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高等教育在20世紀初經歷了一個快速發(fā)展階段，30年代教育主管部門主要著眼點是鞏固、充實、提高。國民政府建立后，相繼發(fā)布《大學組織法》、《大學規(guī)程》、《專門學校組織法》、《大學研究院暫行組織規(guī)程》等，對大學、獨立學院及?？茖W校、大學研究機關的設立、組織、性質、培養(yǎng)方向等作了詳盡的規(guī)定，使大學教育有章可循，向制度化、正規(guī)化方向發(fā)展。
國民政府整頓大學教育的最顯著例子是實科教育的發(fā)展。民國以來，實科教育一直是教育主管部門提倡的對象，但由于傳統(tǒng)讀書做官觀念的影響，文法類學校一直遠遠超過實科學校。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明確規(guī)定“大學及專門教育，必須注重實用科學”^[1],將調整實科和文法科比例失衡現象作為工作重點。1931年全國?？埔陨蠈W校學生共計41677人，文科學生占近三分之二^[2],仍大大超過實科。對此，教育部一方面全力擴充實科學校，壓縮超過需要、辦理不善的文法科學校；另一方面于1934年起，對大學及獨立學院招生規(guī)定嚴格的比率，大學文、法、商、教育等學院招收新生數，不得超過理、工、醫(yī)、農科，對文科學生數嚴加限制。這些嚴厲措施很快見到效果，到1936年，實科類學生即全面超過文科，達到總數的53.3%^[3]。
發(fā)展實科教育，旨在為技術不斷進步、分工日益精密的現代社會提供各種專門人才。因此，在提高實科學生比例的同時，教育部對全國大學實行大規(guī)模的結構調整，壓縮一些重復設置的文科院系，增加理、工、醫(yī)、農類院系。清華大學市政工程系(后改為土木工程系)1928年還遭遇到被董事會裁撤的命運^[4],1932年卻在該系基礎上成立清華工學院，設立土木工程、機械工程、電機工程等三系，成為中國工程人才的重要搖籃。同濟大學的理學院，中央大學、交通大學的航空工程學系也在這一時期相繼設立。為適應社會不斷增長的對專門人才的需要，教育部增設一批?？埔陨细叩葘嵖茖W校，培養(yǎng)學有專長且具實際工作能力的專門技術人才，修業(yè)年限一般為2—4年。1934年，據教育部統(tǒng)計，國立獨立學院有上海醫(yī)學院、北洋工學院、上海商學院、廣東法科學院等，省立有河北工業(yè)學院等11所院校，私立有湘雅醫(yī)學院、焦作工學院等，總計學生9951人^[5],另有杭州藝術?？茖W校等大專學校多所，學生4765人^[6]。到1937年，全國?？埔陨蠈嵖茖W校主要有：西北農林專科學校、河南省立水利?？茖W校、四川工學院、山東省立醫(yī)學專科學校、四川農學院、湘雅醫(yī)學院、天津工商學院及上海女子醫(yī)學院等，涵蓋范圍較為廣泛。數年中，理、工、醫(yī)、農類實科學校明顯增加，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高等教育結構失衡，科學技術人才異常緊缺的狀況。
清末以來，高等教育幾經整頓，但由于缺乏統(tǒng)一的規(guī)劃與指導，各校質量參差不齊，師生素質魚龍混雜。國民政府成立后，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
首先，從制度上對各學校進行全面規(guī)范。教育主管部門頒布了一系列法令規(guī)章，在確定高等教育基本原則的同時，對影響教育質量的若干具體問題諸如教師評聘、課程設定、生員來源等方面作了規(guī)定：頒布《大學教員資格條例》,規(guī)定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評聘資格，并明確以上四種職稱僅大學教員可以使用；規(guī)定大學必修課，強調基礎知識的訓練，盡力保障、擴充學?；镜膱D書及教學設備；明令取締學校中的宗教宣傳，規(guī)定宗教團體設立的私立學校，不得以宗教科目為必修課，亦不得在課內作宗教宣傳，部分教會學校的宗教宣傳受到抑制；加強大學生入學資格審查，1937年，教育部令中央、武漢、浙江三所大學聯合招生，為全國統(tǒng)一考試招收新生作準備，以根絕各校自行招生營私舞弊的不良現象；限制濫設大學，規(guī)定大學分國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種，必須具備三個以上學院者，始得稱為大學，不符合上述條件者，為獨立學院，開辦大學、學院須經教育部核準，并須達到規(guī)定的經費限額；大學凡有三個研究所以上者，可設研究院，招收研究生，研究生在校期限原則上初為三年，后改定為兩年。1935年公布學位授予標準，分學士、碩士、博士三級，獲有碩士學位并在研究院繼續(xù)研究兩年以上，或在高校任教三年者，經審查合格均可申請授予博士學位。研究生教育尚處起步階段，清華大學自1929年起開始招收研究生，1935年在校研究生只有55人^[7],全國研究生總數也僅有數百人。
其次，嚴格對私立學校的管理，提高私立?？埔陨蠈W校教育水準。國民政府教育部對私立學校實行分別對待的獎懲制度，對辦理不善者，實行懲處以至取締，而辦理優(yōu)良者，則予以獎勵。1934年；教育部設置?？埔陨纤搅W校專門補助費項目，用于補助辦學水平較高而經費困難的私立學校，同時對成績優(yōu)良而生活困難的私立學校學生實行救助，經費最初為72萬元，1937年度增至122萬元，資助面擴大到省立學校，并為理、工、醫(yī)、農類學校的設備補充、改造提供部分資金^[8]。這些措施對刺激私立學校教學質量的提高有一定作用。
第三，增長高等教育經費。高等教育經費1928年僅有1024萬余元，1934年增至1812萬余元，到1936年底，增為2295萬余元，8年間增加1270余萬元，增長一倍以上，增速超過同期學生增長速度。其中，武漢、同濟兩大學1928年經費分別為287,036元、263,790元，1937年增至997,100元、754,000元，增幅均在3倍以上。1937年各大學經費預算居前兩名的中山大學、中央大學，年經費分別達1,936,000元、1,700,000元^[9]。更大規(guī)模的資金投入，加上社會資助的增加，對高等教育的健康、穩(wěn)步發(fā)展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
國民政府30年代鞏固、調整高等教育的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高等教育管理逐漸嚴格，教育方向漸趨實際，各類高等教育呈現一定的增長態(tài)勢，實科教育的發(fā)展尤其引人注目。然而，這一時期高等教育的發(fā)展仍存在很多問題，首先是高等教育發(fā)展速度仍顯緩慢，1931年—1936年全國高校在校學生數僅有微量增長，全國每年大學畢業(yè)生人數僅幾千人。1931年中國每萬人中大學程度者不足一人，在世界上處于十分落后地位^[10]。其次，高等教育發(fā)展的地理分布不平衡，有限的大學又形成高度集中的狀況，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及東南沿海地區(qū)，上海和北平就占了全國大學院?？倲档慕?0%,而中、西部十二個省僅有30所高等院校，僅占總數的20%左右。地理分布的不平衡，加大了各地教育文化水平的差異，進一步拉開地區(qū)間社會文化發(fā)展水平的距離。再次，教育經費較之20年代雖然有了較大增加，到位率也相對較高，但和需要相比，仍常顯不足，加之各地常?？丝劢涃M，經費問題仍是時常困擾大學教育的一個難題。1931年底，北大校長蔣夢麟曾哀嘆：“學校的致命傷在經費的積欠，教員的灰心……好多教員，真是窮得沒有飯吃。”^[11]1934年平津各院校教師聯合會致教育部書中也提到：“平津院校經費十九年度、二十年度、二十一年度共短發(fā)九個月有奇，以致各院校均向商家借款，積欠教職員之薪俸更巨?！?sup>[12]這些問題，在全國各大學中普遍存在。
30年代高等教育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tài)對高校的滲透。高等教育被強加上嚴密的政治思想灌輸，學生除接受國民黨黨義課、軍訓教育之外，還必須接受各種訓育指導，學生的自由思想和獨立判斷受到限制，人身安全也不能得到保障。當時擔任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常委的董霖寫道：“‘九一八’事變以后，學生激于愛國熱潮，大舉示威請愿。因為一時感情沖動，偶有逾越常軌，不無責難甚至反對政府的情事。不幸憲警機關認為其中必別有用心的，有時不加細察，采取逮捕的高壓手段，而且跡近專斷?！?sup>[13]“一二九”運動后，軍警大肆逮捕學生，以致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不得不出面要求當局“務取緩和處置，以免激起意外”^[14]。
在攸關教育成敗的教學質量上，這一時期雖然有了很大改進，但仍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由于沒有嚴格的入學考試制度，入學學生素質難以充分保證，不少人把大學當作做官發(fā)財的階梯，入學后對學業(yè)沒有足夠重視，學?？己艘膊粐栏瘛Ｓ纱嗽斐刹糠执髮W生素質低下，基礎知識缺乏，以致有些畢業(yè)生不知道井田制，不知道張居正^[15],把上大學當作換取文憑的手段。這些情況對高等教育的健康發(fā)展都是不利的。
留學教育屬于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國民政府成立前，留學教育管理比較松散，留學生質量沒有保證。1929年，教育部相繼頒布《發(fā)給留學證書規(guī)程》及《中央派遣留學生管理章程》,詳盡規(guī)定了留學資格，同時成立中央訓練部留學生管理委員會，加強留學教育管理。和大學教育相應，留學教育也強調以實科為主，規(guī)定“選派外國留學生，應注重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等，以應國內建設之需要”,“每次屬于理、農、工(包括建筑)、醫(yī)藥者至少應占全額十分之七”^[16]。1933年4月，教育部公布《國外留學規(guī)程》,進一步明確了留學標準，再次強調選派公費留學生應注重理、工、農、醫(yī)等科。經過整頓，留學生質量提高較快，據統(tǒng)計，1929年—1934年間，中國赴美留學生共計934人^[17],以學習時間2—4年計，略微錯后的1931年—1936年間，即有223人獲得博士學位，396人獲得碩士學位^[18],兩組數據雖然不能簡單類比，但大致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留美學生中獲高學歷者已過半數。此外，留學生所學學科比例也逐漸趨于合理，1932年，政府派遣的理工醫(yī)農類留學生共213人，僅占總數的37%,1936年即增加到526人，占總數的52.5%^[19],后來對中國科學發(fā)展貢獻卓著的科學家如周培源、趙忠堯、談家楨、錢三強、錢學森、陸學善、張宗燧、黃汲清、華羅庚、蘇步青等均是這一時期出國或完成學業(yè)回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