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臺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臺日，酒邊嘗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fēng)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座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為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墜，桂香才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亡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在天上方才隔夜。”元卿為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橐饋贈之而歸。其后朱晦庵以庾節(jié)行部至臺，欲摭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蕊為濫，系獄月余。蕊雖備受棰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fù)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jīng)斷罪，不重科，何為受此辛苦耶？”蕊答云：“身雖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zhèn)危M可妄言以污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籍。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蕊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邱霖商卿為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蕊略不構(gòu)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fēng)塵，似被前緣誤?；浠ㄩ_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咳舻蒙交ú鍧M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焉?！兑膱灾尽芬鄧L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臺故家云。
宋代大儒、道學(xué)家朱熹氣量狹窄，心懷怨憤，挾嫌報復(fù)，欲置臺州知府唐與正于死地而奏告之。在封建大吏們的權(quán)力角逐中，無意間卻成就了一位名不見經(jīng)傳，沒有人身自由，被剝奪了尊嚴的營妓嚴蕊的千古芳名。朱熹自己的人品也隨著嚴蕊的芳名的流傳，被世代的人們品評著。
據(jù)《宋史·王淮傳》記載，左丞相王淮“素善仲友(唐與正),不喜熹”,與吏部尚書鄭丙等“相與協(xié)力攻道學(xué)”,斥責(zé)道學(xué)“假名濟偽”。又《宋史·鄭丙傳》:“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臺州，奏臺守唐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庇之。”大概小說中“指其嘗與蕊為濫”即是此事，可見小說所記是有一定根據(jù)的。
小說通過朱熹“欲摭與正之罪”,劾奏唐與正曾與營妓嚴蕊“為濫”,嚴蕊系獄臨威不屈，而終于獲釋的故事，表明了作者強烈的愛憎與鮮明的是非觀念。作者顯然是站在同情與歌頌嚴蕊的立場上的。小說的情節(jié)簡單，矛盾單一。在謀篇布局、選擇素材等方面，作者取舍有方，詳略得當。他舍棄了朱熹、唐與正之間矛盾原因的敘述，僅用一句話說明嚴蕊被系于獄的背景。而用酣暢淋漓的筆墨，生動細微地描寫了嚴蕊在獄中的災(zāi)難和斗爭。從而使主人公的形象鮮明而突出。她“系獄月余”“備受棰楚，而一語不及唐”,在“不免受杖”,“再痛杖之”,“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的嚴酷情況下，她始終不屈，其詞甚堅。至使有司“久不得其情”而無法結(jié)案。當獄吏“好言誘之”招供時，嚴蕊義正辭嚴：“身為賤妓，科亦不致死罪。然是非真?zhèn)危M可妄言以污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詞旦旦，擲地有聲。嚴蕊在無人身自由，被剝奪、被污辱、被損害的封建主義的桎梏下，以個人的反抗維護了自己的人格尊嚴，難怪其“聲價愈騰”,就連皇帝都聽說了此事。嚴蕊形象的塑造，使作品放射出人道主義的光輝。
直錄完整的詩詞歌賦于小說之中，這是中國小說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手法之一。這絕非等閑之筆，同樣起到了塑造人物和深化主題的作用。作品中錄了三首詩詞，不但表現(xiàn)了嚴蕊的“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的才思敏捷的文采，而且也為她“色藝冠一時”作了很好的注腳。每一首詞都表現(xiàn)了嚴蕊細膩而昂揚的情思，成為其人品和性情的寫照。且看其詞：“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睂τ谑劳馓以吹南蛲憩F(xiàn)了她對現(xiàn)實生活的思考。對不為五斗米折腰，鄙視權(quán)貴，耿介不阿的高士陶淵明的作品信手拈來，巧加點染，可見陶淵明對女主人公的熏陶是何等刻骨銘心。這為她后來的辨識真?zhèn)危涟恫磺?，作了情?jié)的鋪墊和情緒的準備。伏筆巧妙，不易覺察?！儿o橋仙》中“人間剛道隔年期，在天上方才隔夜”之句，則通過七夕的抒情，表現(xiàn)了嚴蕊對美好生活的憧憬，透過字里行間，也感受到詞作者的哀怨與心靈深處的躁動。當奉命作詞自陳時，她滿懷悲切，一往情深：“不是愛風(fēng)塵，似被前緣誤”,“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去”絕非自甘淪落，耽于風(fēng)塵，而自有純真品性與美好向往。這為刻畫人物的性格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小說筆調(diào)委婉，感情色彩濃郁，不象有的筆記小說那樣，敘述冷靜，筆法峻峭。通篇充盈著作者對故事主人公的褒揚之情。特別是三首詩詞的運用，清麗婉約的風(fēng)格，更加強了作品的抒情意味。“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主人公滔滔的悲憤和哀怨撞擊著讀者心頭，似聽到她的高聲控訴，似看到她憔悴的面龐里透出的剛毅不屈的神色。
作品的最后：“《夷堅志》亦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臺故家云。”寥寥數(shù)語，初看似冷峻，卻道出了作者對《夷堅志》“不能詳”的遺憾。表明了作者此篇正是為了對嚴蕊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而他對朱熹的態(tài)度也自在不言之中了。
明代小說家凌蒙初根據(jù)這個故事寫成白話小說，收在《二刻拍案驚奇》中，回目是《硬勘案大儒爭閑氣，甘受刑俠女著芳名》。褒貶明顯，表明了后人對這位“俠女”的贊揚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