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

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

蘇軾和歐陽修是忘年之交。沒有歐陽修的提攜、很難想象后來的蘇軾將是什么樣子。歐陽修在潁州病逝后，蘇軾曾作《祭歐陽文忠公文》，哭于歐陽公舊友孤山僧惠勤的僧舍。此后蘇軾不斷為歐陽公文章作敘寫跋，追憶這位前輩的德業(yè)文望。元祐六年(1091)蘇軾知潁州，從歐陽棐(歐陽修子)那里得歐陽修詩文七百六十六篇，并為其文寫了這篇敘言。在這篇敘言里，蘇軾從儒家道統(tǒng)論出發(fā)，著重說明孔孟思想的歷史作用，批判了楊墨、申商、韓非之學，特別指出孟子可以配禹之功。蘇軾又指出韓愈接續(xù)孟子，而歐陽修接續(xù)韓愈，在北宋的思想文化運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文章的后半部分對歐陽修的道德文章做了綜合性的評價。

《〈居士集〉敘》的某些提法在當時已經(jīng)盛行，經(jīng)蘇軾之文而傳諸后世。如：“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痹栐凇渡蠚W陽學士第一書》中說：“韓退之沒，觀圣人之道，固在執(zhí)事之門矣?！边@些提法無疑是正確的。蘇軾又指出：“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意在說明歐陽修文學的師承淵源，除“詩賦似李白”稍值商榷，其他都較準確地概括了歐陽修文風的突出特色，成為文學史上一向公認的定評。蘇軾還說：“宋興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jīng)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彼纬跷母癖叭?，曾有不少人倡導革新，但直到歐陽修才形成高潮，文風大變，這倒不是“非天其孰能使之”的神力之助，而是作家的文學才能適應文學發(fā)展的客現(xiàn)要求的必然產(chǎn)物。雖然蘇軾沒有看清這一點，但他結(jié)合北宋的現(xiàn)實情況，從道德文章和獎掖后學兩方面，肯定了歐陽修的歷史功績，所論還是客觀公正的。

《〈居士集〉敘》是一篇論說體散文，它的最顯著的藝術(shù)特征在于，采用博古通今、探源尋流的論證方法，按照歷史時間的順序，從先秦孔孟，到唐宋韓歐、逐層地展開論述。其取譬也豐，其述意甚曲，行文于九曲回腸后亮出雄麗富贍的本色。古人說的“蘇如潮”在這篇文章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第一，氣勢壯闊；第二，漲落有致。

“夫言有大而非夸”，是本文反復申說的論點。實際上，蘇軾對歐陽修的一系列評估，就是“言有大而非夸”，但他宕去得很遠，先從孔子的“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和孟子的“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開始證明。又生發(fā)出兩條論證的線索：“達者信之”，當是東坡自詡；“眾人疑焉”，構(gòu)成開闔文意的樞扭。于是，“文章之得喪，何與于天？而禹之功與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這是“疑”的反詰。接著，從正面駁難“疑”，“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俱，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用了兩個論據(jù)，帶出“疑“的“不知”之謬。旋即轉(zhuǎn)向反面，”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 上之人僥幸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quán)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這是“疑”“言有大而非夸”的惡果，達者能不信之？ 行文猶如峰巒起伏，揚孔孟、抑楊、墨、申、商、韓非之學的立意，于波折中溢出。然而，以先秦諸子為論據(jù)證明“言有大而非夸”似乎還不夠豐富圓滿，于是又牽出“秦以是喪天下”，按照時間順序往下宕。有力的證據(jù)是“陵夷至于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惫们也徽撎K軾歷史觀的偏頗之處，僅就作文而言，得出“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的結(jié)論，再次強調(diào)孟子之功可以配禹，從而徹底擊倒“疑”的反詰，回到“信”的出發(fā)點，“言有大而非夸”便站穩(wěn)了腳跟。蘇軾作文“常行于所當行”，只要意猶未盡，筆勢就如同潮水一般繼續(xù)朝前推進?！胺角刂吹弥疽?，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 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鼻懊媸菍φ鎸嵉臍v史的評論，在這里置一假設(shè)，多一道彎，立論又深化一層。然后從冷處橫插妙筆：“使揚、墨得志于天下，其禍豈減于申、韓哉？”原來誅申、商、韓非之陋，討勝、廣、劉、項之禍，都是把網(wǎng)撒出去，用來捉“雖以孟子配禹可也”這條大魚。要想甜，加點鹽，欲擒故縱，“言有大而非夸”的論點終于呈現(xiàn)出鮮亮的七彩。文章到此可以休止了嗎？ 非也。蘇軾又援引司馬遷的一段“太史公曰”，說明“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杰之士不免者，況余人乎”的道理，把“眾人疑焉”這條線索解消了。照顧前情，論證周密。

既然是博古通今、探源尋流，“言有大而非夸”的話還要繼續(xù)說下去。于是，以“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為論據(jù)，略寫自漢以來“道術(shù)不出于孔氏”的悲劇?！拔灏儆嗄甓蟮庙n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更是連論據(jù)都沒有的略寫。筆墨精練，剪裁得法?！段男牡颀垺ふ魇ァ菲疲骸肮手甭允庑?，隱顯異術(shù)； 抑引隨時，變通會適?！碧K軾深得要領(lǐng)。接下來書歸正傳，“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歐陽子”。文章也從論辯轉(zhuǎn)為說明。表彰了歐陽修“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的偉岸，“天下翕然師尊之”的德望； 又陳述宋興七十年的文弊和歐陽修“救時行道”的歷史功績。條陳細密暢達，客觀中理，仍不失“言有大而非夸”的宗旨。由于《<居士集>敘》是一篇給死者的文章德業(yè)作總結(jié)的文字，為了避免溢美之嫌，作者才以“言有大而非夸”為文眼，排惑解難；又由于死者的歷史地位并不是孤立的社會現(xiàn)象，它與中國思想文化的發(fā)端以及延續(xù)過程有著密切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因此，只有博古通今，探源尋流，才能把問題講透徹。蘇軾作文以胸有成竹著稱于世，每篇文章的寫法都有意順乎其內(nèi)在機制的要求，所謂大匠運斤，斧鑿無痕，這也是“自然”的一種表現(xiàn)。而論辯適于辟理，說明宜于陳事，這些蘇軾都揮灑自如，恰到好處。此外，蘇文的氣勢壯闊，和善于使用文脈貫通、富有排比意味的語言有關(guān)。如：“以通經(jīng)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又如：“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讀來覺得如江潮奔涌。

文章后半部分所說：“歐陽子沒十有余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反映出蘇軾對元豐年間王安石推行《三經(jīng)新義》和《字說》的抵牾。尊歐抑王也是蘇軾儒家道統(tǒng)觀的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