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歷來就有不同看法。認為顏學屬于理學的，有幾種說法，現(xiàn)辨析如下：
(1)認為顏學屬于王學。這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為代表，錢林、阮元等學者祖述之。又如譚獻認為顏學略近夏峰(孫奇逢)之學，而夏峰亦宗王學。這種說法已成為傳統(tǒng)見解，現(xiàn)代不少學者也依從它。
顏元三十四歲時，其思想開始從懷疑理學向批評理學方面轉(zhuǎn)變。他批評理學雖然側(cè)重于程朱學派，但對陸王學派也不左袒。當時的理學家張伯行評論說：“今北地顏習齋出，不程朱，不陸王，其學以事功為首。”(《正誼堂文集》卷九，《論學》)乾隆年間，顏學已不傳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作者，僅披閱新采進的《四存編》,既未細加研尋，又因襲清初學界“不程朱，即陸王”的成見，見顏元誹厭程、朱頗烈，便誤以為顏元是陸、王之徒。由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后世影響甚大，所以它的這一論斷被后人視為定論。
從現(xiàn)存有關(guān)顏李學派的大量材料來看，我們認為，上述觀點是難以成立的。如顏元曾說：“王學誠有近禪，仆亦非敢黨王者?！?《習齋記余》卷六)“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不殺人耶？ 果息朱學而獨行王學，不殺人耶？”(同上)“吾鄉(xiāng)孫鐘元(奇逢)先生又以合朱、陸而成其為真孔子也，而以孔門禮、樂、射、御、書、數(shù)觀之，皆未有一焉。有其一，亦口頭文字而已矣。以孔門明德親民之道律之，皆未有似焉；有其似，亦禪宗虛局而已矣?！?《習齋記余》卷三)由此可見，顏學不同于王學，也不同于夏峰之學。晚清朱一新說：“文成(王守仁)特宗旨少異，未至如習齋之甘決藩籬。”(《佩弦齋雜存》卷上，《答某生》)指出顏學沖決理學藩籬，而王學只是宗旨少異。
(2)認為顏學是“理學別傳”。這以張之洞《輶軒語》為代表；近人也有認為顏學是“道學之繼續(xù)”的。兩者皆認為顏學未出理學范圍。
既然顏元不宗朱子，不宗陸、王，也不主張調(diào)和朱、陸，則所謂理學別傳，是怎樣的別傳呢？ 為什么顏元要反對“理學宗主”——周敦頤呢？ 朱、陸兩派盡管門戶相爭，互為水火，但都認為周敦頤承接了孔孟的道統(tǒng)。周敦頤是理學的開山祖師，同時有程顥、程頤嗣承傳衍，張載、邵雍羽翼宗盟。而顏元卻對周、程、張、邵及后世理學家，皆辭而辟之。那么，所謂“別傳”,傳自何人呢？
從思想內(nèi)容看，顏元重視“實事實物”,反對“空虛之學”,否認理學家的“道統(tǒng)”虛構(gòu)，指出理學所謂的“心傳之奧”源于佛、老。他認為“理在事中”,“理氣一致”,反對理學家“理在事上”、“理氣二本”等觀點。他重聞見，更重實踐，提出“見理于事”、“由行得知”,反對理學家重體認不重知見、重心得不務實行、以調(diào)伏身心為能事的思想。他認為“性即物則”、“舍形無性”,反對理學形性相離、形外有性的觀點。他還強調(diào)“習與性成”,主張以“動”養(yǎng)性，反對理學的先天氣稟決定論和主靜持敬的心性修養(yǎng)。他重視“當世之務”,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崇尚技藝，講求功用，反對理學家空談性命、蔑棄人欲、崇道賤藝、排斥功利的思想，等等。

顏元像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顏元對于理學的基本觀念，已經(jīng)否棄殆盡。這樣的思想如果被認為是“道學之繼續(xù)”,那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3)認為顏學屬于“唯物主義理學”。這種看法是這樣推論出來的：理學是我國特定時期哲學史斷代的統(tǒng)稱，其間的哲學家勢必也要分作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個陣營，顏元當屬于唯物主義陣營中的理學家。
這種意見所概括的理學范圍比傳統(tǒng)的理解要寬。理學是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儒學主要流派，并非當時哲學思想的“統(tǒng)稱”。在理學家圈子之外，尚有反理學、非理學的各派人物。理學是一個歷史概念，我們沿用它，就應按照它的原意來理解，最好不要隨意擴大它的范圍，否則就會引起概念混亂。
我們認為顏李學派是反理學的?！胺蠢韺W”是清初進步思想家的共同特點。當然，對于每個反理學思想家來說，應該作具體的分析，有的著重在這些問題上，有的著重在另外一些問題上批評理學。他們可能在某些方面仍然受到理學的影響。但是，我們應該從主要方面去剖析這些思想家的思想體系，看它們與理學的關(guān)系。從嚴格意義上說，顏李學與理學是兩種思想體系的對立：前者是功利之學，后者是性理之學，兩種思想體系具有不同的出發(fā)點、特征和歸宿。
顏元在三十四歲思想轉(zhuǎn)折之時，曾將朱熹、陸九淵、陳亮三家學說加以比較，其結(jié)論是：“使文達(毅)之學行，雖不免雜霸，而三代蒼生或少有幸，不幸朱、陸并行，交代興衰，遂使學術(shù)如此，世道如此?！?《習齋記余》卷六)于是他便選擇了陳亮的事功學作為思想出發(fā)點。
顏元繼承了陳亮尚“用”的思想。陳亮說：“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鳖佋M一步發(fā)揮說：“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習齋年譜》卷上)強調(diào)應用學問，并通過行動來驗證“學問”。
顏元受陳亮思想啟發(fā)，提出“習動”以針砭理學的“習靜”。他說：“看陳龍川答朱子書，至‘今之君子欲安坐以感動之’,浩漢曰：宋人好言習靜，吾以為今日正當習動耳。”(同上)他甚至把“習動”同皇帝王霸事業(yè)聯(lián)系起來，認為“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動之圣人也，皆以動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動也”(《習齋言行錄》卷下)。
在義利問題上，理學家大多承襲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觀點，反對功利主義，提倡禁欲主義。但是顏元卻繼承陳亮“義利雙行、王霸并用”的觀點，鮮明地提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
顏元青年時即有志于社會改革，李明性(李塨之父)評他“偏僻恐類王荊公”,“立朝必蹈矯激之僻”(《習齋年譜》卷上),有意規(guī)勸他。此時，顏元重視“六藝”的思想已露端倪，但由于深受理學影響，并未發(fā)展起來。當他思想轉(zhuǎn)向事功派后，便作《宋相辨》、《宋史評》,明確表示推崇王安石的學行。
顏元繼承了王安石重視《周禮》“鄉(xiāng)三物”的思想，而于“六德、六行、六藝”這“三物”中，尤重“六藝”,認為“德”、“行”要通過“藝”來體現(xiàn)，“藝精則行實，行實則德成”(《四書正誤》卷三)。
顏元熔鑄陳亮、王安石的事功思想為一體，奠定了他的功利論思想體系的格局，因而理學家張伯行做了如下的批評：“顏習齋以霸學起于北……其學以事功為首，謂身心性命非所急，雖子思《中庸》亦詆訾無所顧。嗚呼，如此人者，不用則為陳同甫，用則必為王安石?！?《正誼堂文集》卷九，《論學》)我們認為，這個評論道出了顏學的真諦。
在南宋朱熹與陳亮的“王霸義利”之辨后，由于封建統(tǒng)治者尊崇朱熹，理學大盛。其間雖有些思想家不時作幾聲“事功”的吶喊，但都淹沒在“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說教之中，義利之辨似乎已成定案。但是，社會要發(fā)展，人類要進步，五百年過去了，明清之際的“天崩地解”把重新評價“義利之辨”提上了歷史日程。顏元恰好是重提并試圖解決這一問題的思想家。他曾經(jīng)深喜陸、王，篤學程、朱，經(jīng)歷過家國變故，思想才轉(zhuǎn)向事功之學。他反戈一擊，批判理學，頗能擊中理學的要害。

王安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