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他們翻譯西方社會科學著作，宣傳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和世界觀，開展近代新文化運動，這不僅為我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政治理論，也為中國人接受西洋音樂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文化環(huán)境，為中國人深入認識西洋音樂提供了嶄新的觀點。在本世紀初，中國人對待西洋音樂的態(tài)度才開始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一改變，主要體現(xiàn)在國人對西洋音樂的態(tài)度由一般的音樂音響上“獵奇”和音樂理論的“求知”開始轉變到對西洋音樂所具有的近代文化內涵以及對西洋音樂形態(tài)體系的“認同”,這是近代中國人西洋音樂觀發(fā)展過程的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中國人認識到了西洋音樂對發(fā)展中國音樂甚至改造中國社會的積極作用。因此，近代中西音樂交流較之以往又具有了新的意義，即開始了真正的社會性的近代新音樂的啟蒙時期。
正如前文所介紹，西洋音樂由來已久，而且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發(fā)展，西洋音樂越來越為中國人所了解。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六七十年代的“洋務運動”,再到九十年代張之洞提出的“中體西用”,中國對西方文化的借鑒，由“言技”、“言政”逐步向“言教”這一全面借鑒西方文化的方向發(fā)展。如同嚴復宣傳達爾文“進化論”以求改造中國思想，使中國立足于世界之林一樣，西洋音樂也被當作改造中國舊有音樂，創(chuàng)立發(fā)展中國新音樂的借鑒。西洋音樂被當作西方先進文化的一部分，向西洋音樂學習逐漸形成為社會性的文化思潮的重要內容，并成為我國音樂界長期以來的共識。
中國人對待西洋音樂態(tài)度的這一歷史性的轉變，是從近代新式學校教育中的“學堂樂歌”開始的?！皩W堂樂歌”最顯著的特征是在音樂形式上借鑒了西洋音樂的形態(tài)，在內容上突出了反帝愛國的情緒和反封建的思想。這些特征也都反映了在中國近代新音樂之中。“學堂樂歌”中的幾位倡導人如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等同時也是我國新音樂的啟蒙者，他們創(chuàng)作的音樂作品則成為中國新音樂歷史的開端。
近代中西音樂交流是中國文化發(fā)展史中的一部分，也是中國音樂歷史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它可以看作是繼我國隋唐之后的又一個中外音樂文化大融合的時期。我國音樂歷史上的這兩次中外音樂文化的大融合，都極大地促進了我們民族音樂文化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