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可必乎^①？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②：“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③?！笔乐撎煺?，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④，孔顏之厄^⑤，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后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于漢周之際^⑥，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時。蓋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⑦者?！币讯渥游簢恼嗾孀诨实塾诰暗?、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⑧，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于身，責報于天，取必于數(shù)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⑨，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余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棲筠者^⑩，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yè)，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蔭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恤厥德。庶幾僥幸，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注〕?、俦兀罕厝?，必然性?！、谏臧悖捍呵飼r楚國大夫。姓公孫，封于申，故號申包胥。與伍子胥友善。子胥以父兄被害逃于吳，率吳軍破楚，申包胥到秦求救兵，哭于秦廷七日七夜，終使秦發(fā)兵救楚，打敗吳軍。后不受楚王之封而逃亡。?、邸叭吮娬邉偬臁倍洌赫Z出《史記·伍子胥列傳》?！、荃牛捍呵飸?zhàn)國之際人民起義領袖。舊時被誣稱為盜跖?！、菘最仯嚎鬃优c顏回?！、迺x國王公：指王祜?！端问贰酚袀鳌！、呷簽槌⒄诬娛伦罡唛L官的總稱。周代、兩漢名稱各有同異。宋代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不常置，無實職，作為宰相、親王、使相的加銜?！、辔簢恼褐竿蹯镒油醯！端问贰酚袀??！、彳裁艄褐竿醯┳油跛亍！端问贰酚袀??！、饫顥蓿鹤重懸?，唐趙郡人。善文章。安史之亂，肅宗駐靈武，李棲筠發(fā)兵赴難，擢殿中侍御史。代宗朝為御史大夫，有重名于世?！、灱Γ豪罴?，字弘憲。少好學，能文。仕憲宗，兩度為相。著有《元和郡縣圖志》?！、灥略＃豪畹略?，字文饒。以父蔭補校書郎。武宗時為相，執(zhí)政六年，進太尉，封衛(wèi)國公。宣宗朝遭牛黨打擊，貶潮州司馬，再貶崖州司戶，卒。

本文的主干不在銘文，而在敘文。敘文是交代作銘的原因的，這交代也只有四句話：“懿敏公之子鞏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睋?jù)《宋史·王素傳》附其子王鞏傳曰：“鞏有雋才，長于詩，從蘇軾游。軾守徐州，鞏往訪之……軾得罪，鞏亦竄賓州?！弊阋娡蹯柵c蘇軾交往之深。整篇敘文的重心則是作者有感于王鞏“好德而文，以世其家”而生發(fā)的議論。
議論的中心論點是天數(shù)有定，果報不爽，善惡之報，至于子孫。這種宿命論的觀點，實在是陳腐之極。但作者在以王鞏的曾祖父王祜、祖父王旦、父親王素這三世功德富貴為據(jù)去證成其論點時，肯定了為人臣者當建立功業(yè)，修德于身，卻也不無積極的思想意義。
文章開頭就提出上天對人的果報是否必然的問題。如果必然的話，為什么賢者往往不能富貴，仁者往往不能長壽呢？如果不存在必然的話，為什么仁者大都能夠子孫繁衍興旺呢？這一對矛盾的提出，乍看似乎不利于作者宣揚果報不爽的論點，其實恰好為其提出善惡之報至于子孫的觀點蓄勢。為解決前面的矛盾，也為闡明后面的觀點，作者就勢提出了個天“定”與“不定”的問題。作者認為，天數(shù)之“定”，必須經歷由“不定”到“定”的發(fā)展過程。當其“不定”階段，果報還不能顯現(xiàn)，因而產生了“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的現(xiàn)象，“盜跖之壽，孔顏之厄”就是例子。如果世人于此階段強求果報，就會誤認為上天茫然無知，不明善惡，不施報應；善人就會對他的行善喪失信心，惡人就會更加放膽作惡，肆無忌憚。正確的態(tài)度應該是確信天數(shù)有“定”，耐心等待，積善修德，把果報寄托到后世子孫身上。
這就為下文宣揚王鞏的曾祖父王祜種槐于庭，“取必于數(shù)十年之后”，提供了理論根據(jù)。而王祜之子王旦的仕至宰相，位極人臣，榮華富貴，也就成了證實這理論的確鑿證據(jù)。
嚴格說來，作者拿文章的第二段作為支持第一段論點的依據(jù)，并非無懈可擊。因為王祜本人以文章顯于后漢、后周之際，得到宋太祖的賞識，歷仕太祖、太宗兩朝，累任監(jiān)察御史、中書舍人、兵部侍郎等職。功名富貴，不可謂小，并不存在果報“不必”的問題。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說明他的胃口太大，對自己不曾位至“三公”不滿，所以他要種槐用以激勵子孫去博取“三公”高位。這和天之果報完全不相干。但作者卻強行把王祜打入“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時”的“賢者不必貴”、“厚施而不食其報”的行列，以“為相”作為果報的標準，其目的何在呢？
原來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真實目的是要宣揚王鞏先人的功德，并以此為王鞏去博取社會聲譽。這樣就發(fā)生了一個問題：王祜只位至兵部侍郎，其子王旦卻至宰相，王旦之子王素在朝中最高至學士，大部分時間是出任地方州郡長官，而王鞏本人，直到作者寫這篇文章時還不曾在朝廷或地方擔任顯職。如果采用記敘文體去詳細具體地如實寫出上述情況，對王祜來說，是父不如子，對王素、王鞏來說，都是子不如父，難以搞平衡。并且王祜種槐以激勵子孫是事實，三槐堂又完好無損地存在，王素、王鞏父子倆豈非有負于先人的期望！現(xiàn)在作者換了個角度，采用議論文體，把王氏世代功德納入“善惡之報，至于子孫”的理論軌道，且以“為相”作為善報的標準，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于是，王旦的為相，就成了王祜的功勞，是他修德的結果；而王素的不曾入相也沒有什么不好，將意味著天會施善報于他的子孫，“王氏之福蓋未艾也”，因而王鞏的前途、福澤也是不可限量的。好了，矛盾的各方都擺平了，對王鞏先人功德的宣揚也成功了。蘇軾作文的本領實在高明。
與敘文相比，銘文則寫得直率而動情。內容上也有所突破，以自己的“不種而獲”沐浴國恩，歸之于“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說明王氏父子的功業(yè)不僅澤及子孫，且澤及世人。這又提高了敘文的思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