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

噫！ 近世之君，姑勿責(zé)于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 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 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于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 不果于用禮而果于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zhèn)。此其弊皆始于不為之禮。賈誼曰： 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于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則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有事，朝庭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于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后可以責(zé)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zé)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于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 宰相利其君之不責(zé)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其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蘇洵在北宋的政壇上名聲不大，他沒做過什么大官，雖當了幾天的秘書省校書郎和霸州(今屬河北省)文安縣主簿。并且常常埋頭寫作，不大理政務(wù)。以政治態(tài)度而言，蘇洵不如司馬光等那樣因循守舊，常有些改革的主張。盡管他沒有參議大事的機會，卻愛從“治國平天下”的大局著眼，喜歡縱論古今，他在他的重要著述《論衡》、《權(quán)書》、《幾策》中、圍繞國家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弊病，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任相》、《御將》、《養(yǎng)才》等等，便是這類的文章。

《任相》議論的是如何任用宰相的問題。這篇文章運用對比論證的方法，寫得層次分明、鮮明透徹，頗有說服力量。全文分為四層論述。

首先，強調(diào)任相的重要性?！肮胖朴^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這個開頭簡單明確，立刻把“相”的重要性點了出來。國家是什么樣的國家，只要看看宰相是什么樣的人就行了。一滴水能映出太陽的光輝，一個宰相就能斷定國家的面貌，“相”與“國”并提，宰相的地位便不言自明了。蘇洵的文章很少單純正面論述的，他常常采用辯駁的方式，從辯駁中來闡述自己的觀點，《任相》也如此。他抓住有些人關(guān)于“將與相均”的說法，加以辯駁說明。他先用“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侔，并列，相比的意思。)為什么？蘇洵提出兩點理由。國有征戰(zhàn)才有將，相呢？“不可一日輕”。另外，“相賢”，“將亦賢矣?！毕喾?，將賢，“相不賢”，那么，“將”卻不能去掉不賢的相。這是第一層，在將相的對比中，闡明“相”的重要。而且從駁“議者”方式進行，故顯得有力，具有論辯性。第二層論述“任相之道”。還是與任將對比論述。“將”的特點是“多才”。有的將“頑鈍無恥”，不是每個將都是“節(jié)廉好禮”的，因此，對“將”不必優(yōu)以禮貌?！睂⒎噶隋e誤，也不要用“常法”去要求。為什么呢？因為將的常態(tài)是“豪縱不趨約束者?！辈⒁詽h武帝對“將”的事實予以證明：“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大將軍即衛(wèi)青。《史記》記載：“上踞廁而視之?！睅?，床邊的“便桶”也，漢武帝坐在“便桶”上同大將軍說話，很是隨便，蘇洵認為這是“輕視”。其實，漢武帝當時如此，恐怕是因病，但遇事又急，是莫可奈何的失禮。李廣利也是漢武帝時將軍，漢武帝寵姬李氏的哥哥。武帝想封之為侯，拜李廣利為貳帥將軍去攻打大宛，希望攻下貳師城后，掠奪當?shù)氐暮蒙?，故任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后來，因李廣利有功封為“海西侯”。李廣利攻破大宛后，“侵殺士卒”，武帝對他沒加問罪。蘇洵認為這是不以“常法”御將。其實，從漢武帝而言，恐怕是因李廣利是國戚，因而枉法優(yōu)容。這里，蘇洵如此運用歷史資料，顯然是“以史為我用”的結(jié)果。故此，蘇洵以漢武帝對待衛(wèi)青和李廣利的故事來證明對“將”不必優(yōu)以禮貌”，將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也就不能說是沒道理的了。那么，“任相”與“御將”不同，因宰相一定是“節(jié)廉好禮者”，所以“接之以禮而重責(zé)之”。這一層，提出“任相”的方法： 一是以禮去尊重他； 二是以“重責(zé)”去控制他。

第三層用古代天子對宰相的使用事實來證明自己總結(jié)的方法。在古代，宰相去謁見天子，天子要站起來； 在道上碰見了，天子要下車； 有病，天子要親自去問候； 死亡，天子要親臨吊唁，對宰相禮遇親厚之至。宰相有了過錯，也不應(yīng)偏袒。如天地大變，天下出現(xiàn)重大差錯，那宰相“以不起聞矣”。宰相不能稱職，只一道詔書，就能罷免成為平民百姓。宰相有其他過失，用輛小馬車就可送他回去思過。“禮”與“責(zé)”的關(guān)系是相互依存的，平日敬之以禮，那么，他有過失，即使重責(zé)，因此他也會沒有怨言。責(zé)罰得重，然后以禮待之，也不能說是過分。如果責(zé)罰輕，禮待重，宰相就會疲塌，不肯約束自己。所以，用“禮”是籠住他的心，用“重責(zé)”就是防止他怠惰，“禮”與“責(zé)”互用，宰相就會忠心耿耿于朝庭而不惜犧牲個人的私利。接著，借漢文帝四年，將絳侯周勃下獄，賈誼發(fā)感慨的事實，感嘆賈誼若生于近世，還不知該怎么樣呢。因為漢文帝對將相總的來說是“以禮待之”。即使將周勃投之于獄，不久就赦免了他的罪。蘇洵是感嘆他那個時代，皇帝對宰相的態(tài)度遠遠沒漢文帝好。論證到此，可能有人會問： 天子對宰相為什么如此呢？是因為宰相比天子高明嗎？ 蘇洵慮及于此，予以澄清。他用湯、武禮敬伊尹、太公為例，指出商湯、周武的德行，連小孩子都知道他們是圣人。但伊尹、太公仍然受到禮敬，這不是因為伊尹、太公比湯、武高明。而是因為表示對宰相的尊重，使宰相有權(quán)有威，能指揮上下，謀定國事。所以，禮敬宰相，不在于君主是否比宰相有能力，而在于對宰相如何任用。這樣，論述便自然嚴密而無漏洞了。

蘇洵的文章往往針對時弊而發(fā)，所以，《任相》的第四層則褒貶現(xiàn)實了。

“近世之君”、見宰相不起立，在道上不下車，天子坐殿，宰相與百官一樣，由掌儀官直呼其名，像郡守召喚吏胥。宰相也是臣下，從這點說，天子如此對待宰相并不過分。但從尊尊、貴貴的規(guī)矩來說，這樣對待宰相卻是輕慢了。接著，蘇洵深入議論道： 平日不能待之以禮，那么，有了問題也不能用法去處治宰相。為什么呢？ 不用禮，光用刑，就不能使人心服。按“法”而言，犯了什么罪就要用什么刑，一直到罷免其宰相的職位。如果犯了什么罪，而不加相應(yīng)的刑，只是削一級官，還可以到地方任藩鎮(zhèn)，這弊病不是由于用了刑罰，而是由于沒有用“禮”。蘇洵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用了兩個論據(jù)： 一是引證賈誼的話； 二是用歷史事實。賈誼說，“中罪自弛，大罪自裁?！卑吹览碓撨@么辦，但是別人不殺自己，誰愿意自己殺自己呢？也就是說，人君平日沒用禮待宰相，宰相有過失，也不會自己處罰自己。只有人君以禮待之，臣下才會“有所不為”。歷史事實，還是漢代的。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武帝常常光著頭，不戴帽子接見公孫弘，這是失禮的表現(xiàn)。因此，當天下有事，朝庭驚憂，有石慶這樣的人出現(xiàn)就不足為怪了、石慶為內(nèi)史，他是石奮之子。漢景帝時，石奮及其四子都食俸二千石，故號石奮為“萬石君”。他們的特點就是無比的恭謹。到武帝時，趙綰、王臧獲罪，太后認為儒者文多質(zhì)少，只有萬石君不說話，只做事，便命石慶為內(nèi)史，石建為郎中令，他們在皇帝身邊，遇到該諫諍的事，一定要屏退旁人，才肯開口，如果在殿堂上，卻都裝出連話都說不出來的樣子，因此受到武帝的寵信。這其實是種不正常的現(xiàn)象，所以不正常，是由于武帝沒待之以禮的結(jié)果。蘇洵再次強調(diào)一定要先待之以禮，然后才能責(zé)之以法。待之以禮而受者不效力報答人君的，重之以責(zé)而受者不自勉以求保全身命的人，天下是沒有的。人君與其傲然在上，不禮遇宰相，妄自尊大，不如讓宰相自覺地報效朝庭。宰相覺得人君不責(zé)自己便猛求私利，怎能比得宰相害怕責(zé)罰因而自我警惕呢？世界上沒有躲開好處而去找例霉，遠離幸福而求取災(zāi)禍的人啊！

《任相》在后面兩層里，將古之天子與今之人君對比，展開論證，相比之下，孰優(yōu)孰劣，自然鮮明。這正是對比論證的第一個好處。同時，前邊用“任相”與“御將”對比，后邊用古今人君對比，論證起來，層次也顯得格外清晰，這篇文章也象蘇洵的其他文章一樣，大處著眼，反復(fù)辯詰，這與對比手法的運用有關(guān)，因為對比總是兩兩平行的，平行中自然包含反復(fù)，這樣，反復(fù)是從對比中來的，故不顯重復(fù)。讀者多讀幾遍原文，這些特點便不難發(fā)現(xià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