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文集。四百九十六卷。清毛奇齡撰。初刊于清康熙年間。
毛奇齡，一名甡，字大可，號初晴。生于明天啟三年(1623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浙江蕭山人。明亡，曾哭學宮三日。后結識閻若璩和施閏章，并從閻若璩學。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儒科，試列二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二十五年，因病請歸，居杭州，潛心經學。“著述之富，甲于近代”(《清代七百名人傳》),除《四書改錯》外，皆匯于《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分經、文二部，經部二百三十六卷，文部二百六十卷，有些有錄無書。于易學，有《仲氏易》、《推易始末》、《河圖洛書原舛編》、《太極圖說遺議》、《易小帖》、《易韻》,能發(fā)明荀爽、虞翻、干寶、侯果諸家，旁及卦變、卦綜之法。于尚書學，有《古文尚書冤詞》、《尚書廣聽錄》,批評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力辨《古文尚書》是真書，而非偽書。于“三禮”,著有《昏禮辨正》、《廟制析中》、《大小宗通繹》、《北郊配位尊西向議》、《辨定嘉靖大禮議》、《辨定祭禮通俗譜》、《周禮問》、《明堂問》、《學校問》等，其中以為《周禮》、《儀禮》是戰(zhàn)國之書。于“四書”,著有《四書索解》、《論語稽求》、《大學證文》、《大學知本圖說》、《中庸說》、《四書賸言》等，援古據(jù)今，批評宋儒刪經、改經，特別是對朱熹提出非議，又考證較精。又有關于《春秋》、《詩經》等著述多卷。凡此種種，多能自出機杼，發(fā)為己言。
毛奇齡治學重在批判宋學，而對朱熹尤甚。以為朱熹將“格”解釋為“至”,將“物”解釋為“事”,與圣人的本意相乖離，屬于佛家禪學一類的臆想。而提出“格者，度量也”,物即指仁人、成人、行、陰陽、庶民及家、國、天下等。而格物即知本知末，及知本末關系。即“格物則量度本末?！逼渲?，又以“明德”、“修身”、“正心”、“誠意”為本，“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末。也即“誠意”為本，“事功”、“用世”為末。進而，由落實到“事功”上言，而批評宋學“薄事功”、“尚浮詞”,以為“夫知貴乎行，儒者空講理學，有知無行。”關于“事功”,又尤重“治國”,治國即治事與治人兩個方面。治事而論“約信”、“節(jié)用”、“使時”三大政，治人即“愛人”。由此，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又以為知行不是一回事，知是過程的開始，行而有得是過程的終結。
在治學的問題上，提出注經則“必籍實據(jù)”,即一方面，文字訓詁須有實據(jù)，不可憑己意杜撰。另一方面，援引的史實也須出之有據(jù)。為此而批評朱熹自立己說。又深信經學必不偽，因而注經的依據(jù)須是出自經書，即“以經解經，不以傳釋經”,故漢以來之注經都不可信，尤宋人注經更不可信。同時，又提倡以諸經為宗，而能博引諸子百家及漢后儒說為旁證，這也就是講究主次。當然，在注釋的運用時，仍須“識義理”、“識上下文”、“識字句”,如放棄義理，過于求據(jù)，也有失經義。為此，又反對宋儒的刪經和改經，若如此，則必失原來面目。在此基礎上，毛氏論證列入朱熹《周易正義》之首的“河圖”、“洛書”是道士陳摶所杜撰。而周敦頤《太極圖說》則本非儒學所屬，而是源自漢代道士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朱、周二說都源自道教，故不足為訓。等等。
文集部分有二百六十卷，主要載有文、詩、詞等類。毛奇齡的文章，博辯縱橫，與其經史文章有相似之處，常以經籍為所依傍，新意頗多。毛又好作詩，主張以“涵蘊”、“不著厓際”為本，應酬宴飲的作品很多，但內容較狹窄和貧乏。文集中還收有詩詞理論研究和批評的《詞話》、《詩話》多卷；還收有一部《蕭山縣志刊誤》。在《西河合集》中，還附有其門人徐昭華的《徐都講詩》一卷。
《西河合集》有康熙間李??等刻本。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陸體元據(jù)李塨等刊本修補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