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杰姆遜著，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本書被公認為作者思想成熟時期的代表著作，在這本書中，作者已經提到“后現代主義”一語。雖然尚未如他后來（80年代中期）那樣展開后現代主義文化批評，但是作者已經在后結構主義者德勒茲與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見“德勒茲”）一書中明確意識到，“反對解釋”是后現代主義文化要義所在。因此本書針對性地論述了馬克思主義解釋的基本原則，從對盧卡奇與阿爾都塞的批判性闡發(fā)與綜合中，提出馬克思主義解釋學“去神秘化”、“非面具化”的功能和使命，并旗幟鮮明地要在后現代主義“多元化”中為“馬克思主義解釋學的優(yōu)先權”一辯。
這是全書六章中帶有總論性的第一章“論闡釋：文學作為一種社會行為的象征”的主要內容。在這一章中，作者具體地展開了本書前言中的命題“總是歷史化”，論述了馬克思主義解釋學的基本原則，即把唯物主義觀點貫穿到“歷史化”這一“超歷史”的“辯證論斷”中去，重申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階級分析的原則，鮮明而尖銳地指出：“一切闡釋最終都是政治的”，并認為這一闡釋之所以有“優(yōu)勢”，在于它所具有的“穿透性”，決定其不是對于現代之“多元”的闡釋方法的一種附加的從屬的方法，而是作為“所有閱讀和所有闡釋的絕對的視界”。然而關于階級斗爭的政治的敘述在浮出于歷史表面的本文之中，卻被“壓制與隱埋”，這才有“政治無意識”的問題，這也相當于阿爾都塞的“結構的因果律”中經濟作為“不出場”的決定論因素。政治無意識問題，在資本主義發(fā)展到現階段更加突出，這就是在本文闡釋中被極端擴張的主體性。杰姆遜指出，克羅齊的“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格言被曲解為：主體把自己“在認識論的起端當作歷史本身在時間上的起端”，所以才會有如羅蘭·巴爾特在《S/Z》中對巴爾扎克的闡釋操作。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與現代—后現代非社會歷史觀之間，在本文闡釋上的區(qū)別正是資本主義個體人的主體性過分夸大所造成的。這種個體主體性夸張的結果是對社會歷史對個人的規(guī)定性的“不自覺”，也就是“政治無意識”。從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而言，能夠從資本主義對人的這種超歷史超社會的“強制”下解放出來，才能認識這種必然，上升到自由王國，從政治無意識到自覺的政治闡釋。
第二章“魔法敘事：文類批評的辯證利用”是作者發(fā)表于1975年《新文學史》第7卷第1期的一篇題為《魔法敘事：作為文類的羅曼司》文章的改寫，旨在對種種非馬克思主義闡釋模式，如弗雷的神話原型、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弗洛伊德等進行了分析批評，其所謂“辯證利用”，就是進行“歷史化”處理，即將這些“非歷史化”的學派納入歷史之中梳理它們的來龍去脈。文類批評雖然是本世紀興起的一種形式的批評，杰姆遜認為即使純形式本身也有其發(fā)展變化的歷史，而且這個歷史并不是獨立于整體文學史與社會生活史之外的，指出弗雷把類型化的原型敘事與文學史中特定敘事視為一統，卻使弗雷“接納一種同歷史唯物主義的特別關系”。作為文類批評對象的兩者：敘事本文以及對于文論包括概念和范疇的研究的歷史本身，都是有其歷史的，并且它們的出現都反映出某種歷史的必然。包括語義學和結構主義，“它們不是純哲學選擇或憑空選擇的結果，而是客觀所決定的”。我們理解上述的兩種文類批評方法，我們擇一而從之，是哲學的選擇，而在現實中就是這兩種在言語上相矛盾的策劃，“這里是已經發(fā)生的”，也就是“被客觀決定了的”。作者還通過具體作品，如《紅與黑》、《呼嘯山莊》等來論證，大凡形式主義的敘事模式，如“二項對立”、“神話原型”之類都是從具體文學史中的敘事作品中抽象出來的，當把它們作為公式用之于說明具體敘事作品時往往陷于簡單化而捉襟見肘。
作者把他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化的闡釋原則貫穿在對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具體闡釋之中，這就是第三至五章的內容。在“現實主義與情欲：巴爾扎克與主體問題”中，作者通過對巴爾扎克的作品，如《老處女》、《攪水女人》中的人物的情欲，論述了“作者傳記”、“白日夢”、“希望實現（欲望滿足）”這些看來是“純私人”生活體驗的東西與社會經濟政治因素之間的關系。第四章則是通過英國被稱為“經驗小說”作家喬治·吉辛（1857—1903）的作品分析論述了作為社會群體心理之“怨憤”與“意識形態(tài)元”的關系以及“小說的文類不連續(xù)”問題。對約瑟夫·康拉德小說的分析，杰姆遜發(fā)掘出現代主義的“英雄”與“反英雄”、“物化”與“理性化”，并論述了現代主義的價值觀念等問題。全書的末章是結論性的，論述了烏托邦的辯證法與意識形態(tài)問題。
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尚未展開他后來（80年代中期）作為“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后現代主義文化批評”，但資本主義文化分期的基本原則已經顯出端倪，并為后現代主義文化批評奠定了馬克思主義解釋學的基本原則。因此這部著作上承作者70年代的《語言的囚牢》、《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下啟《后現代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其后現代主義文化批評就是把業(yè)已確立的原則用之于描述后現代文化現象而已。
然而，美學的因素與政治符號之間的關系仍然是杰姆遜馬克思主義解釋學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作者在這本書中并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