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死后，護國陣營各方雖尚能在新舊約法之爭中保持一致，但其內部的矛盾和分裂也是顯而易見的。6月7日，陜西都督兼民政長陳樹藩首先宣布舉陜西全境奉還中央。8日，四川都督陳宧通告全國：“遵照獨立時宣布，即日取消獨立，嗣后川省一切事宜，謹服從中央命令。”^[1]9日，廣東都督龍濟光率屬開會慶祝段祺瑞“總秉國鈞”時，也宣布“即日取消獨立，服從中央命令”。不過，他與陜川二陳不同，由于廣東內部存在著朱執(zhí)信、陳炯明、徐勤各派討龍武裝，眾怒難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粵省黨派分歧，諸多困難”,因而尚暫時不敢公開通告各地^[2]。
陳樹藩等人脫離護國陣營，取消獨立，并非偶然。首先，如前所述，他們的獨立本來就很勉強。陳樹藩是純粹為了個人私利；陳宧、龍濟光則是在內外壓力下被迫宣布的；特別是陳宧，宣布獨立時就公開聲明，他僅“與袁世凱個人斷絕關系”,現(xiàn)在袁世凱死了，豈有不取消獨立之理？其次，這也是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多方運動的結果。為了統(tǒng)一南北，段祺瑞一面要求南方裁撤軍務院，一面鼓勵獨立各省自行取消獨立^[3]。陳樹藩宣布陜西取消獨立后的第三天，北京政府即特任他為漢武將軍督理陜西軍務兼署巡按使。對于宣布取消廣東獨立的龍濟光，北京政府稱揚他“具世界之眼光，急謀統(tǒng)一，熱忱愛國，良深嘉慰”,并命令“該省善后事宜，即由該上將軍悉心籌畫，妥為辦理，以維地方”^[4]。由此可見，陳宧、龍濟光這類本屬北洋軍閥和極力依附北洋軍閥的地方軍閥，相繼取消獨立是不足為奇的。
滇、黔、桂、浙、湘五省，雖然暫未取消獨立，直接參預發(fā)動和領導護國戰(zhàn)爭的進步黨、國民黨人和西南地方實力派，也仍然打著護國旗號，但在對待北京政府方面，卻表現(xiàn)了截然不同的立場。6月7日，梁啟超致電獨立各省說：“收拾北方，惟段是賴，南省似宜力予援助，毋令勢孤，更不可懷彼我成見，致生惡感?！?sup>[5]9日，蔡鍔也通電全國說：“廓清積困，恢復故狀，為事大難。欲進而恢張國運，百廢俱興，更屬不易。非賴中央提挈于前，各省翊贊于后，群策群力，共趨一的不為功?！薄胺麅榷袠兄T賢，外而已獨立未獨立各省長官，蠲除成見，以福國利民為前提，以擁護中央為要義。”^[6]14日，他又致電張敬堯說：“獨立各省亟應宣布取消獨立，自是正辦，日前曾以此意電致滇黔等省矣。”^[7]這表明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人，在思想上已經率先“蠲除成見”,回到一年前的老立場，轉而與北洋軍閥握手言和了。
事實也是這樣。在新舊約法之爭中，梁啟超從防止所謂“野心家之利用，貽多數(shù)人以口實，更起紛擾，為外所乘”的立場出發(fā)^[8],雖然贊成和堅持恢復舊約法和國會，但卻力戒獨立各省勿露所謂“意氣”,以避“搗亂”之嫌。如前所述，6月12日，陸榮廷曾致獨立各省一電，指斥段祺瑞拒絕恢復舊約法是“包藏禍心”,但梁卻認為這樣用詞“太激烈”了，有必要“再電勸之”^[9]。25日海軍為維護舊約法和國會宣布獨立后，袁世凱未死以前曾一度盼望“海軍歸附”^[10]并“稍有間接交涉”^[11]的梁啟超，卻一反常態(tài)，生怕因此而激怒了段祺瑞。他趕緊聲明：“事前既未有聞，驟聽不禁失色”^[12];同時致電劉顯世等人，囑“以軍院行將解散”,“嚴拒”李鼎新加入撫軍^[13]。為了維持和提高北京政府的威信，他極力規(guī)勸段祺瑞以“精心巨眼，細察全國心理所趨，逆料某事某事為政府所不能不辦者，即自動以辦之，無俟國人之要求；逆料某事某事為政府所不宜堅執(zhí)者，務再思而后行，勿惹國人之反對”。如“約法復舊”、召集國會、懲辦禍首等“輿論所請求之數(shù)事，本非強政府以甚難，何苦作無謂之遷延，徒以致無窮之口實”,“廣東取消獨立所發(fā)之明令，于解決時局有何裨益，徒挑眾庶之惡感，增意氣之激昂”^[14]。他一面推動馮國璋“力助”段祺瑞，以加強北洋軍閥內部各派的團結；一面百計為段開脫，說先前國務院通電所稱黎元洪依新約法代行總統(tǒng)，“實非有意”,而是秘書起草電稿時“案頭只有新約法，隨手征引，頃已知誤”^[15]。他且不止一次地向獨立各省保證“段絕無野心”^[16],說段“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維持危局，非彼莫屬”,“現(xiàn)有數(shù)派人專以排彼為事，無非欲達個人權利目的”^[17]。
梁啟超這里說的專以排段為事的數(shù)派人，實際指的是以孫中山為首的中華革命黨人，以黃興為首的國民黨人和以孫洪伊為首的傾向孫、黃的另一部分進步黨人。的確，他們在對袁世凱死后的國內形勢與北京政府的估計和認識方面，與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人是不一致的，因而所采取的態(tài)度與方針也不同。6月7日，中華革命黨國內機關報《民國日報》發(fā)表社論指出：“賊未盡，國未安”,“不以迅雷疾風之手段解決之，旁枝側葉，雜出不已，他日之患，有不忍言者”^[18]。14日，孫中山在答上?！睹褚鈭蟆酚浾咝炖饰鲉枙r也說：“目下時局，尚未敢驟言容易解決，因袁黨依然盤踞要津，國會議員尚未正式集會，完全責任內閣又未成立。斯時之民軍，正未能從此息肩而即云國是已大定也。”他并說明在此之前，他雖曾連電山東居正、廣東朱執(zhí)信、福建中華革命軍按兵勿動，“不過請其暫時停止進行，息肩一層尚未易語及”^[19]。黃興意見與孫中山相同，6月7日致函中華革命黨本部負責人謝持說：“大憝雖去，余孽猶存，吾人不于此時并智竭力，為根本上之掃除，貽患將無已時?！?sup>[20]他7月由日本回國后，針對梁啟超一派的妥協(xié)調和言論，明確地指出“斯乃大謬”,“北京當局之是否與吾民相見以誠，尚屬疑問”,“武力準備，實為不可缺少者”^[21]。與此同時，胡漢民、張繼、章炳麟、李烈鈞等人，也紛紛發(fā)表談話和宣言，指出“今日尚在革命狀態(tài)中”,“萬不可主張軟弱”,更“不應襲政客之浮談，作和平之甘語”,主張駐護國軍于北京，以保護國會^[22]。譚人鳳甚至不滿于軍務院“斤斤以復約法、開國會為詞”。他大聲疾呼：“約法乃一紙空文，必有武力盾其后，方能維持。況今之秉政者，仍是藐法犯法之人，約法安有效力？國會可用武力脅迫，前事具在，詎得一之已甚，遂不至再乎？”^[23]原進步黨黨務副部長孫洪伊也主張“軍事仍積極進行，必俟實行約法、國會、內閣完全成立始行停止”^[24]。正因如此，所以當海軍為反對段祺瑞頑固拒絕恢復舊約法和國會而宣布獨立時，既有黃興致電李鼎新表示祝賀于前，又有岑春煊宣布接受其為撫軍于后，與梁啟超等人的反對態(tài)度形成鮮明對照。
與此相聯(lián)系，護國陣營內部各派之間，因討袁戰(zhàn)爭而一度有所克制和緩和的矛盾和斗爭，也重又發(fā)展起來。梁啟超對此是早有思想準備的。還在1月27日，他就致函四川前線的蔡鍔說：“此時憂在亡秦，雖云艱瘁，然有公共之向心，尚可力圖搏控?！薄斑^此以往，則為演水簾洞、演惡虎村之時，決無我輩插足之地。惟有與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僰間，冀莊嚴此土為國人覓一遺種地耳?！?sup>[25]因此，袁世凱一死，他便提出了一個全面控制西南六省的計劃。當時的西南六省，貴州已完全是進步黨人的天下，廣西唯梁啟超馬首是瞻，云南唐繼堯雖別有野心，但進步黨人任可澄仍有相當潛勢力，需傾力相謀的實際上只是川、湘、粵三省。對于這三省，梁啟超的設想是以蔡鍔督蜀，戴戡督湘，兩廣陸榮廷、龍濟光對調。在他看來，“龍部悍將，惟陸能馭。龍雖顢頇，在桂則必就范”;而“蔡、戴穩(wěn)健，顧大局”,“中央既不能棄置不用，莫如以(之)安撫蜀湘，則四省問題皆解決矣”^[26]。為此，他一面建議段祺瑞舉行一次不包括國民黨人岑春煊、李烈鈞和地方實力派唐繼堯，而由他和馮國璋、王士珍、蔡鍔、戴戡、陸榮廷諸要人擇地直接會晤的善后會議，解決時局；一面指示他派往北京的私人代表黃群、范源濂力勸當局“垂采”其計，“告以羅致人才，真人才不能求諸好出風頭之輩”,“若亮儕(籍忠寅)、印昆(周大烈)、孝懷(周善培)、佛蘇(徐佛蘇)、幼蘇(陳廷策)等皆巡按妙選，得間不妨切實推轂。最好令黎、段訪才于我西南數(shù)省。軍民長官之調動，事前先與我商”^[27]。由此可見，梁啟超在千方百計排擠國民黨人。
當然，國民黨人也不示弱。他們聯(lián)合以孫洪伊為首的另一部分進步黨人，在與以段祺瑞為代表的北洋軍閥對立的同時，也與以梁啟超為首的擁段進步黨人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在西南，他們積極活動岑春煊督粵，譚延闿督湘。在中央，他們以曾任“袁家參政”為由，極力否定原眾議院副議長陳國祥和參議院議長王家襄的議員資格。甚至劉顯世、梁啟超先后于7月11、15兩日發(fā)表通電證明陳國祥確曾參預云南首義，“其賢勞堅卓，視從軍者未遑多讓”,王家襄也“與蹇(念益)、陳(國祥)及梁君善濟共事，同歷艱苦”后^[28],仍堅持認為“彼等以國會議長之尊而甘為違法機關供效奔走，是今日不受國會議員之信任乃一當然之事，將來即令不作附逆懲辦，而議員之不再信任亦陳、王當然應受之結果，不必代為辯護者也”^[29]。這使梁啟超十分惱火，他憤憤不平地說：“滬上黨人有專以排吾輩為事者，孫洪伊—派尤可惡?！?sup>[30]派別斗爭使雙方都陷入了是非敵友不分的地步。
至于地方實力派唐繼堯的注意力，則主要集中在四川。在袁世凱未死以前，唐對在四川前線與北軍浴血奮戰(zhàn)的蔡鍔是支持不夠的。增援之師，表面雖不能不答應，實際卻拖延不發(fā)，彈藥補給，蔡雖“迭電衷懇，究未照辦”^[31]。然而，當陳宧宣告獨立，護國戰(zhàn)爭勝利在望時，他的態(tài)度就迥然不同了。首先，他迅速在原先護國三軍的基礎上增編了四個軍：改挺進軍為第四軍，以黃毓成為總司令；將葉荃所率警衛(wèi)團、步騎團及新由云、順、緬招集的五千志愿兵編為第五軍，以葉為總司令；擴充張子貞、劉祖武第一、二師為第六、七軍，以張、劉為總司令。接著，他又命川邊滇軍二千人由披沙開抵普格，直逼四川寧遠。及“袁氏倒斃之后，于剛出發(fā)之軍，不惟不予撤回，反飭仍行前進，未出發(fā)者亦令克期出發(fā)”,并“與川軍啟沖突于寧遠矣”^[32]。這表明唐繼堯已成“獨立自割”的地方新軍閥，梁啟超的謀川計劃遭到他的抵制是必然的。
此外，護國陣營內部的矛盾和分裂，還明顯地表現(xiàn)在對待裁撤軍務院的態(tài)度上。關于軍務院裁撤時限，如前所述，早在其成立時就曾明確宣布過：俟正式國務院成立即行撤消。袁世凱暴斃后，撫軍長唐繼堯于6月10日又再次公電聲明，“現(xiàn)仍照此辦理”,并于同日致電梁啟超說，即使讓步，也需待舊約法恢復，段祺瑞重新組織經軍務院同意的臨時內閣后，方可先行撤消^[33]。但是，段卻借口“統(tǒng)一”,切盼早撤。據(jù)天津《大公報》報道，陜川等三省取捎獨立后，他就“要求撤消軍務院”^[34]。梁啟超起初是贊成唐繼堯意見的。14日，他曾致電天津蹇念益，對唐電所言表示同意^[35]。后因段祺瑞催撤日緊，特別是孫中山、黃興等人和集結在上海的國民黨議員“以國會為唯一武器，以軍院為唯一后援”,日益激烈地鼓吹排段，甚至繼續(xù)運動海軍宣布獨立，大有“不盡滅北洋勢力不止”之勢^[36],梁的態(tài)度才迅速發(fā)生了變化。28日，他通電獨立各省說：“軍務院宜亟圖撤廢”,“若此機關久存，非惟我輩倡義本心不能自白，且恐有人假借名號，生事怙亂，將來反動之結果，轉助復辟派張目”,“鄙意宜各省聯(lián)名將舟公(劉顯世)巧電所主張徑電中央，請以明令改組國務院，任員署理，軍院即行宣告撤廢”^[37]。7月1日，北京政府宣布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的第二天，他又致電獨立各省，表示“我輩要求已達，軍院宜立即宣言撤廢”,并擬撤廢電文一通，要求“即日由滇拍發(fā)，用撫軍全體署名”^[38]。
在梁啟超的鼓動下，7月2日，浙江都督呂公望首先通電響應，“請即由唐撫軍長用軍務院全體撫軍署名，宣告撤消軍務院”^[39]。6日，蔡鍔復電梁啟超，同意在撤消軍務院通電上“附署賤名”。8日，陸榮廷也回電說：“任公先生所擬宣言電稿，最為妥協(xié)，廷極贊同。即請由唐督拍發(fā)，附列賤名為盼?！?sup>[40]并于11日與陳炳焜聯(lián)電唐繼堯，請“領銜聯(lián)名通電京省，將軍務院刻日撤消，使國權統(tǒng)一，恢復和平。庶外系友邦之觀聽，內息異己之釁隙，俾吾輩光明正大之行動，昭示天下”^[41]。至于劉顯世，他本來就是主張速撤軍務院的。于是，在軍務院內部很快就形成了一個以梁啟超為首的頗為強大的“速撤”派。
但是，唐繼堯、岑春煊等卻不接受梁啟超的旨意。7日，唐復電梁，表示“擬正式閣成始撤軍院”^[42]。12日又致電岑春煊、陸榮廷說：“頃得梁新會電促即取消軍務院，現(xiàn)在約法、國會但已恢復，〈既〉內閣亦經改組，本擬照辦。惟閣員尚未就職，因未經國會同意，尚非正式成立，若即取消，恐不免發(fā)生困難問題，轉有異詞?！贬敿磸碗娰澇扇浴白允貤l例，不必取消”^[43]。其間，唐繼堯還以“軍務院尚未取消，則名義所存，自未可一日而沒”為由，公然致電岑、梁各撫軍，推薦四川護國軍總司令劉存厚為撫軍^[44]。唐、岑反對速撤軍務院，并非如梁啟超所說，是“受人運動”。除段祺瑞獨斷獨行，重組臨時新閣閣員未如唐繼堯所要求的那樣，預求軍務院同意，損傷了他們的體面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和他們“個人之權利加減”有關。唐繼堯自恃有“首義勛勞”,理應在新政府中占有相應位置。岑春煊身居撫軍副長，代攝撫軍長職務，年高望重，正作著“副總統(tǒng)”的美夢。軍務院乃是他們加減個人權利的砝碼，當然不能撤消。
同時反對速撤軍務院的還有黃興、譚人鳳、章炳麟等人，也就是梁啟超說的所謂海上政客。7月3日，被袁世凱軟禁多年剛剛由北京回到上海的章炳麟致電岑春煊說：“近聞道路傳言，有取消軍務院計畫，斯事若行，則民氣挫折，而奸回得志，元首等于贅旒，國會受其蹂藉。公瞻言百里，當為全國生民請命?！?sup>[45]后他又急匆匆地趕往肇慶，面責李根源：“余孽猶存，段氏專恣，大難未已，何其輕于收束如是？”^[46]黃興也再三呼吁：“凡屬于正義派之人，宜結合為一，進而推之于前，以為國內勢力之中堅，不致使非正義派仍有恢復舊勢力之一日?！?sup>[47]不指名地批評了梁啟超一派的分裂行為。譚人鳳更痛心地指出：“此次又成一不痛不癢之收場，敢決其長治久安無事杞憂乎？竊以為未必也?！?sup>[48]他們從辛亥革命的慘痛失敗中得出了正確的結論，但由于不握有任何實際力量，終究還是未能阻止梁啟超等人謀求裁撤軍務院的活動。
梁啟超為達到速撤軍務院目的，首先是否認他先前倡導的由“獨立省份會派專員與北協(xié)商”的善后會議，以使軍務院失去存在必要。6月27日，他致電獨立各省說：“鄙意前議似可作罷，別由各省、前敵各軍各自與中央交涉，反為有益實際。”^[49]并單獨電請劉顯世倡議否認此舉。關于否認此舉的目的，他在同日給陸榮廷、陳炳焜的電報中說得十分清楚：“此議既罷，則軍院宜謀速撤。”^[50]劉顯世接電后，當即通電獨立各省，倡言“總代表之議，似可作罷”^[51]。其次，梁啟超還一面敦請段祺瑞恢復約法，召集國會，組織新閣，對南方速作適當讓步，以造成他向南方促撤軍務院的口實；一面極力散布段深以未統(tǒng)一為憂，對外頗有難處，如日、俄新約及銀團勸美加入等事、任命督長等令，“不先求軍院及本人同意，誠可議，然實緣手忙腳亂，非有惡意，即前次任閣員亦然。且各事非盡出自段，若有咎，黎亦當分任”,“其舉措間有失當處，乃識力不足……安可以待袁者待之”^[52]?等等，企圖借此騙取唐繼堯等人同意速撤軍務院。最后，梁啟超親電岑春煊、唐繼堯，說什么“窘斃中央需一月者，未半月而我先已自窘斃”,今若不毅然撤消軍務院，即將“生反動、續(xù)戰(zhàn)禍、召外寇”,等等^[53]。除這些危言聳聽之詞外，他還發(fā)動陸榮廷、陳炳焜、劉顯世等人同時向岑、唐施加壓力。6月27日他首次提出速撤軍務院后，隨即致電陸、陳，請“聯(lián)各撫軍一致主張”,并“勸西林(岑春煊)認真急流勇退”^[54]。7月13日，他又電陸、陳：“中央舉措雖多不滿人意處，然各方面利用軍院名義行種種罪惡者，實大有人在。望兩公更以己意警告蓂公(唐繼堯)勿代人受過?！?sup>[55]并于同日電示劉顯世“聯(lián)桂蜀警告蓂”^[56],以造成岑、唐獨力難抗的局面。
與梁啟超等人軟硬兼施，壓迫唐、岑裁撤軍務院的同時，北京政府也部分地接受梁啟超的要求，對南方采取了有限的調和、折中和分化瓦解政策。7月6日，黎元洪申令各省督理軍務長官改稱督軍，民政長官改稱省長，廢除將軍、巡按使名稱，但也不規(guī)復“都督”名義，并同時公布了各省督軍、省長任命名單，唐繼堯、陸榮廷、陳炳焜、劉顯世分別任為云南、廣東、廣西、貴州督軍。數(shù)日后，消息傳到云南，唐繼堯見個人地位有了保證，而梁啟超、陸榮廷等又紛紛催促他領銜撤消軍務院，于是便順水推舟，不經岑春煊等人同意，徑領銜暨岑春煊、梁啟超、劉顯世、陸榮廷、陳炳焜、呂公望、蔡鍔、李烈鈞、戴戡、李鼎新、羅佩金、劉存厚十三人名義，于14日發(fā)表軍務院第六號布告，宣布“今約法、國會次第恢復，大總統(tǒng)依法繼任，與獨立各省最初之宣言適相符合。雖國務員之任命尚未經國會同意，然當此閉會時，元首先任命以俟追認，實為約法所不禁。本軍務院為力求統(tǒng)一起見，謹于本日宣告撤廢，其撫軍及政務委員長、外交專使、軍事代表均一并解除”^[57]。但是，他后來解釋提前撤消軍務院的原因時，卻只說“政府切盼統(tǒng)一，梁任公再四敦請，而浙桂黔均先表同意，西林亦有請將李總司令鼎新加入取消之電。此間素顧大局，毫無成見，遂毅然從權于寒日通電撤消”^[58]。這里顯然只說了事實的一半，而隱瞞了更為重要的另一半。同日，段祺瑞下令懲治帝制禍首，以敷衍南方各省。
岑春煊本不自由，在此形勢下就更加獨木難支了^[59]。25日，他復電段祺瑞說：“軍務院建置之初，本一時權宜之計。方茲約法恢復，國會重開，我公鞏固共和，天下宗仰，況于組織新閣，延攬名賢，物望咸歸，國命有托，傾誠擁護，固天下之公心，國賴老成，尤鄙衷所私幸?！?sup>[60]表明他已默認唐繼堯領銜宣布的既成事實。同日，中華革命黨也奉孫中山諭通告各支分部：“破壞既終，建設方始，革命名義，已不復存，即一切黨務，亦應停止?！?sup>[61]到此為止，無論從哪方面說，護國戰(zhàn)爭都以護國軍的妥協(xié)而最終結束了。而在促成這種妥協(xié)中，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人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