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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文 | 加強援朝獨立的力度 |
| 釋義 | 加強援朝獨立的力度朝鮮獨立的法律地位問題雖經開羅會議原則確定,但由于開羅宣言中有英國加入的“適當時機”的限制,該問題在戰(zhàn)爭后期成為大國出于私利而玩弄政治陰謀的熱點問題。 英國政府的戰(zhàn)后遠東戰(zhàn)略,以重新恢復戰(zhàn)前的舊殖民統(tǒng)治秩序為最高原則。為了維持其在印度、緬甸、馬來亞等地的宗主國地位,反對朝鮮以及一切東方民族主義運動的擴大,更不希望由中國來扮演亞洲民族解放領袖的角色,因此,從本質上是反對朝鮮盡早獨立的。它與美國一拍即合,成為國際托管朝鮮主張的主要支持者。 美國雖在開羅會議上支持確立戰(zhàn)后朝鮮獨立的原則,但對于何時給朝鮮以獨立,態(tài)度一直模糊不清。美國政府早期通知中國拒絕承認韓國臨時政府的理由是等待英國諒解后,與印度獨立問題一并解決,顯然是對英國殖民主義立場的姑息;但是在開羅會議后,又引入蘇聯(lián)對日參戰(zhàn)問題,擔心立即承認韓國臨時政府,會觸犯希冀在朝鮮獲取權益的蘇聯(lián),在未獲蘇聯(lián)表示意見之前,不敢對朝鮮獨立問題有所決定。于是,便以朝鮮人“未經訓練”,“缺少自己治理政事經驗”為由,主張戰(zhàn)后由國際托管朝鮮。 蘇聯(lián)在十月革命后便在旅蘇朝僑中積極發(fā)展共產黨組織。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又扶助朝鮮共產黨人領導的武裝在中國東北和西伯利亞從事抗日斗爭,逐步壯大力量,以便戰(zhàn)后在朝鮮建立共產主義政權。因此,蘇聯(lián)在德黑蘭會議上贊成開羅會議確定的戰(zhàn)后給予朝鮮獨立的原則,對于是否將朝鮮交付托管,沒有表示十分明確的態(tài)度,將其注意力集中于爭取對日參戰(zhàn)后對于朝鮮的軍事占領[1]。 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社會,陰謀四出的大國政治,國民政府堅持戰(zhàn)后朝鮮立即獨立及承認韓國臨時政府的原則立場,并為此與美、英等國一再進行交涉。1944年9月,美、英政府先后向中國國民政府提出內容相同的《研究韓國問題草案》,建議在盟軍軍事占領朝鮮本土后,成立臨時國際監(jiān)督機構。月底,美國國務院在征得蘇、英同意后通知中國國民政府,美國的對朝鮮政策主張戰(zhàn)后先設美、英、蘇、中四強國際托管組織[2]。這一主張與國民政府的對朝政策意圖是背道而馳的。10月27日,蔣介石致電正在美、英活動的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表示雖可與美、英共同交換意見,但絕不改變我國扶助朝鮮早日獨立的一貫政策,更不同意戰(zhàn)后國際共管朝鮮[3]。國民政府外交部除派員在重慶與美、英駐華使館人員多次協(xié)商外,又指派亞東司長楊云竹直接與美國國務院當局多次研商朝鮮獨立的途徑問題,但未獲結果[4]。 1945年1月,中國代表團又奉命利用在美國舉行的太平洋學會第九屆年會提供的講壇,大力宣傳中國主張,并就朝鮮托管問題與美、英等國代表辯論。美、英代表認為,朝鮮業(yè)已亡國多年,缺乏足夠的行政管理干部,一時無法建立有效的政府,而且朝鮮人不能團結合作,短時間難以建立獨立國家,主張由同盟國托管五年。中國代表反駁說,托管朝鮮是將朝鮮由日本一國統(tǒng)治改為數(shù)強國統(tǒng)治,違反同盟國共同作戰(zhàn)目標以及《開羅宣言》確定的朝鮮戰(zhàn)后獨立的精神;朝鮮人的不團結,是帝國主義統(tǒng)治者挑撥離間的結果;認為朝鮮沒有行政管理干部,是對朝鮮人才智慧的侮辱;主張戰(zhàn)后立即給予朝鮮獨立,而不經過托管階段[5]。 同年初,中、美、英、蘇四國決定在美國舊金山舉行聯(lián)合國創(chuàng)立會議。中國政府采取各種措施大力支持韓國臨時政府代表參加會議。4月3日,蔣介石著令外交部就此事向美國政府提出建議,令財政部比照中國外交人員待遇,撥出15,345美元,作為韓國臨時政府赴美代表之來往旅費及制服費[6]。然而,美國政府卻連會議觀察員身份也不愿給予韓國臨時政府,美國駐華大使館奉命故意拖延赴美韓國代表團成員的入境簽證,以俟會議將結束時,再準他們入境[7]。而舊金山會議秘書長、美國代表希斯則正式通知已在美國的李承晚等人,拒絕朝鮮人以任何方式列席會議[8]。 1944年6月,韓國臨時政府在爭取國際承認無望的情況下,曾要求中國國民政府單獨承認,深獲中國朝野同情。7月10日,蔣介石指示吳鐵城會同外交部長宋子文,“迅即核議首與承認或先與事實承認”的可行性[9],但外交部經鄭重考慮后認為:“開羅會議以后,我國對于承認韓國臨時政府問題,僅應與美、英兩國采取一致行動,而目前對此問題仍有兩點顧慮之處,一為韓國臨時政府能否真正代表朝鮮內部人民意思,英、美兩國對此尚不無疑慮,且開羅會議公報所稱,在‘適當時機’承認一節(jié),系指將來承認朝鮮之獨立而言,至是否于最近承認在渝之韓國臨時政府實系另一問題,英、美兩國或將認為時機尚未成熟,而不愿有所決定。二為蘇聯(lián)之態(tài)度,查蘇聯(lián)未參加開羅會議,對韓國獨立一事未作任何表示,在蘇聯(lián)未參加太平洋戰(zhàn)爭之今日,中、美、英三國如承認韓國臨時政府,恐易啟蘇聯(lián)之誤會,度美、英也必顧慮及此,我國鑒于目前對蘇聯(lián)關系,似有審慎必要。”在美、英、蘇三國壓力下,中國國民政府不得已決定暫緩外交承認,以待適當時機[10]。 抗日戰(zhàn)爭后期,國民政府還積極支持韓國臨時政府組建反日地下軍。早在開羅會議后,蔣介石就指出:為了加強朝鮮獨立運動,應設法使韓國臨時政府將其反日工作推進于朝鮮境內[11]。1945年3月,中國方面在得知日本有可能放棄本土而在朝鮮與中國東北進行大陸決戰(zhàn)的情報后,更感到在朝鮮組建地下軍,利用本土人民高昂的反日情緒,發(fā)動反日暴動,對于配合同盟國軍隊登陸作戰(zhàn)的重要[12]。稍后,當中美空軍作戰(zhàn)能力伸展至朝鮮境內時,中國方面又極力希望能在朝鮮國內組織地下軍,從事救護盟國空軍失事人員的工作[13]。在國民政府當局的極力鼓勵和支持下,韓國臨時政府擬定了“軍事計劃書”,計劃選派若干光復軍干部進入朝鮮內地,喚起原有之愛國組織,組成地下軍,配合盟軍登陸。其具體方案是:“設其秘密指揮部于京城,設分部于龍山、平壤、羅南、大丘等敵兵所在地,并廣設細胞于各要地,組織被征入伍之韓軍,軟化敵之軍事組織,吸收敵軍中之韓人愛國分子。并將基本隊伍隱蔽于江原道山地,俟光復軍、東北義勇軍或海上韓軍攻勢接近韓土時,起而破壞敵之交通路線,進而占領京城,隔絕敵軍南北交通,與友軍協(xié)力,將敵人殲滅之。”[14]但正當中朝雙方積極籌劃之時,戰(zhàn)爭已告結束,該計劃停止執(zhí)行。 對于戰(zhàn)爭結束后盟軍占領朝鮮期間如何扶助朝鮮獨立問題,最高國防委員會會同軍事委員會擬定了《扶助韓國獨立方案》,內分擬提出方案和最后磋商讓步辦法,后者的主要內容是: 2.對日軍事結束后,為維持韓國治安起見,對韓國境內若干重要據(jù)點必須加以占領,直至正式承認韓國政府之時為止; 3.正式承認韓國政府以后,應由中美英三國同時實行臨時國際協(xié)助制度,中美英三國對于上項之正式承認,應互相協(xié)商,并采取一致步驟,如蘇聯(lián)愿意參加,應歡迎其參加; 4.正式承認韓國獨立以后,應使韓國立即加入國際和平組織,韓國取得會員國資格,其獨立地位亦可獲得一種國際保障; 5.關于國際協(xié)助制度之具體辦法應由中美英諸國商議負責執(zhí)行(俟遠東顧問委員會成立后,我國可將其提交該委員會共同研討); 6.此項國際協(xié)助制度,經參加諸國多數(shù)同意,可隨時予以廢止,但其有效期間應以不超過三年為度。[15] 該文件體現(xiàn)了中國官方盡力使朝鮮盡早獨立的意愿,但時勢的發(fā)展卻使中國對于朝鮮半島問題的發(fā)言權越來越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美、蘇成立秘密協(xié)定,決定以三八線為界由兩國軍隊軍事占領朝鮮半島。8月8日蘇聯(lián)政府對日宣戰(zhàn),蘇聯(lián)紅軍及朝鮮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進入了朝鮮北部,美國軍隊也準備在朝鮮南部登陸。美國遠東方面軍麥克阿瑟統(tǒng)帥正式向日本大本營下達了駐朝鮮日軍應以三八線為界分別向蘇軍和美軍投降的命令,并經駐華美軍總司令、中國戰(zhàn)區(qū)參謀長魏德邁將軍以備忘錄形式通知中國戰(zhàn)區(qū)最高統(tǒng)帥蔣介石。很顯然,在美英蘇三大國眼中,中國國民政府對于朝鮮問題的決定已不再是參與者,而僅是決定后的被通知者。 在如此險惡的國際環(huán)境之下,國民政府為了繼續(xù)貫徹既定的援朝方針仍作了不少努力。8月24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發(fā)表了“完成民族主義維持國際和平”的演講,嚴正表示:中國之反抗日本,“不僅為中國自身自由平等而奮斗,也且為高麗的解放獨立而奮斗,今日以后,我們更須本于同樣的宗旨,與一切有關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獨立平等的原則,永遠保障他們應該獲得的地位”[16],說明中國援助朝鮮獨立政策的堅定性。同日,當中國方面接到韓國臨時政府請求中國建議同盟國立即承認該政府的備忘錄后,明知困難重重,仍立即決定由外交部與美國駐華大使館正面洽商,表明中國認為此時已為同盟國承認韓國臨時政府的“適當時機”,為實現(xiàn)韓國臨時政府這一愿望而做最后的努力。但是這個意見遭到美方拒絕,美國駐華大使館在復照中稱:“美國政府對于韓國國外任何政治團體,皆不擬絕對協(xié)助”,美國政府還正式通知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美國已和英國、蘇聯(lián)達成協(xié)議,原則上準備將韓國交由四強先行托管,俟詳細辦法擬定后,再與中國會商,至于在朝鮮成立臨時政府一事,當在國際托管組織商訂后再行考慮[17]。至于朝鮮臨時政府則堅持必須解散,其領導人員以個人身份歸國。 至此,爭取國際社會承認韓國臨時政府的一切希望全部破滅。國民政府當局只得退而在美國政策許可的范圍內,設法盡早將在中國的韓國臨時政府人員送回國內,以便發(fā)揮他們自身在國內民眾中的號召力,為戰(zhàn)后朝鮮獨立地位的實現(xiàn)而努力。中國國民政府曾應韓國臨時政府的請求,在接受駐華日軍投降時,對于日軍中的朝籍士兵給以特別優(yōu)待,將他們移交給韓國光復軍加以訓練,企圖以此作為韓國臨時政府歸國時的基本隊伍[18]。韓國臨時政府曾派遣一批干部,收編了為數(shù)約5萬人的朝籍士兵,分別集中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廣州等地,進行訓練。但這支隊伍同樣不為美國政府承認,美國軍方堅持此等人員必須先行解散后方準入境[19]。結果這些人員只得列入韓籍日軍戰(zhàn)俘行列,乘船遣返朝鮮。 國民政府當局于萬般無奈之中,只能在經濟上給予韓國反日獨立運動諸領袖一些幫助,以利于他們歸國后的政治活動。9月,蔣介石批準借給韓國臨時政府金九等人10億元法幣和20萬美元,并由中國方面出面代他們向美國軍方借用飛機。11月12日、13日,在金九答應解散韓國臨時政府后,美國軍方派遣二架飛機,運送金九一行到上海,并于23日返回朝鮮本土,從而結束了韓國臨時政府在中國流亡二十七年的歷史。中國國民政府扶植韓國臨時政府成為戰(zhàn)后正統(tǒng)政府的政策也以失敗告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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