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滲透日益加深，唐宋之際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逐漸成為中國學術思想發(fā)展的主流，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理學構成了近千年中國思想發(fā)展的總畫面。
宋代理學家復興儒學，吸收并利用了大量佛教與道教的思想內(nèi)容。宋代興起的新儒學，也就是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都在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了思想體系。在儒家立場上實現(xiàn)“三教合一”是這個時期大多數(shù)理學家所走的共同道路，盡管大多數(shù)理學家在表面上反佛，但暗地里卻都“出入于釋老”。宋儒建構的理學思想體系無不以佛教的心性論為其重要的理論來源。
但大量吸取佛教思想的理學家們除了楊簡和真德秀等極少數(shù)人之外，卻又大都站在儒家正統(tǒng)的立場上反對佛教，特別是對佛教的出世主義與虛無主義加以排斥。當然，他們反佛的角度和側重點是各有不同的。
宋代的排佛論者中，歐陽修是最主要的人物之一。他讀了韓愈的《原道》以后，很贊同韓愈對佛道的批判，并著《本論》上中下三篇，以儒家倫理為武器，激烈地排斥佛教，還對唐宋以來的三教一致論提出批評，認為這種觀點助長了佛教的泛濫。歐陽修主張以儒家的禮義來抵制佛教，認為“禮義者，勝佛之本”。歐陽修后來在修《新唐書》、撰《新五代史》時，進一步發(fā)揮了排佛的意趣。例如在《新唐書》中刪除了《舊唐書》中數(shù)百處有關佛教的記載，并頌揚排佛者，而對崇佛者則加以貶斥。歐陽修的反佛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李覯等人著說隨聲附和，造成了一定的排佛聲勢。而佛教徒也不愿處于被動挨批的地位，他們紛紛著說加以反駁，例如活躍于宋仁宗時代的禪宗云門宗著名僧人契嵩所寫的《輔教篇》三卷就是針對《本論》三篇而作的。另外還有張商英作《護法論》,力主儒佛道三教并存，劉謐著《三教平心論》,強調(diào)三教缺一不可，而佛教殊強。
如果說歐陽修還只是停留在韓愈以來的以儒家倫理反對佛教，以儒家道統(tǒng)排斥佛教，那么，張載則是進一步從哲學理論的高度對佛教進行了批判。張載以氣一元論的本體論批判了佛教的緣起性空論和“以心為法，以空為真”,以氣的聚散變化駁斥了佛教的“寂滅”論和“受生循環(huán)”的輪回論，從而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從理論上對佛教神學唯心主義理論進行深入批判的思想家。
理學大家二程也是主張排佛的。程顥曾從教理和實踐兩個方面來批評佛教，他不贊成佛教“以萬有為幻妄”的觀點，并認為佛教有違人倫的行為(跡),就在于其道為非，因為跡自道出，反對所謂的佛教“道是跡非”的觀點。程頤也曾對佛教的“以理為障”和坐禪入定等提出批評。
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對佛教的攻擊也可謂不遺余力。他以天理人倫說對佛教的心性論和空無說進行了多方面的批判，并揭露佛教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剽竊”。他認為，佛教“只見得個空虛寂滅”、“至禪則義理滅盡”。他特別攻擊了佛教對倫理綱常的背棄，認為“釋氏只見得個皮殼，里面許多道理他都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為幻妄”(《朱子語類》卷九四)。
心學大家陸九淵也曾以“義利”(或“公私”)來判別儒佛兩家，認為“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回，有煩惱，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故日利日私”,全不像儒家那樣，從天道、地道和人道的一致性出發(fā)，曰義曰公，注重綱常名教。他從倫理關系上對佛教提出了指責。

宋王安石書《楞嚴經(jīng)旨要卷》

其他如楊時、謝良佐、張南軒等重要的理論家，也都程度不同地從不同的方面提出了排佛論。但是，在“三教合一”思潮的影響下，即使那些標榜反佛的理學家們在思想上也幾乎無一例外地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響?！胺簽E于諸家，出入于釋老”,成為濂、洛、關、閩各大家著書立說、創(chuàng)立學派的共同經(jīng)歷。這是由佛學具有比儒學更強的思辨性等特點決定的。
宋儒對佛教的研究和吸取，重點在禪學。正如二程所說的“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未有不歸于禪也”(《二程全書》卷一○)。宋儒引禪入儒，將禪宗的心性論與修行方法吸收到儒學中來，使宋代儒學在很大程度上佛學化、禪學化了。二程曾指出：“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釋氏矣！”(《二程全書》卷一五)朱熹也承認說：“今之不為禪學者，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朱子語類》卷一八)
理學的開山祖周敦頤生活在禪宗盛行的年代，與禪僧有著密切的交往。在他為官以前，就向潤州鶴林寺壽涯學過佛教。當官以后，又跟黃龍山慧南與祖心等禪師參禪。四十歲時，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路過江州，愛“廬山景物之盛，因筑書堂于其麓，堂前有溪，清潔紺寒”,周敦頤就借用故鄉(xiāng)濂溪之名，為書堂取名為濂溪。周敦頤在廬山與東林寺常總禪師也往來甚厚，他自稱“窮禪之客”,在思想上也受到禪學的影響。他的“無極而太極”說最后落實到“無欲”、“主靜”的“立誠”說，顯然融進了佛教的心性論與修行方法。
二程雖主張排佛，卻又認為“釋氏之學，亦極盡乎高深”(《二程全書》卷一五),他們都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據(jù)說，程顥十五、六歲時就開始研究佛教，他與程頤一起投師于周敦頤門下學道，不得要領，后出入于佛老幾十年，再學《六經(jīng)》,才漸有所獲。程頤自稱為醇儒，不曾看莊、列、佛等書，但事實上，他也曾遍訪禪師，探究佛法。他與黃龍山靈源惟清禪師書信往來，甚為相投，并對禪家的“不動心”贊嘆不已。程頤還對佛教修習的戒、定、慧“三學”十分欣賞。他“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二程全書》卷三七),自己也身體力行，常冥目靜坐，從而引出了類似禪宗二祖慧可“立雪斷臂”的“程門立雪”的故事流傳于世。據(jù)《宋元學案》卷一五載，在一個下雪天，程頤的學生楊時和游酢去謁見程頤，見程頤正在瞑目靜坐，他們不敢驚動，便站在一邊。當程頤睜開眼睛招呼他們時，“則門外雪深尺余矣”,大白天如此長時間的靜坐，顯然是在效法佛教禪宗的入定。
二程學佛的目的，在于引佛入儒，建構新的儒學思想體系。他們高揚“天理”,力主“性即是理”,并強調(diào)“天理”與“人欲”的對立，主張通過“思”、“敬”等內(nèi)心的修養(yǎng)工夫來“窒欲”而恢復天理，這種學說受佛教的心性論和僧侶主義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

譚嗣同《仁學》

激烈排佛的朱熹對佛教的融合吸收更是諸人共知的事實，在本體論上，他的“理一分殊”與華嚴宗的“四法界”,他的“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與禪宗的“一法遍含一切法”,理趣完全一致。在修學方法上，他積習貫通，由逐日的格物而至”一旦豁然貫通……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大學章句》),則純是禪宗北宗漸修頓悟論的翻版。在道德修養(yǎng)論和修養(yǎng)方法上，朱熹的“革盡人欲，復盡天理”與“居敬窮理”,也與二程一樣，明顯地打上了佛教思想與方法的烙印。朱熹自己也曾感嘆地說，佛教的“克己”,“往往吾儒之所不及”(《朱子語類》卷二九)。
至于陸九淵思想的近禪，早在宋代就已經(jīng)有人指出了這一點。陸九淵從“心即理也”出發(fā)，強調(diào)“先立乎其大者”,即先識本心，認為本心乃天之所以予我者，本心的自我覺悟就是道德的自我完成，就能“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達到“內(nèi)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同上，卷三五)之境，對照禪宗南宗所主張的人人皆有佛性，“自識本心，自見本性”(敦煌本《壇經(jīng)》第一六節(jié)),就能“一剎那間，妄念俱滅”(《壇經(jīng)·般若品》),達到“內(nèi)外不住，來去自由”(《敦煌本《壇經(jīng)》第二九節(jié))的解脫之境，兩者如出一轍。
即使是反佛的理論戰(zhàn)士張載，也曾“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宋史· 道學傳》)。他在人性論上區(qū)分了天地之性與氣質(zhì)之性，要人通過“變化氣質(zhì)”而反歸天地之性，并認為，“不萌于見聞”的“德性之知”能達到”視天下無一物非我”(《正蒙· 大心篇》)之境，這種思想顯然受到了禪宗凈妄之心與明心見性思想的影響。由此可以見得宋儒受佛學影響之深與廣。所謂“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佛老”(全祖望《鮚亭集外編》卷三一),實非埼夸張之悟。
宋儒的援佛入儒，使宋代儒學帶上了濃厚的佛教色彩。佛教，特別是禪宗的心性論及其宗教修養(yǎng)方法，成為宋代儒學的核心，乃至“向者以異端而談禪，也尚知禪學自為禪，及其以儒者而談禪，也因誤認禪學即為儒學”(《宋元學案》卷八六)矣。但不可否認，宋儒的援佛入儒，豐富了傳統(tǒng)儒學的內(nèi)容，促進了傳統(tǒng)儒學的更新發(fā)展，如果沒有佛學，很難設想會有理學這樣的學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