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子正蒙》義釋著作。九卷。明清間王夫之撰。成書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撰者事跡參見“《船山遺書》”條)
《張子正蒙注》全書九卷，每卷兩篇，分別為：卷一，太和篇、參兩篇；卷二，天道篇、神化篇；卷三，動物篇、誠明篇；卷四，大心篇、中正篇；卷五，至當篇、作者篇；卷六，三十篇、有德篇；卷七，有司篇、大易篇；卷八，樂器篇、王禘篇；卷九，乾稱篇上、乾稱篇下，共十八篇。是王夫之對北宋張載《正蒙》的注解著作。卷首有附錄《序論》和《宋史·張子本傳》。它雖然叫“注”,其實并不注重文字訓詁，而是多闡發(fā)義理，通過注釋的形式，繼承并發(fā)展了張載的哲學思想。他推崇張載思想，并對其作了精湛的分析。正如他在《序論》中所說：“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圣人復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卑褟堓d之學稱作絕對真理，認為若能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則佛教異端就可以“不折而自摧”,陸王心學也就再不能替佛教“作率善食人之倀”,從而表明了他作此注的目的。
本書在卷一《太和篇》中，發(fā)展了“太虛即氣”的自然觀。明確指出“氣”是構(gòu)成有形有象可見萬物以及無虛無物“太虛”的唯一實體。對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有無變化，它用顯隱、聚散加以解釋，只不過是氣的“變化之客形”,因此氣的存在是普遍的、永恒的，無所謂“有無”和“生滅”。在本篇中，王夫之舉了象薪、水蒸氣、汞三種物質(zhì)為例說明氣的形態(tài)變化，無論多么復雜，但作為本體的太虛之氣，既不會增多，也不會減少。他說：一車柴火燃燒之后，化為焰、煙、灰燼，屬木的歸木，屬水的歸水，屬土的歸土，不過變成很細小的東西看不見了而已。做飯的水蒸氣、汞燃燒便飛也是同樣的道理，于是他得出“物質(zhì)的氣只不過是往來、屈張、聚散、隱顯的變化而不生不滅”的結(jié)論，從而論證了物質(zhì)不滅的思想。因此也批判了佛教“無盡無余”和“以心法起滅天地”的謬論。
在卷一《太和篇》、卷二《神化篇》、卷七《大易篇》、卷九《乾稱篇下》中對運動觀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認為運動是元氣的固有屬性，指出“氣則動者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理氣關系，理表現(xiàn)為氣的“屈申相因之條理”,是依憑于氣的，決不能“去氣外求理”。認為理是氣運動變化的規(guī)律，是物質(zhì)運動所固有的：“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顯著于天下，循而得之?！彼凇洞笠灼分羞M一步明確了“動靜者乃陰陽之動靜也”,說明運動是物質(zhì)自身的矛盾運動。指出“陰陽具于太虛絪缊之中”,物質(zhì)性的太虛包涵著內(nèi)在的陰陽矛盾運動。所謂“融、結(jié)、流、止、飛、潛、動、植，各自成其條理而不妄”,是物質(zhì)矛盾運動規(guī)律性的表現(xiàn)。
本書在卷三《動物篇》、卷四《大心篇》、卷五《至當篇》中，在認識論方面提出了些有價值的見解。他認為認識的發(fā)生，需要“形”(感覺器官)、“神”(思維活動)、“物”(客觀對象)三者的結(jié)合，即“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覺乃發(fā)。”認為客觀存在的物體是知覺的客觀條件，耳目感官和大腦的思維活動是知覺的主觀條件，缺少任何一個都不能產(chǎn)生知覺認識，主張“多聞而擇，多見而識”,“知之盡，則實踐之而已”,強調(diào)實踐的重要性。只有“心所素知，行焉皆順”才能證明認識的真理性。
但是，王夫之受張載的影響，在獲得知識的途徑上仍沿襲張載的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的區(qū)別之說，并夸大了后者，強調(diào)憑見聞所獲得的知識是有限的，至于德性之知，是不必依靠見聞而發(fā)生的，它是循“理”而得到的最高級的認識，其方法就是“大其心”,“盡性”,這是因為“萬事萬物之理，無非吾心之所固有”。“天下之物皆用之，吾心之理其體也。”這就與理學家觀點一致了。此外，本書在行文中還使用了不少理學家的概念，如“道心”、“人心”、“良能”、“人能”、“聞見之知和德性之知，圣人之知和人小之知”等等，甚至還把“天人合一”看成是“圣學”的標志，因此可證明《張子正蒙注》在認識論和道德觀上深受著程朱理學的影響。
本書作為王夫之的主要著作之一，其思想是十分豐富的。他繼承和發(fā)展了中國古代的氣一元論思想，尤其繼承了北宋張載“一物兩體”的觀點。他把運動看成是物質(zhì)的屬性，是永恒的，這種“運動永恒”的觀點成為維新變法的理論依據(jù)，在中國近代史上有深刻的影響。
本書在王夫之逝世后十余年由其子王敔始初刊于世。后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俞焜補刻刊行該書，其中僅收二卷。清同治三年(1864年)——同治五年(1866年),曾國藩兄弟二人出資補刻《船山遺書》收入九卷《張子正蒙注》。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又收在上海太平洋書店排印本《船山遺書》中。一九五六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了章錫琛點校本《張子正蒙注》。一九五九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排印單行本，一九七五年北京中華書局重校排印單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