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物最易動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是故老師鉅儒^②，坐皋比^③而講學， 不如里巷歌謠之感人深也；官府教令^④，張布于通衢^⑤， 不如院本平話^⑥之移人速也。君子觀于此， 可以得化民成俗之道矣。《管子》^⑦曰： “論卑易行?！贝松彺逵嗑杂袆裆齐s劇之作也。

今之雜劇，古之優(yōu)^⑧也。《左傳》有觀優(yōu)魚里^⑨之事， 《樂記》有優(yōu)侏儒之語^⑩， 其從來遠矣。弄參軍⁽¹¹⁾之戲，始于漢和帝；梨園子弟⁽¹²⁾，始于唐明皇；他如《踏謠娘》、《蘇中郎》⁽¹³⁾之類，無非今戲劇之權(quán)輿⁽¹⁴⁾。而唐咸通⁽¹⁵⁾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弄假婦人為戲， 見于段安節(jié)《樂府雜錄》⁽¹⁶⁾， 則俳優(yōu)不已， 至于淫媟， 亦勢使然乎？夫床第之言不逾閾⁽¹⁷⁾，而今人每喜于賓朋高舍，衣冠盛集，演諸淫褻之戲， 是猶伯有之賦“鶉之賁賁”也⁽¹⁸⁾。

余子既深惡此習，毅然以放淫辭⁽¹⁹⁾自任， 而又思因勢利導， 即戲劇之中， 寓勸善之意。爰搜集近事，被之新聲，所著凡二十種，梓而行之⁽²⁰⁾， 問序于余。余受而讀之， 曰：是可以代道人之鐸⁽²¹⁾矣?！稑酚洝吩唬?“人不能無樂， 樂不能無形， 形而不為道， 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 故制雅頌之聲以導之，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 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狈蛑蒲彭炛曇缘乐\善矣， 而魏文侯曰：“吾聽古樂則唯恐臥， 聽鄭、衛(wèi)之音， 則不知倦?！笔侨饲榻詤捁艠范侧?、衛(wèi)也。今以鄭、衛(wèi)之音節(jié)，而寓古樂之意， 《記》所謂“其感人深， 其移風易俗易”者，必于此乎在矣。余愿世之君子， 有世道之責者，廣為傳播，使之通行于天下，誰謂周郎顧曲⁽²²⁾之場，非即生公說法⁽²³⁾之地乎！

(光緒二十五年重刊《春在堂全書》本《春在堂雜文》續(xù)編三)

注釋 ①余蓮村——余治號蓮村。無錫人，后遷至蘇州。著有《庶幾堂今樂》40種，傳至今者有28種。②鉅儒——有學問的人。③皋比——虎皮。④教令——官府的政令。⑤通衢——四面暢通的交通要道。⑥院本平話——泛指戲劇、小說。⑦《管子》——相傳春秋時齊國管仲所作，實為后人偽托，共24卷，內(nèi)容極為豐富。⑧優(yōu)——俳優(yōu)，古代以樂舞戲謔為業(yè)的藝人的統(tǒng)稱。⑨觀優(yōu)魚里——魚里，春秋時齊國地名?！蹲髠鳌は骞四辍罚骸皯c氏以其甲環(huán)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yōu)。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yōu)，至于魚里?！?⑩“《樂記》”句——《樂記》，《禮記》篇名，論述音樂的本原、樂和禮的關系，強調(diào)音樂的教化作用。優(yōu)侏儒， 以侏儒為優(yōu)。⑾弄參軍——即參軍戲，唐宋流行的一種表演形式，主要由參軍、蒼鶻兩個角色作滑稽表演。宋時也稱為雜劇。⑿梨園子弟——唐玄宗時稱歌舞藝人為“梨園弟子”，后泛指戲劇藝人。⒀《踏謠娘》、《蘇中郎》——《踏謠娘》，南北朝樂舞節(jié)目?！短K中郎》，唐代樂舞節(jié)目。一說二者實為同一劇目。(14)權(quán)輿——起始，開始。(15)咸通——唐懿宗年號(860—873 )。⒃《樂府雜錄》——筆記，唐朝議大夫、國子司業(yè)段安節(jié)撰，又名《琵琶錄》，對研究唐代音樂、舞蹈、戲曲等有較高的參考價值。⒄閾——門檻，這里指家門。⒅“是猶”句——伯有，春秋末鄭國卿士，《鶉之賁賁》， 《詩經(jīng)》中的篇名， 《毛詩小序》謂“刺衛(wèi)宣姜也”。⒆淫辭——猥褻的言辭，這里指一切不合儒道之言。(20)梓而行之——印刷、傳布。(21)遒人之鐸——遒人，古代的宣令官。鐸，古代樂器，是大鈴的一種。(22)周郎顧曲——典出《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形容人對音樂精通。(23)生公說法——晉高僧竺道生，時稱生公。住廬山7年，鉆研群經(jīng)。其時《涅槃經(jīng)》前數(shù)卷剛傳至中國，生公剖釋經(jīng)理，立闡提成佛之義，時人斥為邪說。于是入平江虎丘山，豎石為徒，講《涅槃經(jīng)》，說到妙處，石皆點頭。這里喻指戲曲感人極深。

賞析 戲曲藝術(shù)經(jīng)歷于元、明兩代之盛，及于清末，余風猶勁。各種地方戲風起云涌，爭奇斗妍，以嶄新的藝術(shù)技法激活了戲曲文學的新生命。市井百姓嗜其通俗易懂、娛心悅性，紛然趨之。那空前高漲的藝術(shù)熱情啟發(fā)了部分士大夫文人，解凍了他們視戲曲藝術(shù)為俚俗之舉的愚頑之見，開始受而用之，因勢利導，在喜聞樂見的新形式中寄寓道德倫理說教，以達其社會教化之目的。余蓮村所作勸善雜劇即含此良苦用心。俞樾深同此舉，欣然為之作序，旁征博引，比古論今，為余氏的新瓶裝舊酒之舉作了充分的理論闡述，肯定了其雜劇矯風易俗的社會意義。

序文論理嚴密，不為華辭，于平實之筆寓透辟之理，顯示了經(jīng)學家不凡的論辯功力。作者落筆先從戲曲的社會效果談起， “最易動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作為一種大眾藝術(shù)形式，戲曲“感人之深”、“移人之速”，非正統(tǒng)經(jīng)學、官府教令可比。余君正是有感于此，始有勸善雜劇之作。俞氏以現(xiàn)實的藝術(shù)效果為基點，借常情常理公然肯定了戲曲文學的社會地位， 為余氏之舉找到了充足的理論依據(jù)。接下去，序文筆鋒陡轉(zhuǎn)，追古論今，嘆人心之不古，斥時劇之邪弊，為余氏之舉張本鋪墊。余君“深惡此習，毅然以放淫辭自任”，作勸善雜劇，力挽劫運，欲導亂以治，在作者看來， 乃為志士英明之舉。故而欣然應約，且盛贊其舉“可以代遒人之鐸”。這樣就從現(xiàn)實需要的層面上論證了余氏之舉乃勢在必行，為其找到了可靠的現(xiàn)實根據(jù)。篇末，作者以古樂之聲與鄭衛(wèi)之音相類比，引經(jīng)據(jù)典卻反古人之意而用之，得出“是人情皆厭古樂而喜鄭、衛(wèi)”這樣的悖于經(jīng)典的結(jié)論。今之勸善雜劇，一如借鄭衛(wèi)之形達古樂之用，必將產(chǎn)生“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的社會效果。作為一代經(jīng)學大師，俞氏不泥于經(jīng)，隨時趨勢，可謂通達。

和視戲曲為不登大雅之堂之作，甚至要求起而禁之的頑固派不同，俞、余二氏都能順潮流之勢，正視戲曲藝術(shù)非同凡響的社會效應，并力倡為我所用，這無疑展示了其進步、通達的一面。然而作為封建道德觀念的忠實守護者，其所用則無非是借戲曲之體，還禮教之魂，滅百姓銳氣，馴一世順民，所謂“勸善”，意在于此。而他們所深惡痛絕、決意放之的“淫辭”，則是一些諸如《水滸傳》、《西廂記》之類的悅時人之耳目，振群民之精神的思想、藝術(shù)并茂的佳作。在這一點上，他們逆時勢而動，抱古訓而不知變，顯示出落伍者的可笑與頑固。

世風之變，時勢使然，以區(qū)區(qū)數(shù)十種雜劇校之，恐力所難及。我們且不推測這二位老先生的螳臂擋車之舉能產(chǎn)生多大的社會效力，單就此序而言，其征古證今，極盡辯言，談情論理，俱足圓滿，那細致縝密、平淡暢達的文風，向我們展示了一代經(jīng)學大師的大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