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拓跋氏統(tǒng)治時期，統(tǒng)治者為了修福行善，大肆建寺度僧，不借工本人力開鑿石窟。龍門石窟的開鑿即始于這時。統(tǒng)治者的提倡，佛教一度十分興盛，特別是佛寺的富麗堂皇程度令人瞪目結舌。這點從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中可見一斑。
但北魏統(tǒng)治者對內(nèi)恣意誅殺，對外頻繁征伐。暴政、戰(zhàn)亂、雜稅、繁役、天災的交相襲擾，致使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為了求生存，北魏統(tǒng)治下的百姓紛紛揭竿而起。在這些起義造反的隊伍中，也有出家僧人。究其原因，一方面與北魏天災人禍、百姓生存無保障的局面有關；另一方面，僧徒的急劇增加，壯大了寺院經(jīng)濟，同時使寺院中的特權階層得以形成，而大部分僧侶則處于受奴役的地位，因此產(chǎn)生對寺院的仇視情緒。
道武帝天興五年(402)二月，沙門張翹自號“無上王”,與丁零族的鮮于次保一同在常山(河北正定)的行唐，聚眾起義。這是見諸史籍的第一次沙門反叛。
孝文帝延興三年(473)十二月，沙門慧隱起事，但很快被誅殺。事隔不久，孝文帝太和五年(481),沙門法秀又聚眾造反。法秀以符瑞號召群眾，組織暴動。當時有蘭臺御史張求等百余人，召集百姓及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官吏，一同參加起義。后因中山王王叡之弟王亮的告密，法秀被捕。據(jù)說，官兵用馬籠頭上的鐵鎖綁著法秀，鐵鎖卻自動開了。官兵們以為法秀有極大法力，便對法秀說：“如果你還有更大的神力，刺刀應該穿不透你的肉體??！”說完，用刺刀刺向頸骨孔。據(jù)說，法秀三天后才死去。法秀起義被平定后，朝廷限制建立佛寺。
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正月，涇州(甘肅涇州縣北)和尚劉慧汪造反；永平三年二月，泰州和尚劉光秀造反，他們很快就被官軍鎮(zhèn)壓了。此外，還有延昌三年(514)十一月幽州(今北京)沙門劉僧紹自稱“凈居國明法王”,凈居國就是凈居天，乃太平理想之國。劉僧紹以“明法王”的名義組織起義，不久即被抓獲斬殺了。
在北魏諸多沙門起義中，規(guī)模最大的就是沙門法慶所組織的大乘起義。冀州沙門法慶利用法術，首先取信于渤海郡的豪族李歸伯，獲得李家的尊崇。李歸伯召集眾人擁戴法慶為盟主。法慶自號“大乘”。法慶于宣武帝延昌四年(515)聚眾造反，他的召令說，每殺一人，就是一住菩薩，殺十人就是十住菩薩，越能殺人，菩薩的品位越高。因此，他們選定的第一個要殺的人就是一位縣令。接著，他們攻占了渤?？?，殺了很多貪官污吏，一時間聲勢浩大。法慶為了激勵部下勇往直前，還調(diào)制了一種令人興奮的藥。讓服藥的人不要告訴任何人，即使父子兄弟也不能告訴。李歸伯出身于名門望族，以性情清直、廉潔公平著稱，他成了起義軍的軍師。由于當時的冀州刺史枉法亂政、濫殺無辜的僧人，法慶等人的振臂一呼，眾起響應，一時頗有聲勢。
起義中，法慶以“新佛出世，除去群魔”為號召，對寺廟大加破壞。法慶認為，寺院聚財斂物及上層僧人的特權等現(xiàn)象都該廢止。他還大膽破除了佛教的戒律，娶尼姑惠暉為妻，以“新佛”的面貌出現(xiàn)。這些對于困苦至極的僧俗大眾來說，的確有其感召力。
朝廷起初并不重視這次起義，只令地方官兵去鎮(zhèn)壓?？墒?，派去討伐的地方軍遭到慘敗。起義軍所到之處，不僅殺掉當?shù)氐墓倮襞c惡霸，還大舉破壞寺院、斬殺僧尼、焚燒佛經(jīng)、打碎佛像。
面對起義軍力量的壯大，朝廷任命皇親元遙為總指揮官，率步、騎兵十萬大軍前去鎮(zhèn)壓。法慶率部迎擊官兵。官軍畢竟裝備精良，人數(shù)眾多，法慶很快被擊敗。但官軍一時無法俘捉到法慶本人。朝廷又任命性情殘忍、綽號叫“瞎虎”的谷楷前往追討，才將法慶與惠暉捕斬，而后把首級送往京城。不久，將李歸伯在鬧市中斬首，并定李家連坐之罪。這樣，歷時三個月的起義失敗了。
北魏的僧人起義，在中國佛教史上實屬罕見。就其次數(shù)之多、人數(shù)之眾而言，也是后無來者。僧人聚眾造反，與打著宗教旗號的農(nóng)民起義有所不同。僧人起義，更多地把矛頭指向了僧侶中的特權階層，而毀寺燒經(jīng)的破壞活動，對佛教的發(fā)展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不過，我們也能發(fā)現(xiàn)其間的共同特點，即把宗教與政治緊密結合起來。為達到現(xiàn)實的政治目的，起義領導者往往利用宗教的感召力去發(fā)動、組織起義。
再說，力主慈悲為懷的佛教，生化出暴動殺人的起義，單純從邏輯上很難推演出來。一旦把出世與入世關聯(lián)起來，注意到佛教在出世的形式中所包涵的入世內(nèi)容，便可理解這其中的矛盾。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寺院也并非完全是空闊潔凈的樂土，其中也體現(xiàn)著世俗的諸多內(nèi)容，如等級次序便是一例。身為佛僧的法慶毀寺殺僧，不能簡單地解釋為法慶是叛教者，而是因為當時的寺僧浸透了世俗的不良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