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書法藝術(shù)開一代之風(fēng)氣，樹百世之楷模，與鐘繇、張芝并稱中國書壇的三大巨匠，受到歷代書家的頂禮膜拜。庾肩吾從功力與天然上對他們作了客觀的比較：“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為草圣。鐘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 天然不及鐘，工夫過之?！?(庾肩吾《書品》)也就是說，王羲之功力勝鐘而天然過張。孫過庭《書譜》則從書體上說羲之真書勝張而草書過鐘：“元常專工于隸書，伯英尤精于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余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yōu)。”由于王羲之功力深邃，天質(zhì)蓋代，備精諸體，尤擅行書，所以生前身后都贏得了極高的聲譽，產(chǎn)生了曠世日久的影響。
王羲之在世之時，其書法就“聲華四宇，價傾五都”(虞和 《論書表》)。據(jù)說，當(dāng)時就有人把王羲之的書法作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寶貴，“桓玄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跡，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 ( 《虞和 《論書表》)。而且，當(dāng)時就有人學(xué)習(xí)、摹仿，造假漁利。王僧虔《論書》說：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后進，庾猶不忿，在荊州與都下書云： ‘小兒輩乃賤家雞，愛野鶩，皆學(xué)逸少書，須吾還，當(dāng)比之?！瘡堃頃臆娮詴恚瑫x穆帝令翼寫，題后答右軍。右軍當(dāng)時不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真！’”; “康昕學(xué)右軍書，亦欲亂真，與南州釋道人作右軍書貨”。從這些記述可知，王羲之的書法當(dāng)時不僅庾家小兒競相學(xué)習(xí)，連朝廷命官也極力摹仿，其亂真的程度連王羲之本人一時都辨別不出。更為典型的是，由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以羲之書為貴，致使當(dāng)時就有人摹仿他的書法去賺錢，其影響之廣泛由此可見一斑了。

王羲之 《初月帖》

王羲之去世以后，其書法經(jīng)歷了一個短暫的衰而復(fù)盛的階段。據(jù)《南齊書·劉休傳》記載：“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fù)貴之。休好右軍法，因此大行”。從王羲之逝世到南齊，約一百多年，世俗開始喜愛王獻之的豪放，漸漸冷落了王羲之。南齊劉休的愛好，又使王羲之書法大行其道。及至梁初，由于梁武帝蕭衍稱贊“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zhí)扉T，虎臥鳳闕”(蕭衍《書評》),王羲之書法又重振雄風(fēng)。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親為《晉書》撰寫《右軍傳贊》,認為只有王羲之“盡善盡美”,其余“區(qū)區(qū)之類何足論哉”,把王羲之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吧嫌泻谜?，下必有甚”,唐太宗的極力倡導(dǎo)，使王羲之書法藝術(shù)迅速跨入到一個烈火烹油的鼎盛期，研習(xí)王字，成為時尚，朝野仿效，趨之若鶩。首先是刻碑集字。唐貞觀二十年(646),李世民以王體行書撰寫《晉祠銘》勒石，開行書入碑之先河。唐咸享三年(672),懷仁以王羲之行書集成《圣教序》刻碑，此后競相仿之，出現(xiàn)集王羲之行書立石者十八家，使王字風(fēng)韻流播海內(nèi)。其次是名家輩出，均以王體行書為本。據(jù)記載，歐陽詢“出于大令”(張懷瓘《書斷》),虞世南“遠接右軍”(《張丑管見》),孫過庭“憲章二王”(張懷瓘《書斷》),顏真卿“上擬逸少”(項穆《書法雅言》),張從申則“右軍之外，一步不窺”(竇蒙《述書賦注》),或取右軍之飄逸，或取右軍之遒勁，高峰并峙，波瀾迭起，匯成了唐代書法史上輝煌壯麗的圖卷。五代值唐末戰(zhàn)亂，筆法衰頹，唯楊凝式特立獨行，卓然不群，其書法亦由顏真卿、歐陽詢而上溯二王，窮極變化，多有所創(chuàng)。宋代蘇軾遒厚超拔，米芾沉著痛快，黃庭堅縱橫開闔，蔡君謨秀勁典雅，無不近師顏魯公而遠紹右軍。元代趙孟頫承逸少之余緒，明朝董其昌接大令之遺韻。此后，由于“康雍之世，專仿香光；乾隆之代，競講子昂；率更貴盛于嘉道之間，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際”(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基本上結(jié)束了“書不入晉，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詎稱逸品”的時代。但王羲之的書法藝術(shù)并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相反，那深邃自然的意蘊，不激不厲的風(fēng)規(guī)，勾魂攝魄的魅力，依然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書家，一直到現(xiàn)代，仍然受到廣大書法愛好者的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