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口失陷以后，保衛(wèi)漢陽成為緊急的任務。
為了統(tǒng)一指揮各省赴援民軍，同盟會、文學社的部分人員建議推黃興為湖南、湖北大都督或南方民軍總司令，共進會、立憲派和舊軍官中的部分人員則主張只用戰(zhàn)時總司令頭銜，并由黎元洪委任，以免引起內(nèi)爭，影響團結。楊王鵬、吳兆麟之間為此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后經(jīng)宋教仁調(diào)解，采取了后一種意見。
11月3日上午，在軍政府前閱馬場筑起了拜將臺，各機關長官和各部隊均列隊參加。首由黎元洪講話，次請“黃總司令”登壇，由黎元洪親授委任狀、印信和令箭，再請黃興講話，最后由黎元洪請黃興下壇巡視軍隊。這一典禮是對于漢代劉邦、韓信故事的模仿。它的主角表面上是黃興，實際則是黎元洪。經(jīng)過了這一場典禮，黎元洪已明白無疑地成為革命黨人的上級。幾天之后，黎元洪就以最高“革命元勛”的身份，通電已經(jīng)宣告獨立的各省，要求他們派人到湖北來組織臨時中央政府。接著，在上海召開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聯(lián)合會，就公認武昌為中央軍政府，以鄂軍都督執(zhí)行中央政務。黎元洪的權力和地位，進一步得到了增強和提高。
當日下午，黃興在漢陽西門外昭忠祠設立總司令部，以李書城為參謀長，楊璽章為副。日人萱野長知等十數(shù)人遠道趕來參加。
當時擔負保衛(wèi)漢陽任務的革命軍有：第一協(xié)蔣肇鑒一千多人，第四協(xié)張廷輔二千多人，第五協(xié)熊秉坤二千六百多人，第四標胡效騫一千二百多人，加上炮隊和工程隊，約一萬余人，相當于四協(xié)兵力，再加上新到的湖南援軍，總共有兩萬人以上，士氣大都極旺盛。廣大人民群眾對保衛(wèi)漢陽也極熱烈地支持。漢口失守之后，每天都有數(shù)千民工冒著清軍的炮火，不分晝夜地在襄河沿岸搶修防御工事。但是，漢陽戰(zhàn)爭并沒有馬上打起來。
漢口失陷以后，武漢的戰(zhàn)事沉寂了兩周。在這段時間內(nèi)，全國形勢已發(fā)生急劇的變化。繼湖南、陜西、江西、山西之后，上海、貴州、浙江、江蘇、廣西、福建、廣東等省又紛紛宣告獨立。10月29日，駐灤州第二十鎮(zhèn)統(tǒng)制張紹曾及混成協(xié)協(xié)統(tǒng)藍天蔚等聯(lián)名電奏“政綱十二條”,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制定憲法、組織責任內(nèi)閣、削除皇族特權，大赦國事犯等，給清政府施加壓力。同時，第六鎮(zhèn)統(tǒng)制吳祿貞(同盟會員)駐兵石家莊，準備與張紹曾配合，待機起事。北京城有處于被夾攻的嚴重威脅。
面臨滅亡的清王朝還要進行垂死掙扎。10月30日，清廷下罪己詔，承認“用人無方，施治寡術”,“民財之取已多，未辦一利民之事”。詔書表示，要和全國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1]。同日，命溥倫等速將憲法條文擬齊，交資政院討論；宣布不再以親貴充任同務大臣，開放黨禁，凡戊戌以來的政治犯，一律“赦其既往”。11月1日，奕劻皇族內(nèi)閣辭職，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為內(nèi)閣總理大臣，要他立即來京，組織完全內(nèi)閣。3日，頒布《憲法信條》十九條，承認“皇帝之權以憲法所規(guī)定者為限”。4日，命各“有亂事省份”的統(tǒng)兵大員“妥速安撫”。6日，開釋前謀刺攝政王載灃的汪精衛(wèi)等人。習慣于延宕拖拉的清政府突然加快了行政速度，幾乎一天有一個變化。
清政府的“安撫”政策實際上就是袁世凱的政策。多年的政治經(jīng)驗使袁世凱深知，單靠武力是鎮(zhèn)壓不了革命黨人的。還在10月下旬，他就起用襄陽人劉承恩，給黎元洪寫過兩封信，進行“和平”試探。11月1日，又寫了第三封信，提出清廷已下罪己之詔，決定實行立憲，要求黎元洪“務宜設法和平了結”,保證“不獨不咎既往，尚可重用，相助辦理朝政”^[2]。湖北軍政府方面討論了劉承恩的來信，一致認為，可以利用袁世凱反戈。7日，黎元洪在接見清方信使時表示：“現(xiàn)在要說和，須將皇族另置一地與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準他管我們漢人的事情?！辈⒎Q：“此時不將皇上推倒，隨便和了，將來更無法子。”^[3] 9日，黃興致函袁世凱，建議他以拿破侖、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侖、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朝食。黃興保證，只要袁做到了這一點，南北各省人民都將“拱手聽命”^[4]。11日，劉承恩、蔡廷幹攜袁世凱手書到武昌談判，黎元洪在軍政府召開全體大會討論。劉、蔡聲言，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即可息戰(zhàn)。與會諸人拒絕了這一意見。胡瑞霖稱：“吾輩之主張者在民主國體，今除民主國體不議，則此次實無可議之余地?！彼硎救缭艹姓J民主國體，有什么“請求”的話，可以“酌量情形允準”^[5]。宋教仁則建議袁世凱“轉(zhuǎn)戈北征，驅(qū)逐建虜”,說是：“我輩當敬之、愛之，將來自可被舉為大統(tǒng)領?！睍?，有人特別提醒袁世凱，不要當了內(nèi)閣總理就得意洋洋，忘了數(shù)年之前“足疾去官”時的滋味^[6]。
袁世凱和以載灃為首的清朝貴族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利用矛盾動員袁世凱“反戈”并不錯，但是，以“舉為大統(tǒng)領”作條件就錯了。黃興、宋教仁等居然忘了戊戌變法的歷史教訓，想把一個反復無常的封建軍閥捧為共和國元首，他們未免太天真，也太幼稚了。12日，黎元洪又復書袁世凱，要他“當仁不讓，見義勇為”。關于政體問題，信中說：“時至二十世紀，無論君主國、民主國、君民共主國，皆莫不有憲法，特其性質(zhì)稍有差異，然均謂之立憲。將來各省派員會議，視其程度如何，當采取何等政體，其結果自不外立憲二字，特揆諸輿情，滿清恐難參與其間耳！”^[7]這就是說，只要滿清皇帝下臺，君主立憲也未嘗不可討論。這封信原件現(xiàn)存，據(jù)筆跡判斷，可能出于湯化龍之手。它反映了漢口失陷之后黎、湯等人的動搖態(tài)度^[8]。
劉承恩、蔡廷幹的武昌之行雖然沒有任何結果，但是，他們卻摸清了革命黨人方面的全部底牌。袁世凱已于12日離開湖北前線進京。13日，蔡廷幹就帶著黎元洪的復信火急進京，向袁世凱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