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了幾篇關于“說”的文章。其中，或主張言行一致，或強調多做少說，或告誡人們切勿“口惠而實不至”,我覺得全然在理。由此，想到另一個側面，我也想說“說” 。
《墨子閑詁》中有這樣一則故事：
子禽問曰： “多言有益乎？”墨子曰： “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干擗，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這是關于“說”的一段很精辟的議論。意思是說，話不在說的多少，而在說的當口上，也就是有鋼要用在刃上的意思。假話、大話、空話講得愈多，危害愈烈，自然不可。但事事尊口免開，也未必是好。誰知，現(xiàn)在“少說為佳”竟成了一些人的處世哲學。君不見，有人“文件畫圈，開會溜邊”,發(fā)言只講“萬無一失” 的原則話； 有人“是非面前不開口，遇到矛盾繞開走”; 有人在歪風邪氣面前，該說的不說，該頂?shù)牟豁?，隨波逐流，樂當 “和事佬” 。此種現(xiàn)象出于我們共產(chǎn)黨內，真真怪哉！
“言為心聲” 。言，往往是行動的先導。一事當前，離開必要的說話是不行的。革命者做演說，著文章，用 “說”喚起群眾，揭露敵人，開辟世界新天地?？梢?，“說” 可以明理，可以去非，可以除惡，可以揚善，其作用可謂大矣。說和做應是知和行的統(tǒng)一。對于領導干部和宣傳工作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說”就是做。對好人好事不宣揚、不支持、不樹正氣，就是忘記了自己的職責； 對壞人壞事不批評、不抵制、不剎歪風，就是瀆于職守。
“好好先生”奉行的好人主義，是一種腐朽庸俗的作風，其“要義”是“言多必失” 。那么，怕“失” 什么呢？無非是怕說錯了丟烏紗帽，搞壞了關系丟選票，傷了和氣堵死了方便自己的“渠道” 。借用 “好好先生” 自己的話說：“堅持原則是非多，碰著硬茬麻煩多，平平穩(wěn)穩(wěn)好處多”;“不說好，不說壞，誰也不見怪” 。從這些話語中不難看出，好人主義的本質是利己主義。
在某種條件下，“好好先生” 確實能得到一些個人好處； 在某些喜歡息事寧人的人看來，他們也許還算是“好人” 。但是，對于人民，對于革命事業(yè)，其好處又在哪里呢！ 其實，“好好先生”也并非象金人那樣三緘其口。他們說與不說，說多說少，往往是以一己私利為轉移。莫看 “好好先生” 對損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泰然處之，但一遇到對己不利的事，便四處奔走，多方游說，吵吵鬧鬧，勁頭可謂足矣！ 現(xiàn)在，就有那么一股“說情風”,當組織上要對違法亂紀的人進行處理時，便有“好好先生”跑出來“說情”,他們哪里是真正奉行“少說為佳”的原則呢？
在歪風邪氣面前，真正的革命者應當敢于站出來講話。當然，敢說決不等于胡說亂說。孔夫子講： “敏于事而慎于言?！敝毖詰a(chǎn)生于對事物的敏銳觀察和縝密思考。我們主張敢說，同時也強調要講究有根據(jù)的“說”。說話要區(qū)分場合，直言要注意方法。要言之在理，合乎實際，顧及客觀效果。至于因思慮不周，說錯一句半句，也不要緊，錯了就改嘛！那種出以公心，敢于仗義執(zhí)言的人，即使有些缺點，我以為也不可與那種少說為佳、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同日而語！ 公心和私心之間判若鴻溝，是難以作比的。
講了這么多，也是一種“說”,目的在于倡導一種敢想、敢說、敢碰硬的革命精神，一種勇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yōu)良作風，一種光明磊落、襟懷坦白的高尚品德。倘若此“說”對于破除好人主義能起一點作用的話，則此愿足矣！

(1983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

賞析 這篇雜文簡短數(shù)筆勾畫出了一幅“好好先生”的形象。雜文長于運用諷刺的筆法，但諷刺的對象不同，運用的方法也便有了區(qū)別?！昂煤孟壬笔浅霈F(xiàn)于共產(chǎn)黨內的現(xiàn)象，因其貌似“與人為善，與世無爭”,頗能贏得善良本分人們的青睞，于是大有蔓延之勢。對于我們自己隊伍內部存在的這些弊端，完全應該批評，也可以諷刺，但決不能象對待敵人那樣置之死地，而應該“把投槍變成針灸醫(yī)生的銀針，刺準穴位，又酸又脹又麻，周身通泰”,使患者出一身汗，聞者引以為戒為宜。
首先，作者寥寥數(shù)語擺出了“好好先生”的癥狀： “文件畫圈，開會溜邊”;發(fā)言只講“萬無一失”的原則話； “是非面前不開口，遇到矛盾繞開走”;在歪風邪氣面前，該說的不說，該頂?shù)牟豁?，隨波逐流，樂當“和事佬”。對于這些癥狀，作者沒有鋪張，因為治病的關鍵不在這里，而在能找出病根。
接著，作者透過這些癥狀準確地挖出了“好好先生”的病根。原來“好好先生”是個兩面派，一面相信“言多必失”的信條，一面又奉行“多方游說”的政策，多說少說，一切以一己之私利為轉移，病根是利己主義在做怪。
穴位摸準之后，作者不遺余力地加以針砭。“言多必失”,怕“失”什么呢？無非是怕說錯了丟烏紗帽，搞壞了關系丟選票，傷了和氣堵死了方便自己的“渠道”。對“好好先生”的另一面，作者更加不客氣，用詞也很尖銳。文章寫道： “其實，‘好好先生’也并非象金人那樣三緘其口。他們說與不說，說多說少，往往是以一己私利為轉移，莫看 ‘好好先生’對損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泰然處之，但一遇到對己不利的事，便四處奔走，多方游說，吵吵鬧鬧，勁頭可謂足矣！”這些批評的語言，雖帶刺，但刺而不傷，痛而不怒，收到了“又酸又脹又麻”的效果。如果只是擺擺現(xiàn)象，說說危害，患者不痛不癢，豈不是白說一通。
總之，《說“說” 》這篇雜文，批評、諷刺的分寸得當，稱得上是醫(yī)生手中的解剖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