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袁枚

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得小倉山，山自清涼胚胎，分兩嶺而下，盡橋而止。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俗號干河沿。河未干時，清涼山為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稱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臺，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鐘山，東曰冶城，東北曰孝陵，曰雞鳴寺。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云煙之變，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

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構堂皇，繚垣牖，樹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寧，園傾且頹弛，其室為酒肆，輿臺嚾呶，禽鳥厭之不肯嫗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余惻然而悲，問其值，曰三百金，購以月俸。茨墻剪園，易檐改途。隨其高，為置江樓；隨其下，為置溪亭；隨其夾澗，為之橋；隨其湍流，為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為綴峰岫；隨其蓊郁而曠也，為設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夭閼者，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易其義。

落成嘆曰：“使吾官于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彼炱虿?，率弟香亭、甥湄君移書史居隨園。聞之蘇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則余之仕與不仕，與居茲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夫兩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勝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園，園之奇，可以見矣。

己巳三月記。

——《小倉山房文集》

〔注釋〕　嚾呶(huān náo)：喧叫不休?！?yǔ)伏：鳥孵卵。　宧窔(yí yǎo)：我國古代，室之東北隅叫宧，室之東南隅叫窔?！∝S殺：猶增減。

《隨園記》一文寫于乾隆十四年(1749)。全文突出一個“隨”字。文中寫他修葺“隨園”的結構布局時，是“隨其高，為置江樓；隨其下，為置溪亭；隨其夾澗，為之橋；隨其湍流，為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為綴峰岫；隨其蓊郁而曠也，為設宧窔?；蚍龆鹬?，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夭閼者，故仍名曰隨園。”這表明他是順應自然景物特征而建園的，他不愿大自然受到摧折、遏止。

貴在自然，是我國古代美學思想的重要方面。司空圖《詩品》談到美的風格列了廿四品，其中之一就是“自然”，他說自然美猶如“俯拾即是，著手成春”。楊廷芝說：“自然則當然而然?！痹缎掭蓦S園即取這種態(tài)度，在自然中稍一點染，即景成趣也。

隨園的“隨”字，不僅體現(xiàn)了作者的建筑美學觀，而且體現(xiàn)了他的人生態(tài)度、個性及文學觀。袁枚于乾隆四年(1739)進士及第后，外放為江南地區(qū)知縣，先后在溧水、江浦、沭陽等縣任職，最后為江寧(今南京)令。他雖然頗有吏才，有政聲，然為官非易，因主要精力是用來“為大官作奴耳”，常常“身往而心不隨，且行且慍”(《答陶觀察問乞病書》)，于是不由發(fā)出了“官苦原同受戒僧”(《署中感興》)的喟嘆。在乾隆十三年(1748)，他以其別墅隨園修葺完工為契機，終于稱病辭官，寓居園中。第二年三月寫了《隨園記》一文，以明心志。他在文中說：“余之仕與不仕，與居茲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庇终f：“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彼f到做到，“竟以一官易此園”，這表明他的人生態(tài)度也重在一個“隨”字。絕不讓仕途羈絆自己的行止，不甘于“為大官作奴”的處境，決心“復得返自然”(陶淵明語)，尋求隨意之趣。

他的“隨”，還表現(xiàn)在獨立不遷的個性上，敢于反封建禮教、反儒學，尤其反對宋儒的“存天理，滅人欲”之說，反對“以理殺人”；提出“人欲當處即是天理”的主張，要求個性自由。在個人生活上，他不顧社會上一些人的非議，敢于坦然地愛自己之所愛，恨自己之所恨，不偽飾，不矯情。在“人欲當處即是天理”的基礎上，他在文學上提出“性靈說”，主張寫詩文要說真話，抒真情，反對儒學“義理”的束縛，反對儒家傳統(tǒng)的那種“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的規(guī)定。他說：“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詩話》卷三)又說：“性情得其真，歌詩乃雍雍?！?《詩集》卷六《寄程魚門》之五)從而否定了傳統(tǒng)文學觀。故而，“隨”字，貫穿在他的人生態(tài)度、審美觀、個性等各方面，“隨”字體現(xiàn)了他反禮教、反世俗、反封建禁錮的革新精神，因而，他特別珍惜這一“隨”字，晚年寓居“隨園”，號“隨園主人”，寫《隨園詩話》，處處以隨而處之，豈不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