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肅·

唐臨濟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為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臨濟辱之。誤至全節(jié)縣，而向門人曰：“明府在乎？”門者曰：“在?！睆埶烊胫翉d前，大罵辱。全節(jié)令趙子余不知其故，私自門窺之，見一老父詬罵不已。而縣下常有狐為魅，以張為狐焉，乃密召吏人執(zhí)而鞭之。張亦未寤，罵仍恣肆。擊之困極，方問何人，輒此詬罵？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賤吾女，來怒回耳?！比?jié)令方知其誤，置之館，給醫(yī)藥焉。張之僮夜亡至臨濟，告回?；卮笈?，遣人吏數(shù)百，將襲全節(jié)而擊令。令懼，閉門守之，回遂至郡訴之。太守召令責(zé)之，怒其誤也，使出錢二十萬遺張長史以和之。回乃迎至縣。張喜回之報復(fù)，卒不言其薄女，遂歸。

〔選自《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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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張長史聽說女兒受了委屈，便怒不可遏地去申斥女婿李回。他一上路就誤入歧途，結(jié)果沒有到達目的地臨濟縣，卻進了全節(jié)縣城。來到縣衙便破口大罵，殊不知李回此時至少在五十里以外(唐代縣城間距不少于五十里),張翁火氣再大，嗓門再高，也驚擾不了女婿的酣夢。而受到驚擾的全節(jié)趙縣令，突然發(fā)現(xiàn)一個陌生的老人在廳前高聲喝罵，惱怒中認定這是一只成精的狐貍，于是“密召吏人執(zhí)而鞭之。”最后是雙方都嘗到了苦果：錯罵人的張翁，受了皮肉之苦；誤打人的趙令，既受到上司責(zé)罵，又破費了巨額錢鈔。說來實在冤枉，因為他們既無違法動機，又無亂紀行為；可也不算冤枉，誰讓他們憑臆斷行事，造成了不大不小的惡果呢！可見，在情況不明的情況下，僅憑臆測就對事物做出判斷和處理，實在害人害己。蘇軾在《石鐘山記》中對“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的人們提出嚴厲批評，確為真知灼見。
巧妙地安排情節(jié)，使矛盾沖突集中，是本篇藝術(shù)處理上的突出特點。一個是告老還鄉(xiāng)的廬州長史，一個是現(xiàn)任全節(jié)縣令，他們非仇非友，毫無瓜葛，真可謂風(fēng)馬牛不相及。作者卻將他們“撮合”到一場矛盾中。張怨恨女婿，盛怒之中找錯了地方罵錯了人；趙篤信邪祟，光天化日下捉住了“狐精”誤傷了人。這樣把兩個人物的荒唐行為巧妙地揉在一起，突出了他們共有的那種思維方式的荒謬。此處手法之巧，效果之奇，令人贊嘆不已。
本文善于用三言兩語乃至幾個字刻畫人物。例如寫張長史罵錯人被打后仍不醒悟，反罵得更加厲害，只用六個字“未寤，罵仍恣肆”——寤：同悟；恣肆：放縱，就把一個固執(zhí)、傲慢、義氣用事的老人形象再現(xiàn)于讀者面前。為了表現(xiàn)全節(jié)縣令趙子余辦錯了事，應(yīng)歸咎于篤信邪祟，而決非戲弄他人，在張翁講明白自己情況之后，作者寫道：“全節(jié)令方知其誤，置之館，給醫(yī)藥”,這些積極的補救措施說明趙不失為一個好人。
本文用語極簡，但必要的說明并無缺漏。因而故事雖有離奇之處，卻又入情入理，全無破綻。例如交代張“為廬州長史，告老歸”,正因老人長年在廬州(即今安徽合肥市附近)為官，剛剛返鄉(xiāng)，匆匆趕去找女婿論理，錯把全節(jié)縣當(dāng)作臨濟縣(全節(jié)縣、臨濟縣即今山東歷城縣、濟陽縣，兩縣相距很近),便合于邏輯。再如趙縣令挨罵下令打張以前，作者有一句鋪墊：“而縣下常有狐為魅”(為魅：成為精怪),有了這句關(guān)于背景的交代，趙縣令的“以張為狐”雖然武斷，但畢竟事出有因，使讀者不致有突兀之感。小說的結(jié)尾寫李回采取得力措施營救岳父，“張之僮夜亡至臨濟，告回，回怒，遣人 吏數(shù)百，將襲全節(jié)而擊令”,及至郡太守懲罰了對方，張訴訟獲勝，李回將老人迎接到臨濟縣。對岳父如此尊重，如此熱情，而鄙視妻子，總覺于理不合，因此，張翁對女婿的怨恨難免臆斷之嫌。這樣的結(jié)尾，有力地加強了作品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