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韋君宜，女，1917年生于北京。1934年入清華大學讀書，接受馬克思主義。參加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箲?zhàn)爆發(fā)后流亡到武漢，1938年被黨派到宜昌做地下工作，成為職業(yè)革命者。1939年到延安從事青年工作，編輯《中國青年》雜志。后曾在晉西北、陜甘寧邊區(qū)等地當過教師、記者、編輯及黨校干事，做文化教育和宣傳工作。解放前夕回到《中國青年》籌備復刊，北平解放時，隨中央進城，任《中國青年》總編輯兼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53年到作家協(xié)會負責編輯《文藝學習》,1958年下放河北懷來縣任鄉(xiāng)黨委副書記，1959年在 “二七”機車廠參加編寫并出版廠史《北方的紅星》。1960年調(diào)到作家出版社任總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副社長。文革中在湖北咸寧干校勞動，1973年回北京?！八娜藥汀狈鬯楹蠡謴驮?，并當選中國作協(xié)理事，中國文聯(lián)全國委員會委員。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學生涯中，韋君宜不僅編輯出版了大量文學佳作、扶助一批文學新人走上文壇，她自己也一直孜孜不倦地進行創(chuàng)作，學生期間就曾在《大公報》和《國聞周報》上發(fā)表過小說，到延安后又分別于1941年和1946年發(fā)表了短篇小說《龍》和《三個朋友》。1955年出版雜文集《前進的腳跡》,其后不斷寫作散文雜論。1965年后曾一度輟筆，新時期勤于筆耕，出版小說集《女人集》、《老干部別傳》,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國情》,雜文集《老編輯手記》等，并有長篇小說《母與子》。中篇小說《洗禮》獲1980—1982年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
內(nèi)容概要 大躍進的年月，慣于執(zhí)行中央號召的省計委主任王輝凡將妻子劉麗文派到鄉(xiāng)下去蹲點。劉麗文在基層發(fā)現(xiàn)大煉鋼鐵、糧食放衛(wèi)星中存在種種弄虛作假和大量浪費現(xiàn)象，當她憤憤不平地向下來視察的丈夫講述這一切時，身為經(jīng)驗交流團副團長的王輝凡對此熟視無睹、見怪不怪，他信奉上級命令就是真理，并告誡劉麗文要看清大方向，劉麗文不禁大失所望。及至他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在反右運動中被整死，王輝凡仍然無動于衷，全然不似年輕搞學生運動時，為了一個素不相識的同學死在國民黨的監(jiān)獄中都哭得嗚嗚的，劉麗文無法理解昔日自己敬仰崇拜的丈夫何以變得這般冷酷無情。此后在一系列問題上，兩人思想分歧越來越大，感情也日漸疏遠。正當劉麗文處在思想感情的苦悶與孤獨中時，記者祁原出現(xiàn)在王家客廳，他向王輝凡匯報工作時流露出的對社會現(xiàn)實的清醒認識與劉麗文不謀而合，而他堅決要求報道農(nóng)村嚴重的饑餓災情、制止欺騙作風的正義和勇氣則深深地打動了劉麗文的心。共同的感受和志趣使他們越走越近，終于這一天，劉麗文勇敢地宣告自己愛上了具有“魯連蹈海義不帝秦”精神的普通記者祁原，她毅然拋棄了“首長夫人”的身分和地位，不顧重重阻攔和謾罵譏諷搬進了祁原的小屋，重建起一個痛苦與甜蜜拌和的幸福家庭。與此同時，痛苦中的王輝凡也與他并不愛的賈漪結(jié)婚。1966年文革開始，全國每一寸土地都被卷入那場史無前例的狂潮，祁原由于不愿替造反派當筆桿公然造謠，在一次采訪中忽然不明不白地死在外地，痛定之后的劉麗文對混亂的現(xiàn)實采取了一種更為理智的靜觀態(tài)度。這一天，與王輝凡所生的兒子小輝突然來報：爸爸被抓，繼母賈漪不要他們了。劉麗文急忙來到王家，見賈漪急于劃清界線，不僅小輝，連她自己所生的小明也不要了，劉麗文出于對王輝凡的同情及對“落井下石”者的鄙視，帶著一股慷慨的豪氣探視被隔離的王輝凡，為他送飯、洗衣，照看孩子、處理家務，王輝凡深為感動，在他的心底一直埋藏著對劉麗文未曾泯滅的愛情。1969年省直機關解散，劉麗文帶著小輝也被下放到王輝凡所在的干校，親眼目睹王輝凡挨批斗、受慘打的情景，劉麗文的心中覺得隱隱作痛，她雖對思想僵化、不辨是非的王輝凡不滿，但亦相信他是個好人，罪不至此。富有正義感的劉麗文決定找機會向他表示關懷和安慰，在別人異樣的眼光中，劉麗文坦然自若地將自己碗里的菜撥給王輝凡，親自幫他拆洗被褥，患難中倆人逐漸接近。言語之中劉麗文驚訝地發(fā)現(xiàn)王輝凡已不再是昔日的“好好先生”、“馴服工具”,他在真心檢查自己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以前遵照黨的意志所辦的事也成了右傾罪狀，從而對現(xiàn)實開始了自己的懷疑和思考。離別十年后的接觸，倆人都覺在人人相互猜疑、彼此揭發(fā)的干校環(huán)境中找到個可以談心的朋友，多了一點心靈的慰藉。不久，與王輝凡簽訂離婚字據(jù)后又另攀上造反派頭頭陳射洪的賈漪，由于陳射洪作為“五·一六”分子被揪出來也被下放到干校。為了洗清自己，賈漪不惜貼出大字報誣陷揭發(fā)自己先后兩個丈夫。劉麗文憤慨之余依然故我地與王輝凡保持來往，她在為王輝凡理發(fā)時發(fā)現(xiàn)他臉上、背上鞭打火烙的累累傷痕，才知道他就是那個熬刑挺住不招從而保全了十七位同志不受牽連的所謂“軍統(tǒng)特務”,心中傾流出火一樣的哀憐情感。而王輝凡卻從中進行深刻的反省：“受了刑的我，不能不想到過去我亦曾刑人——不是鞭打火烙，而是由于我一語，致人于流離傷殘之苦”,因此他對毒打過他的人并不記恨，甚至省下錢來為打過他的小胡闖買鞋和手套，與他以前的冷漠寡情形成鮮明對比，劉麗文對他的巨大變化不禁利目相看。不久，清查‘五·一六’的運動株連面愈來愈廣，對走資派們的看管倒越來越松了，和王輝凡一起被打倒的老苗等人都帶著一種報復心理注視著以前的造反派們一個個作為“階級敵人”被揪出來，王輝凡卻不計個人恩怨決然上書，反對“五·一六”擴大化，贏得多數(shù)群眾的感激和敬佩。劉麗文也為他蕩滌干凈的心靈所激動，王輝凡的同屋莫思裕、老郎等勸他們復合。正當他倆沉浸在失去又回來的愛情中時，聞悉王輝凡將回城消息的賈漪又以夫人身分出現(xiàn)，劉麗文不愿干擾別人家庭，暗將重建的愛情壓在心底。賈漪在王輝凡那兒碰了釘子后，故作親熱地來找劉麗文，神秘地告訴她祁原并沒有死。劉麗文聞訊墮入前所未有的自責中，決心一心一意等待祁原回來。后來真相大白，正是賈漪投靠的造反派逼死祁原以求偽證。王輝凡盡力安慰悲痛中的劉麗文，并為她冷靜地分析賈漪此舉的卑鄙目的。在王輝凡離開干校返城的前夕。劉麗文終于為其深情所動，答應與他復婚。送別之際，劉麗文提筆贈言： “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1979年，經(jīng)歷了一番洗禮的王輝凡榮任省委副書記，他以“臨危莫愛身”自勉，在工作中顯示出前所未有的膽略和魄力。賈漪此時搖身一變又成為省委第一把手老苗的夫人，深知前途并不平坦的劉麗文則隨時準備著給丈夫以全力的支持。
作品鑒賞 1982年，在中華民族興衰存亡的艱難步履中走過60多年風雨人生的老作家韋君宜，要提筆寫下她對社會生活的認識和思考，她將目光對準了文革那段歷史：她注視著那失去理性、狂熱與冷酷相混的慘無人道的時代，她探究著那時代中像她一樣沉浮于其間的人們。然而作者并沒有簡單地停留在展示那一幕幕滅絕人性的人間慘劇的層面，雖然她曾親眼目睹過那么多批斗、凌辱、毒打的場景。豐富的生活閱歷和作為歷史見證人所具有的透視事件內(nèi)蘊的眼光，賦予了韋君宜超越具體事件，深刻認識社會政治的能力和把握大的動蕩時代的氣魄。她以女作家少見的豪氣和筆力，真摯動情地抒寫了老干部王輝凡在幾十年歲月中所經(jīng)歷的思想變化，真實自然地展現(xiàn)了文革前后那段嚴峻的歷史。故事在主人公起伏坎坷的政治生活和悲歡離合的愛情婚姻的兩條線索的交錯中展開，作者游刃有余地將筆觸從王輝凡的個人悲劇中伸展開去，鋪涉到整個社會層面，既有大躍進年月全國上下虔誠而荒謬的“破釜沉舟大煉鋼鐵”,又有干校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里的眾生百態(tài)。作者沒有留連于舔撫傷口，描繪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們的眼淚和創(chuàng)痛，而是在深廣的社會背景中抒寫了王輝凡在文革煉獄中的靈魂搏斗，從愚忠盲從，到迷惘懷疑，終至覺醒懺悔的心路歷程，從而將人們對十年浩劫的認識從凄苦的悲嘆上升到精神的洗禮的高度，在這場民族災難中痛苦地找尋雖苦澀卻沉痛深刻的歷史教訓，以便于建設和平安寧的未來?！笆芰诵痰奈?，不能不想到過去我亦著刑人”,王輝凡的反省、死諫和新生，反映了一代老革命者在那個悲劇時代的歷史變化中所進行的思考和探求，個體的反思中包含有對國家命運和社會歷史的審視。作者由此將個人命運與民族、時代結(jié)合在一起。正如作者自己所說：“我的許多作品是一個老共產(chǎn)黨員在目前的思考，我的一切最敏銳的感受決不只是為自己個人所有……我的思索是我自己的，也是這個時代的”。(韋君宜《表現(xiàn)我的時代》)
韋君宜是帶著強烈的個人感情來寫作《洗禮》的，作品里作者常常按捺不住胸中跳蕩的激情，以敘述者的形象出現(xiàn)在人物間進行議論。敘事中作者毫不掩飾自己對王輝凡“各個階段的思想感情的褒貶，以劉麗文的愛情的去勢和得勢來作為對其行為的評判。解放前王輝凡是個熱情幫助學生的地下黨員，劉麗文愛他信賴他；文革前，王輝凡變得官僚、盲從，缺乏獨立的思想，與劉麗文心目中的黨的領導者的形象相去甚遠，劉麗文離他而去；文革中王輝凡被打倒在地，反而因此接近了群眾，靈魂經(jīng)受洗禮，煥發(fā)出自身的光彩，劉麗文對他的愛情復活。二者愛情婚姻的同→異→離→合，實際成為王輝凡思想歷程的折射，這種安排顯然飽含著作者的感情傾向。從劉麗文的角度來說，她的愛情并非指向個人欲望，而是體現(xiàn)了一種政治的選擇，本質(zhì)上劉麗文是蔑視傳統(tǒng)，大膽追求個人情感幸福的那類女性，她的愛情無視于一切世俗的地位、金錢、相貌，卻代表了各個時期人民的意志，她對性愛對象的價值判斷基于其所具有的政治品德。當王輝凡失落了這種品德時，她的愛情施于憂國憂民，具有“魯連蹈海義不帝秦”精神的祁原；當王輝凡心靈凈化以后，劉麗文的愛情開始復蘇。劉麗文追求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愛情，而這種心靈的溝通又必須建立在對國家、社會具有共同認識的基礎上。正如小說中作者的敘述“無論她自己和祁原的或是和王輝凡的愛情，都不是純男女之愛，一個現(xiàn)代中國有思想的女性不可能有別樣的愛情啊！”這種愛情必然與時代、政治相連，“我寫作不能完全不涉及政治，因為我本人就活在這種中國特有的政治生活中間”。(韋君宜《表現(xiàn)我的時代》)經(jīng)歷了新中國各個歷史階段的韋君宜，對社會生活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和評價。也正因為如此，相近的經(jīng)歷相通的感情，使韋君宜對王輝凡的把握準確而有分寸，寫來得心應手，真實自然。對劉麗文，作者則突出她富有個性，正直熱情又善于思考的特點，但在她的感情處理上不夠細膩。愛情的塑造則有臉譜化之嫌。作者還在敘述中插入大量王輝凡的日記，對于揭示展露王輝凡的內(nèi)心世界，打破時空限制，起到較好的藝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